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代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生平
成為耶穌會士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城（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裡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範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印度之旅
1577年利瑪竇獲准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三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Goa）－－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另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註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布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裡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他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他的這種見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如一，這也是他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羅光所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到達澳門
由於明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門。因此羅明堅（Father Michele de Ruggieri）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範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
1584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裡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裡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仙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第二站：韶州
《幾何原本》內利瑪竇(左)和徐光啟(右)的插圖。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籍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範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第三站：南昌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藉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裡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並受到建安王的熱情款待。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這一年利瑪竇為了練習用漢語寫文章，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獲得士人的欣賞。
1596年利瑪竇被範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利瑪竇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1]。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利瑪竇像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份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逝世前指定龍華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會中職務。
評價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他視為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他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裡降生 ...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國《生活》雜誌亦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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