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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可以激發詩人的靈感，詩人也可以借酒澆胸中的塊壘，所以唐人有「鬥酒詩百篇」和「乞酒緩愁腸」之說。由於詩人與酒的關係極為密切，唐代詩歌中不但寫到了酒，還寫到了酒價。
杜甫在《逼側行贈畢四曜》一詩中寫道：「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杜甫詩歌對酒價的敘述，成了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
以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劉邠《中山詩話》寫道：「真宗問進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宋代陳岩肖《庚溪詩話》也認為：「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鬥，恰有青銅三百錢。’」這裡「速須相就飲一斗」和「急須相就飲一斗」，皆為「速宜相就飲一斗」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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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為然者認為，杜甫詩中所謂的「三百青銅錢」之說，來自於前人的典故。北齊盧思道曾說過：「長安酒錢，斗價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詩歌中「‘酒價苦貴’乃實語，‘三百青錢’，不過襲用成語耳。」
那麼唐代酒價究竟是多少呢？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建中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單位中，一斛等於十鬥，「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這樣看來，似乎杜甫詩歌確實反映了現實生活，無愧於「詩史」的讚譽。但需要說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這與杜甫生活的時代相距幾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為坐實杜詩對於唐代酒價敘述的依據。
唐代寫到酒價的絕不只有杜甫，許多詩人都在詩中寫到了酒價問題。如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崔國輔「與沽一鬥酒，恰用十千錢」；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陸龜蒙「若得奉君飲，十千沽一斗」。這些詩人雖然分布於盛唐、中唐和晚唐各個時期，但他們的詩歌卻普遍地說到唐代的酒價乃每斗十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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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杜甫和李白等人對於酒價的敘述，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也許有讀者認為，李白、王維等人所說的乃是美酒的價格。這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說也是淵源有自。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經寫道：「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儘管「他人所道，我則引避」，但曹植才高八鬥，其於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因此他的敘述便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範式。唐代詩人受曹植的影響，不排除在詩歌中對這一典則的普遍追摹和襲用。
唐代詩歌中的酒價問題引起了不少誤讀，初看是詩人的意圖意義和讀者的解釋意義之間出現了齟齬，其實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讀者以詩為史。明清思想家王夫之曾幽默地譏誚這種詩史不分的情況說：「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邪？」在王夫之看來，詩歌與歷史差別很大，歷史要求具有實錄精神，而詩歌則不然，「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
王夫之所言甚是，但是這也表明瞭要讀懂唐詩，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来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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