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街頭理髮的師傅(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11月26日訊】中學歷史課本用一句話總結近代史：落後就要挨打。「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本應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為人類社會所共同警惕，卻反而成為今天我們社會實際遵守的基本價值。
在這種價值的支配下，成為弱者（窮人、殘疾人、外來人）本身即是犯罪，是需要被清理的「低端人口」。
今天發生的事情反正也不能談論，說一下遠一點的事情。
2011年深圳開始禁止電動摩托車上路，當時我和朋友就此事有了小小的爭論。他的觀點如下：
1.電動車經常不守規則，亂闖紅燈，造成很多車禍；
2.公共交通系統足夠（或以後會足夠）覆蓋整座城市；
3.道路主要是給汽車使用的；
4.讓守規則的人（汽車車主）給不守規則的人（電動摩托車車主）買單，是不公平的。
六年過去了，深圳的電動摩托車到今天也還沒消失。那些以此為生的人，不可能放棄，他們需要載客、送外賣、送快遞。但他們的生活成本更高了，要提防被交警追趕（由此導致更多事故），被抓了後要交罰款、以及買新的電摩。
我那個朋友沒有說錯，道路是給汽車使用的，深圳在做城市規劃的時候，就沒怎麼考慮行人和自行車，更不必提電動車和摩托車。交通規則在制定的時候，也沒考慮這群沒有戶口、沒有」正經「工作的人。所以他們當然是異類，當然是違規的人，當然是壞人。
這群人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樓裡，從2011年開始，城中村不斷被拆除。與此同時，深圳的人才引進政策越來越好，畢業生入戶可以發上萬塊錢租房補貼。兩項工程一起看，很明顯，這座城市的決策者希望更新人口質量，希望這裡都是「人才」，沒有反面。
但是，深圳這座「一夜崛起」的城市，是什麼人建設起來的？工廠的打工妹、工地的農民工、活躍在城市所有角落的清潔工、小商店主，所有你用手機應用能在幾小時內叫上門干髒活累活的工種，是這些數量龐大、廉價、好用的勞動力支撐起城市資本主義市場的運轉。
作為回報，他們住的出租屋被拆除，他們的出行交通工具被繳獲。這些行動轉化為一部分人的績效考核，和翻倍再翻倍的房價。
有幾位前輩學者一直在為反對拆遷做呼籲，社會的響應當然很小。沒有太多人在乎「底層」的生死，畢竟每個人都過的很辛苦。而另一方面，上至官方媒體下至留學生群體，無不在為中國便捷的支付寶、廉價的外賣、方便的快遞、半夜三點的擼串而歡呼。
城市中產認為，只要他們努力賺錢，買得起學區房、買得起進口奶粉、請得起全天候保姆、支付得起出國留學的費用，他們就活在真空地帶裡，可以永遠成為贏家。而那些給城市做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回報，甚至平靜生活都難以維持的人，中產避免去觀看和談論他們，畢竟這太敏感，而且窮人是有罪的。
這是不公平的，這叫剝削。
現實教育了中產，接連發生的幼兒園事件給他們帶來了徹骨的寒冬感受。用FT中文網一篇評論的話講：「對政治冷感，只願看到正能量，試圖用錢進行自救的中產，再一次被拉進了和農民工同樣的陷阱。」
從上位者的視角看，年薪百萬的中產和無家可歸的農民工，只是洋娃娃和小泥人的區別，都是玩具。
所以，身為人民，不要懷揣上位者的視角。和中產同為共同體的是騎著電自行車在地鐵口載客的那些人，他們的孩子住在隔板間裡，白天去城中村的子弟學校上課。城中村拆了，子弟學校也要拆遷，改建成Shopping Mall，很多孩子沒書讀了。這不是他們的錯。
下班去Shopping Mall喝茶吃飯購物的人，他們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去高檔幼兒園，然後……這也不是他們的錯。
既然有人有能力讓20萬人流離失所，他們當然也有能力把那些一個月學費5000塊錢的有錢人家的孩子，當成玩具。
「底層」和「中產」，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要為彼此發聲，要彼此扶持才能共同度過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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