新左派的“理想国”
王有时和胡鞍钢合伙谈国力，主张中国要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也就是加强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有时与崔之元搭档议民主，推崇毛泽东式的“大民主”。他们所谈的大民主，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第二，建立在共产党一党执政基础上，即所谓“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崔之元语）；第三，是直接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不知是由于理想冲突，还是出于利益考虑，这位在美国受教的高材生在回答杨支柱的问题时，居然说，“我对美国一点好感没有，因为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国家。”他似乎对美国有深仇大恨。他在美国想必有过某种被专制强暴的痛苦经历，其痛苦程度应当超过中共老干部在文革中经历过的。
杨支柱在文章里批评了王绍光先生的反代议制民主的观点，但杨并没有指出，现代民主制的精髓是权力制衡。没有制衡，无论什么形式的权力都会变成暴政：有暴君的暴政，有暴民的暴政，也有寡头的暴政。崔先生和王先生心目中的理想国－－文革时期的中国，其实是暴君暴政在上，暴民暴政在下，上下合暴的人间地狱。在下痴长了几岁，不幸在那个“理想国”里度过童年，但不是金色的，而是血色的。我闻到过我的小学老师的尸臭味，她受不了造反派的虐待，在炎热的夏天上吊自杀后多日才被人闻到。
单少杰的春秋笔
读新左派诸君的作品越多，我便越钦佩我的挚友单少杰教授。在90年代初毛泽东突然变成一种思想时髦时，他就预感到处于潜伏状态的政治热病病毒还在许多中国人体内。从那时起，他卧薪尝胆近10年，写出巨著《毛泽东执政春秋》，对毛泽东进行历史和道德的审判，以及精神和思想的清理。他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毛泽东政权的“暴兴”和“速衰”问题。在单先生看来，毛政权之所以速衰，主要原因是它很少受到内外政治力量的制约。外部政治力量有两种，一是体制外的“反对派组织”，二是“联合政府中的各个小兄弟党团”。内部制约是指，一，对执政党中的普通党员的制约；二，对执政党中的领导干部的制约；三，对执政党中的最高领袖的制约。单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这些制约力量都形不成对毛及其政权的有效制约，其本人和政权迅速走向衰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知道，政权和政体不是一回事。单先生是将毛政权当作一个王朝来研究的，他的问题是，即使毛政权是一个王朝，为什么它也如此短命。他不是在现代民主制的意义上讨论毛政体的。在现代民主政治框架内，更重要的是政体的寿命，而不是政权的寿命。政权的寿命是一个任期问题，政体的寿命则是一个制度的生命力问题。君主制下政权的寿命和政体的寿命是一致的，民主制下二者在某种情况下则是矛盾的：如果一个民选上台的政权想延续自己的寿命，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果它赖以上台的民主政体的性命，象希特勒做过的那样，变民选任期制为无限期僭主制。
联邦制的制约力
防止民主政体夭折的是另外一套制约体系。首先是经济对政治的制约，即市场对官场的制约，其作用是防止政治权力对经济过程的直接支配，釜底抽薪地切断政治权力膨胀的资源条件，这一点是新左派始终没有或根本不愿弄明白的；其次是舆论对政治和经济两种权力的制约；第三，是人权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这是从权力来源上的根本制约；第四是政党对政党的制约，崔之元的“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想取消的就是这项制约；第五是政府之间的制约。
政府之间的制约有横向制约和纵向制约之分。横向制约便是众所周知的三权分立，纵向制约则是联邦制度。当代所有的民主国家都采用政府的横向制约体制，但只有比较大的国家才采用纵向制约体制即联邦制度。这是因为国家越大，中央集权化的动力便越大，大国要承担更多的国内外义务，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中央集权是动员资源最有效的体制。但如果中央集权到达一定程度，民主政体就会名存实亡，就会蜕变为暴君政治，或暴民政治，或暴君加暴民政治，象希特勒的党卫军政治和毛泽东的红卫兵政治。在这种政治下，其它一切对权力的制约措施都会象弱不禁风的芦苇，被暴政的狂风摧毁。
因此，那些不幸通过国家分裂代价而走上现代民主道路的大国，象印度和俄国，一般都会亡羊补牢，赶紧设立联邦制度。这样做，一是要分解联邦政府的国内职能，减缓其资源动员冲动；二是防止爬上中央政府首脑宝座的野心家权欲膨胀，通过中央集权，把个人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把地方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再把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俄罗斯的新创制？
不幸的是，这个过程似乎正在俄罗斯展开。俄总统普京以“巩固执政根基，确保政令畅通”为名，正在破坏俄国的联邦体系。他上台以来，将建立国家垂直权力体系作为巩固政权的首要手段，把全国划分为七个行政区，并向各区委派了自己的全权代表。这是在联邦制之上叠加总督制，到底是一种创制，还是倒退，现在还难下结论。随后，他部分改组政府强力部门，亲总统力量把持了国防部、紧急状态部、联邦安全会议等重要职能部门。随后，他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侵蚀政党政治。在他的授意下，亲总统的全俄罗斯“团结和祖国”党去年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成立大会，该党目前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并控制了议会。
俄罗斯能否重新回到过去的沙皇时代或进入新集权时代，关键是看普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俄国的联邦体制。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主化前，联邦制是防止民主洪水泛滥的水利工程；在民主化后，它是防止民主化倒退的履带。如果这条履带上的防滑倒齿被打掉，民主的倒退便难以避免。
(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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