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死體驗讓他們的心靈重獲自由。（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一位瀕死體驗研究領域最著名的專家，在造訪納粹集中營之後，獲得了研究瀕死體驗這一領域的動力。
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1926—2004）是瀕死體驗研究領域的先驅。1945年二戰結束後，她訪問了波蘭盧布林郊區的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那裡的一位年輕女子對她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要擺脫內心的「希特勒」。
在庫伯勒—羅斯自己與死亡擦肩而過時，她想起了這一番富有深意的話。那是在她回到瑞士家中之後，她病得很重，昏倒在樹林裡，三天後被人發現時已染上傷寒。那麼久沒吃東西，她是如此飢餓，她意識到，那種情況下自己完全可能去偷吃小孩子的食物——她看到了自己身上惡的一面。
她意識到，在瀕死狀態下人會獲得深刻的體驗，而她的研究過程真的讓她聽到了許多親歷者的驚人自述。
許多人在復甦之時，情緒和心理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並且獲得了更強的人生目標感；對許多人而言，瀕死體驗證實了來世的存在，以及宇宙另外時空中慈悲的特質。
精神病學家重獲信仰
在關於瀕死體驗的研究中，有一位集中營倖存者的體驗經常被引述，他就是奧地利著名精神病學家維克特·弗蘭克（Viktor Frankl，1905—1997）。弗蘭克著重研究人類內心對人生意義的探尋，他發現，人們最終會認識到，愛是人生意義的重要一部分。
當年在特雷津集中營，弗蘭克由於溜到另一隊列，得以倖免被送進毒氣室。他在1973年出版的《博士與靈魂》（The Doctor and the Soul）一書中寫到他的那段經歷。
他說，在那之後，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是如何倖存下來的，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再讓他感到恐懼。許多人都在集中營裡體認到了這一點，也由於這番經歷而再次獲得對神的信念。
弗蘭克認為：「奧斯維辛的毒氣室，是『人類只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理論的最終結果。」
經歷了車禍和復生，克萊恩說，雖然在生活中她會淡忘瀕死體驗帶來的啟發，但她會時時提醒自己，她是如何獲得了心靈的自由，學會了無條件包容他人——無論他們能給自己多少愛。
在頭腦清晰的時候，她不會任自己陷入觀念的迷霧，而是會昂起頭沐浴光明。
離開集中營又遭車禍
離開納粹集中營之後，提安科·克萊恩（Tienke Klein）的身體一直不好，經過很長時間才平復身心創傷，不用再定期看醫生了。54歲的她有天在騎自行車時遭遇嚴重車禍，而正是這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她終於迎來了生命陽光。
在瀕死體驗分享網站NDEvideos.com上傳的一段影片中，這位荷蘭猶太婦女分享說，車禍剛發生那一刻，她對上帝感到憤怒：終於不用去看醫生，她卻成了一場飆車的受害者。
「而忽然間，我離開了身體，一點都不生氣了。」她面前出現一束光，能量覆蓋了一切，將她也完全包容在內。「我被這種能量同化了，那是愛，是智慧，是活力。」她說。
瞬間，她所有的問題都有了答案，「我很開心，不可思議地開心」。
「人生當中我總是有氣無力，因為在集中營我的身體受了太大傷害。」而在那個空間，她再次感到生命的美好與完整，「我並沒有死，但我不在我身體裡」。
克萊恩獲得兩方面的領悟，首先是，「人們盡一切可能去愛。」再有就是，「你哪裡也不需要去。」
當她從昏迷中甦醒，那一刻的經驗仍然很真實。隨後她意識到，與自己體悟到的真理相比，人們談論的事情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這又讓她感到孤獨。這時，她想到了自己得到的第一個訊息：「人們盡一切可能去愛。」之所以會孤獨失望，正因為太期待人們愛自己。
第二個訊息則讓她意識到，無論是在街上、在家還是在集中營，她都可以享有自由。在瀕死體驗中她得以回顧人生，這是有瀕死體驗的人的一種普遍經驗。
「我意識到，我從監獄出來後，心中仍然在努力離開那裡」，她說，自己已經習慣於克服限制。「要重獲自由，我哪裡都不需要去。在所有的創傷下面，生命自有其根基，沒有人可以奪走靈魂的根基。」
責任編輯: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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