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菜上桌後,大家這才打開話匣。(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前不久到歐洲旅行,其中一站是柏林。老友兼「六四」難友兼酒友,現在在歐洲大紅大紫的廖亦武,早早就約好了去他家喝酒;一次還不夠,要求隔天再去,理由也很具誘惑力:荷塔.慕勒(Herta Muller,1953-)要見我。
荷塔.慕勒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老廖的好朋友。她跟我們這些中國的流亡者有兩點惺惺相惜的地方:第一,她本人原來在羅馬尼亞,曾經有過被共產黨迫害的經歷,對於共產極權深惡痛絕;第二,她的寫作圍繞著流離失所者進行,寫他們的記憶,他們的處境和他們的內心世界。
而流亡者,就是最典型的流離失所者。這大概是她跟老廖一見如故感情格外深厚的原因,也是有興趣跟我見面的原因吧。
那天晚上我到了老廖家沒多久,荷塔.慕勒準時到達。一個身材嬌小的女性,但眼神透出銳利的光。她英文不是很好,我則是一句德文也不會,所以老廖專門請了一位中國來的同步口譯的朋友來幫助溝通,但那位朋友還沒到,而老廖自己滿頭大汗地在廚房裡炒菜,於是語言不通的我們兩個,只好把目光轉向同一個目標――老廖的小女兒安娜。
安娜兼具德語和中文能力,但是忙著玩自己的遊戲,懶得幫我們翻譯,荷塔.慕勒和我就分別跟安娜聊天,氣氛有點尷尬。好在不久後翻譯到了,老廖辣死人不償命的川菜也上桌了,斟滿紅酒,大家這才打開了話匣。
因為老廖的關係,荷塔.慕勒對中國的情況相當了解,而且也非常關心。她的出發點完全是人權和民主理念,曾經因為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公開批評諾獎委員會,因為莫言的那一番關於支持中國政府言論審查的話令她很不爽。我們的聊天就從中國的話題開始。
我說了這次歐洲行的感想,就是中共借助金錢開路在歐洲深具影響力,這令我相當擔憂。我知道你不能要求歐洲國家的政府堅持正義――堅持正義似乎從來就不是政客的首要考慮,所以我問荷塔.慕勒:為什麼當初北約軍事介入前南斯拉夫的內戰的時候,包括哈伯馬斯在內的歐洲一些頂尖的知識分子紛紛公開表態,並且熱烈辯論,在社會上也產生很大影響;而現在面對經濟崛起的中國對於歐洲傳統價值觀的挑戰,且很少見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進行討論和站出來說話?
她的回答顯示出濃厚的悲觀情緒。她說,首先,歐洲經濟凋敝,需要中國的錢,這是可以理解的,也無可厚非;其次,今天歐洲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說話其實也沒有多少人聽了。這番話讓我頗為吃驚,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
然後我提到中國的發展,有法西斯化的傾向。沒有想到,這個比較卻讓她情緒頓時激動起來。她長篇大論了一番,核心的觀點是:不能輕易地進行這樣的比較,因為法西斯主義是很複雜的概念,也有很複雜的歷史脈絡,必須深刻了解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淵源,否則不要提到法西斯主義這個詞。
她的強烈反應讓我有些吃驚,一時不知道怎麼回應。那位擔任翻譯的朋友在德國住了幾十年,顯然比較能夠了解問題的癥結,她告訴我,德國知識分子其實是很忌諱談到法西斯主義的,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很複雜,但是外界往往在不了解內涵的情況下就輕易觸及這個議題。
這也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情況。看來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至今仍舊是很多知識分子內心很敏感的一塊。就這樣聊了一個晚上。臨走的時候,荷塔.慕勒跟我擁抱告別,老廖則是把她抱起來轉了幾個圈,一種微醺之後的熱情的概念。
責任編輯:察方 来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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