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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橋樑建築史上代表性建築之一，南京長江大橋聞名遐邇。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南京長江大橋是中國人自力更生的創舉之體現，也是古城南京的重要標誌之一。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39年來，為溝通南北交流、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因而被稱之為「經濟大動脈」。人們在為之驕傲的同時，也看到了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在近40年的時間裏，有近2000人從大橋上跳下，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近年來，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自殺者，日益增多。由於其「示範」效應，致使眾多自殺者，將南京長江大橋作為他們輕生的首選之地。南京長江大橋為何成為自殺者的「勝地」，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關於如何避免南京長江大橋上的「自殺現象」，一直有著種種爭論；而對於如何妥善安置獲救者，也成為困擾有關方面的一道難題。在此背景下， 一個名叫陳思的人在長江大橋上義務救助自殺者的舉動，經過媒體報導後，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對其褒讚者有之，同時，對其的貶詈之聲也不絕於耳。
日前，一個被救的輕生者，坐在了記者的面前。這是一個無助而又迷茫的女子。她的自殺以及被救助的經歷，讓我們的目光再次聚焦於南京長江大橋上。
儘管南京長江大橋上的「自殺現象」，已經不稱其為新聞，但我們仍予以關注。自殺現象難題如何破解？如何建立健全對於自殺者的救助機制？全社會應該以怎樣的心態看待陳思者們的義舉？我們希望這篇報導，能提供一個觀照，並為回答這些問題，找到一個切入點。
資料圖：在南京長江大橋建橋近40年的時間裏，有近2000人從大橋上跳下，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中新社發
現場篇：2000條生命殞沒在江水中
來自權威部門的統計數字表明：南京長江大橋上平均每年有200名自殺者獲救。而去年，更是有近700名輕生者，被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在近40年的時間裏，南京長江大橋目睹了近2000條生命，從其上凌空而下，殞沒在長江的滾滾急流中。
據自殺救助者陳思介紹，在三年的救助過程中，他親自幫助109名輕生者脫離死亡邊緣。
南京市交警九大隊除擔負維持長江大橋交通安全暢通的重任外，還肩負著另一項特殊的任務——救助跳橋輕生者。從2003年至今，該大隊民警已救下了約60名跳橋輕生者。
2006年4月20日下午，該大隊民警在南京長江大橋北堡執勤時，突然發現離北堡100米處，一中年男子爬上了大橋的護欄，不停在向橋下觀望。見此情形，民警立即上前進行勸說，並快速將其安全拉下護欄。
2004年9月4日，南京某大學一名三年級學生，到南京長江大橋欲跳橋自殺被救下。其原因為其同班女友要他考本科，但考慮到自己家庭經濟困難，他想一邊工作一邊參加自考。為此，女友要和他分手，於是他選擇自殺這種極端方式，以示不滿。
在採訪的過程中，記者試圖獲得歷年來在長江大橋上自殺者的詳盡情況，但有關部門出於種種考慮，一直未做過多披露。
記者從2005年《報告文學》第11期上署名張學法所撰的《珍愛啊，生命》一文中，獲得一組數據：2003年至2004年9月，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跳橋的共214人。從性別上看，其中男性113人，女性101人；從年齡上看，30歲數以下的110，30至50歲74人，50歲以上31人，其中年齡最大的85歲。據該文介紹，這個85歲的老人，家住南京二板橋，因為被人騙去10000元而想不開，才走上輕生之路。
自殺者有三種類型
有關人士告訴記者，在大橋上自殺者，其類型概括起來，主要為遭遇情感困惑、債務纏身以及生活窘迫三種。
2004年8月26日晚7時，南京某企業4名工人，因工資待遇和低保問題沒解決好，到長江大橋集體跳橋。
2003年7月，南京長江大橋警務區接到市民電話，稱一女子在大橋上嚷嚷著準備往下跳，民警迅速趕至現場，將該女子救下。後來瞭解到，這名女子39歲，杭州人，是當地的一個公務員，有一個女兒，本來家庭生活很美滿，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了網上聊天，慢慢的發展成了網戀，最後被丈夫知道而離了婚。但她並沒有悔改，繼續沈迷於虛幻的網戀中不可自拔，最後連工作都丟了。這使得她更加自暴自棄，她上網虛報了自己的年齡，和一個安徽的男網友聊得火熱，並拿光了家裡僅存的3萬多元和該網友在南京揮霍一空，最後錢用完了，該男網友將她甩了，絕望之下，她選擇到南京長江大橋輕生。
但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在眾多上大橋的自殺者中，其實不乏「假自殺」者。對於這些「假自殺」者而言，輕生成了為達一己之目的的手段。
2004年6月5日下午1時半，南京某企業8名職工(一男七女)，因不滿單位某些管理制度，多次到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上訪投訴未果，來到長江大橋欲集體跳橋，給其單位領導施加壓力。
假自殺者鋌而走險
而一些假自殺者之所以敢於鋌而走險，均有過自己的成本計算：儘管被威脅者洞曉對方驚險之舉的目的，但仍舊不敢掉以輕心，最終會在自殺者的威脅下，被迫答應對方的要求——花了最小的代價贏得注目和同情，從而獲得最大的利益。
「我不會真正跳下去的，我知道會有人來救我，我以此為談判的砝碼，達不到目的，我就揚言跳大橋！」一位曾經欲跳橋輕生的女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據南京交警九大隊民警介紹，曾經有一名婦女在大橋上鬧自殺，面對隨後趕來的警察，該女子的情緒卻更為激動。她大喊著不許警察靠前，並口口聲聲要見某節目的主持人，否則就跳江。無論民警和路人如何勸說，該婦女充耳不聞，結果引來了上百人圍觀，橋面一時被堵得水泄不通，大橋南北因之被堵，車輛排起了長龍。交管部門不得不調集20餘名警力沿線疏導交通，直至數小時後，大橋橋面及南北兩側交通才完全恢復順暢。後來經過瞭解，欲跳橋的婦女住在南京棲霞區靖安鎮。因為和丈夫離婚，為了兒子的監護問題和前夫到法院協商，該婦女已先後5次揚言要跳橋，但每次均被發現並阻止。警方有關人士事後稱，該婦女的行為已經嚴重地擾亂了公共秩序，對交通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完全可以追究相應的責任。
而在自殺救助者陳思眼中，假自殺者似乎並不存在。「在我救過的跳橋者中，只有兩、三例是假自殺者，大多數都是鐵了心求死的。」他告訴記者。
來自南京公安局水上分局下關派出所的統計數據表明，2002年至2005年，跳橋死亡人數成遞增趨勢，但2006年實際死亡人數卻有所下降。2006年從大橋上跳下的人數大約在30個，死亡率達99%，其中無法找到家人的屍體在40%以上。
有一種輿論認為，南京長江大橋之所以成為自殺者的「勝地」，除了大橋特有的環境外，也和媒體的過分渲染有關。一位曾經的自殺者告訴記者，他就是看了有關長江大橋上的自殺報導後，才趕到南京來的。
媒體莫要狂轟亂炸
而媒體對於有關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自殺情況的報導，在陳思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迄今為止，共有國內外300多家新聞單位，對陳思在南京長江大橋上義務救助自殺者的情況進行過連篇累牘的介紹。
實際上，有媒體認為「生命守望隊」是在「陳思」事件經國內外媒體大肆炒作之後，有關部門為了平息人們對久負盛名的「長江天塹」的負面關注，而催生出來的特殊隊伍。
但是，大橋警備區「生命守望隊」負責人周偉警官不這麼認為。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大橋就好比是「心臟」，一旦癱瘓後果不堪設想。周警官表示，經常有意欲輕生者在橋邊哭泣，引得圍觀群眾眾多，甚至有的卡車司機路過時停下來看熱鬧，導致大橋交通頻繁擁堵。而保安救助隊伍在保護自殺者同時，還能化解可能出現的交通堵塞。
一位相關人士認為，媒體過分的狂轟亂炸，客觀上衍生出一種負面效應，無形中對一些自殺者起到了暗示作用，這種情形應該引起重視。
南京市腦科醫院危機干預中心的陳進主任認為，媒體對自殺細節過分描寫，會引起其他經歷相同者的共鳴，特別是將具體的地方和方法進行詳細的描述，就會致使該地成為自殺者的聚集地，比如美國的金門大橋、安徽的黃山、江西的廬山，以及南京長江大橋等，之所以自殺者比較多，除了這些地方風景優美、知名度高外，媒體過分集中的報導，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實際上，自殺是個低概率事件，按照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目前的自殺概率是20／10萬左右，而南京大概在10／10萬左右，屬於低自殺率的城市。以南京600萬人口計算，一年大概有600個人自殺死亡。從自殺規律而言，一個自殺者背後都有8到10個自殺未遂者，「如果媒體按照這個比例報導的話，可以說每天都報導不完，建議媒體不要過多的對自殺進行報導，那樣影響反而不好。」陳進說。
南京市人大代表王湘表示，媒體報導多了，且爭相描述自殺細節，在社會上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有的人以跳橋「作秀」，來達到某種個人目的，這種極端做法，比真正意義的自殺更為可怕。和諧社會也有原則，如果一味的遷就這些以「生死」相威脅的人，對整個社會風氣沒有好處。一些自殺「作秀」者最喜歡被人關注，如果媒體、路人都不理他，自然其也沒有發揮的舞臺和空間了。
原因篇： 壯麗的風景讓人有歸屬感
據瞭解，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自殺者多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以農村人居多，大多數為內向性格，因遭受挫折後無法排解內心的鬱悒，從而產生輕生的衝動。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於1968年，是我國橋樑工程的一大創舉。對於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來說，至今仍立於橋頭的工農兵雕塑以及欄杆上200幅鑄鐵浮雕是那個時代的象徵。因此，歷年來在南京長江大橋自殺的2000人中，中年人佔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大橋代表著他們年輕時代，讓他們有歸屬感。
在去年的第四個「世界預防自殺日」期間，南京心理危機干預志願救援中心曾提出過在南京長江大橋加裝防護網的建議，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從心理上防止自殺行為，它可以起到反向心理暗示的作用，讓意圖自殺者感到跳橋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就會延長其考慮的時間，甚至打消一部分衝動型自殺者的自殺念頭。
這個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強烈反響。關於對其的討論，有兩種代表性的意見。
很多人認為，在大橋上加裝防護網，雖不能完全杜絕自殺現象，但能起到緩解作用，是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但有專家認為，給南京長江大橋安裝「防護網」，費用不菲，同時，破壞景觀，甚至影響長江航道或鐵路的通行安全。
記者日前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採訪時看到，南京長江大橋至今全線未加裝所謂的防護網路，只在主橋中間，有一段長數十米並高出大橋護欄的隔離網。
實際上，世界各地都不乏類似南京長江大橋這種「自殺之地」，比如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英國倫敦橋、加拿大尼亞加拉瀑布等等。為什麼這些風景名勝之地會令許多人千里迢迢趕去自殺呢？有關專家的解釋是：壯麗的風景讓人有歸屬感，壯麗的風景能滿足許多自殺者告別世界前「享受最後一次」的心理。
南京心理危機干預志願救援中心有關專家介紹說，一些女性甚至帶著化妝包上橋，在自殺之前先將自己粉飾一番。人在臨死之前，財富、理想可能都不重要了，但是人的愛美之心卻依然纏繞著他們。這也是為什麼不少自殺者都希望找一個風光秀麗、景象壯闊的名勝作為自己的「最終歸宿」的原因。而南京長江大橋景色宜人，正好滿足了自殺者有歸屬感這一心理需求。
現代心理學認為，每個人都有自殺的潛意識。在現代城市中，人們最常萌生此類經驗：在登上摩天大樓時感到眩暈，進而受到危險誘惑，幻想自己縱身躍下。這種心理動力被美國心理學家斯科赫德曼命名為「墜落慾望」。
一位曾經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自殺被獲救者告訴記者，在下落的過程中，感覺自己的身體並不比一片樹葉更重。
美國心理學家斯科赫德曼說：「這種渺小感與自殺者的自殺心理完全吻合。」有關專家也解釋稱，有自殺傾向的人，其自輕心理十分嚴重。他們會認為自己有如一粒塵埃、一隻螞蟻那樣渺小而無足輕重。如果這種念頭很強烈，他們會希望自己的死亡就像一片落葉一樣悄無聲息地飄落。這時，壯麗的景觀更凸顯個體的渺小，這吻合了自殺者自輕的心理。
據統計，全球每年約有100萬人自殺，比戰爭、動亂和謀殺造成的死亡總和還要多。其中，中國約有30萬人，平均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於自殺。國家衛生部估計，我國每年至少還有200萬人自殺未遂，「這麼龐大的數字告訴我們，對於心理危機的干預和救助已經迫在眉睫了。」南京市危機干預志願救援中心有關專家憂心忡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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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自殺事件較多的風景區
美國金門大橋是舊金山灣的門戶，每年有幾百萬遊客慕名來這兒，瞻仰大橋雄姿和美不勝收的景色。但它同時也是全球的自殺之地。2005年的統計顯示，已經超過1700人在這裡跳海自殺。
青木原樹海位於富士山麓，是日本著名的樹海之一，成為許多輕生者「最終歸宿」。僅2002年，日本警方就在這兒發現了76具自殺者的屍體，此前一年發現59具。
英國倫敦橋是英國人自殺最多的場所。從橋建成之日起，就不斷有絕望的人從這裡縱身躍入泰晤士河。1909年至1982年間，大量的自殺事件曾導致塔橋上方的步行道不對公眾開放。
法國巴黎的標誌埃菲爾鐵塔，每年300萬遊客中，難免混雜著絕望的尋死者。90多年來，已有300名跳塔身亡者，其中大部分是最近20年自盡的。
加拿大尼亞加拉大瀑布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只會讓人驚嘆。可是，有那麼一些人卻好像被催眠了一樣，似乎水中有什麼妖魅在引誘著他們，令他們不知不覺便縱身跳向咆哮的水幕。
困惑篇： 機制缺失導致救助結果不佳
生命守望隊的拮据
實際上，對於防止南京長江大橋上的自殺現象，南京市有關部門做出了種種努力。
江蘇省公安廳去年決定建立專門救助機制，要求有關部門作出對策，適時調整、合理安排橋面巡邏執勤力量和專門救助力量，以提高救助水平。
同時，江蘇省公安廳還提供經費，由南京鐵路公安處招聘四名專職保安，每天上橋開展救助活動，並藉助其社會影響力發展志願者，建立警方與群眾合作的專門救助機制，提高救助水平，擴大社會影響。去年12月1日，這四名專職保安已經到位並上崗巡邏，他們被之為「生命守望隊」。
每天一早，58歲的陳謙強就和他的三名同事，上了南京長江大橋橋面，開始了巡邏救生工作。但是，南京長江大橋全長4588米，顯然，這樣長的距離，使得「生命守望隊」隊員，在真正發生自殺事件時，難以全面顧及。
「步行橋面一遍大約需要1小時的時間，可是對於想輕生的人，一秒鐘也不能等啊。」陳謙強說，經常遇到的情況是，正在巡邏的他們接到路過市民的消息，橋北或者某位置有人要自殺，他和同事飛奔過去，大多數情況是，自殺者半個身子已經在橋面以外了。
據瞭解，由於各項資金尚不到位，生命守望隊的設施條件還很差，橋面上缺少救助點，「有一次我們救下了輕生者，想給他喝口水都沒辦法，最後只好等110救護車來。」隊員石偉說。
據瞭解，目前南京長江大橋整體(含公路橋、鐵路橋、引橋等)的治安管轄權，分屬南京鐵路公安處、南京市公安局下關、浦口兩個分局四個派出所、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九大隊，江面治安由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和長航南京港公安局管理。
這些部門曾經有過聯手成功救助自殺者的經典案例。
2001年4月中旬的一天午後，一個男青年拉著其妻上了一輛紫紅色的桑塔納出租車直奔長江大橋，當車越過南橋堡進入正橋後，男青年竟然飛車而下，抓住專供養護大橋之用的「小天橋」底部鐵欄，整個身體移位懸於空中，但不一會兒，他的兩腿又勾住了支撐公路面的「米」字形鋼架，他向公路面上的人大喊道：「你們都走開，我要跳江了」，急得其妻在橋上頓足捶胸，又哭又喊。
接到報警後，大橋守護部隊、南京鐵路公安處長江大橋派出所、南京市交警九大隊、南京市水上公安分局、南京市下關公安分局110、南京長江大橋管理處，迅速調集了戰士、民警、職工，分別跑步、驅車、駕艇從陸地、水上、橋上各個通道，向事發現場緊急出擊。施救人員迅即確定緊急救援方案，進行空中救險，終於將該男子的性命從死亡線上拉回了頭。
據介紹，這場大營救歷時4個多小時，整個營救行動的直接和間接參戰人員達到上百人，是南京長江大橋建橋30多年來參戰人數最多、影響最大、驚險程度最高、歷時最長的一次營救輕生者的行動。
缺乏有效救助機制
但是，各種各樣的困惑客觀存在。
「由於管理單位不同，隸屬關係不同，以往在開展救助工作時，大家基本上都是各自為戰，這就給救助工作帶來了不少矛盾，影響了效率。」一位警方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說。
對於自殺的救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公安、民政、醫院等相關部門。但現實的情境是，目前，國內還未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對於自殺者的救助機制。南京市危機干預志願救援中心一位人士說，救助自殺者的根本之道還在於制度的完善，我國目前沒有《自殺救援法》，也沒有相關的制度保障。「嚴格地說，救下自殺者24小時之後再介入心理輔導，但是做到這點很難。」這位人士說，大部分自殺者在被救下後，按照有關規定由公安部門接手負責餘下事宜，因此救援中心的人根本不可能在24小時之後介入，而只能當場進行勸導，這樣效果往往並不如意。
1月10日上午，記者來到上海鐵路公安局南京鐵路公安處北站派出所大橋警務區。該派出所不久前成立了全國第一支由警察組成的「南京長江大橋輕生者救助隊」，警長周偉是這支救助隊的負責人。據其介紹，大部分被救的跳橋自殺者都會送至北站派出所大橋警務區，他們救助的信息來源是多方面的，有群眾舉報的、市局110送來的、交警六大隊和九大隊送來的，都由他們負責善後工作，是六個負責大橋安全單位中任務最重的一個。
周偉說，這十多年來，因各種原因來南京長江大橋輕生的人越來越多，為了做好說服教育達到挽救生命的目的，派出所投入了大量警力，正常工作受到了一定影響；同時也投入了大量財力，每年安排輕生者食宿、路費和處理無名屍等就要達萬元，即使這樣，救助效果仍舊不佳，重複自殺現象時有發生。
一位曾經在特巡警大隊工作的民警告訴記者，為跳橋輕生未遂者提供衣食和住處，以及給點經費資助，相對來說還好辦一些，最令警官們操心費神的，是做規勸工作和與其家人的聯繫。為了打消自殺者的輕生念頭，很多時候他們要花上半天的時間去和輕生者溝通，對於那些自殺念頭強烈的，民警甚至半步不離，這給正常的警務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而自殺者獲救後如何安置，成為了一個新的課題。
據警方人士介紹，自殺者獲救後，首先通知家人將其領回，或者將其送往救助站。但令他們為難的是，救助站往往拒收外地人或老年痴呆症患者。無奈之下，只得把他們帶到派出所，派出所還要負責輕生未遂人員的救治、衣食、通訊、交通費用等。對其中一些經濟條件差、生活無著落的特困人員，民警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往往要給予一定的生活費用，讓其離去。此項開支，每年需要數千元以上。由於無法列支報銷，地方有關部門又不予解決，基本上都是民警們自掏腰包，儘管他們本身的收入並不高。
僅大橋警務區內十幾位民警，幾乎每個人都拿出自己的錢來救助過這些跳橋者，少的時候給個幾十元，多的一次有幾百元錢。此外，民警們有時還要替跳橋者籌集差旅費。
令人驚訝的是，對於在南京長江大橋上義務救助自殺者的名人陳思的評價，似乎貶多於褒。一位相關人士說，由於媒體對陳思過多的報導，致使自殺者增多，而很多的自殺者是衝著陳思而來的，陳思的做法就是將獲救的自殺者推給派出所，然後一走了之，將麻煩丟給別人，而將榮譽的光環套在了自己頭上，「陳思的所為，是種沽名釣譽的做法。」
「陳思這樣的做法，是一種無奈的正確之舉，不將自殺者交給派出所，他還能交到哪裡？」南京市民張先生說，那麼多的部門都無法妥善解決好自殺者獲救後的善後工作，遑論陳思一人之力。他認為，對於陳思的評價，折射出對於自殺者救助機制缺失的尷尬。
對話篇： 陳思：救助是一種樂趣
說到關於救助南京長江大橋上自殺者的話題，陳思是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陳思出生於1968年，江蘇宿遷人。1990年來南京打工，先後在大廠賣過熟菜、水果，開過菸酒店。2003年9月19日起，他利用週末休息時間，義務登上南京長江大橋巡查，干預跳橋自殺行為，3年多來，共救出輕生者109人。其事跡見諸於《南方週末》、「魯豫有約」、《紐約時報》等。2006年初，南京有關部門為陳思申報參評「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志願者」。
媒體的報導，將陳思推置於輿論的漩渦之中。在一些自殺者眼中，陳思已近乎「神話」人物；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陳思似乎是個「麻煩製造者」。面對如此的兩極評價，陳思似乎已經顯得波瀾不驚。他似乎不太願意和媒體打交道，但是一旦打開話匣，仍如以往侃侃而談。陳思現在在一傢俬人物流公司打工。對於義務救助自殺者，陳思還有著更大的「規劃」。
我沒放棄救助行動
對於「生命守望隊」這個莊重的名字，陳思的內心極其渴慕。但讓他難以釋懷的是，他一直游離於這個「組織」之外。「組建生命守望隊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找過我。」陳思說。作為一個著名的自殺救助者，陳思如果加盟「生命守望隊」，會對這個「組織」的工作有促進作用嗎？陳思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陳思堅持認為，自己的名氣要比「生命守望隊」大了許多，他3年來共救助了109名自殺者，而「生命守望隊」成立月餘，未有多大建樹。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陳思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在採訪中，記者聽到很多說法，其大意指向是：陳思現在已經不上大橋救助自殺者了，別說是平常，即使是陳思自詡的雙休日，也見不到他的身影。為了做本篇專訪，記者多方尋找陳思的聯繫方式，卻一直未果；而瀏覽陳思自己名為「心靈沉思」的網站，也已經無法登錄其上。
記者：你放棄了自己救助自殺者的舉動了嗎？
陳思：我會放棄嗎？實際上很多人不瞭解我的現狀，我仍然在大橋上，只是地點從以前的南堡換到了現在的北堡。過去，人們總是在南堡看見我，現在人們可能因為在南堡見不到我，就想當然地認為我不在橋上了。為什麼改換地點？因為南堡現在有生命守望隊的保安在那裡。現在，我在橋上時，每20分鐘到南堡去一趟。只是近兩、三個星期，因為種種原因，到橋上去的少了點。
「心靈驛站」難度更大
據陳思介紹，他自己的「心靈沉思」網站，是志願者幫助設立和維護的。而之所以將其關閉，有兩個原因。其一，該網站一年的寬頻費用需2萬元，依自己現在的收入，已經無法將其維持；其二，他後來發現，這個網站的名字——「心靈沉思」，已經被一個內蒙古人盜用，成了一個黃色網站的名字。該網站關閉後，在志願者的幫助下，他重新有了自己的網站，並且有了自己的博客。
在陳思的博客上，記者看到了他自己撰寫的救助經歷和生活工作情況。其中所記載的捐款情況尤其引人注目。從去年9月起，陳思成立「南京長江大橋‘生命之友’基金會」，公開接受社會各界的捐款。至今，陳思共接受了11筆捐款，其中最少的一筆為10美元，最大的一筆為980美元。陳思在他的基金管理辦法中寫明：所有的捐款全部在網上公開，專款專用，接受捐助者的監督。
陳思自己的網站被關閉，讓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以為其已經遠離自殺救助工作。實際上，陳思已經在開始另外一項更為實際的救助工作。去年底，他專門租了房子，用於專門安置自殺者救助的善後工作。
陳思將此地命名為「心靈驛站」。
記者：與此前單純救人相比，「心靈驛站」的工作似乎難度更大？
陳思：以前救人最大的問題是善後如何處理。有了「心靈驛站」，起碼被救者有個待的地方了。現在，「心靈驛站」已經安置過4個人，最長的住了28天。實際上，這個「心靈驛站」成立後，等於是將以前該由有關部門承擔的事情，由我自己扛起來了。
記者：「心靈驛站」如何運作？有商業目的嗎？
陳思：我自己每年要花5000元用做房租。都是我自己貼錢。有12名南大心理學系的學生在這裡做志願者，對自殺被救助者分別進行男女一對一心理的疏導。
救助行動是種快樂
陳思救助自殺者的舉動，有著強烈的心理動因。數年前，他的一位遠房伯伯將他帶至南京打工。他後來親眼目睹了伯伯從大橋上跳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種慘烈的情形， 給陳思造成了極大的心理陰影。加之，媒體上各種自殺的報導，令陳思不勝唏噓之後，使其自然萌生了上大橋進行自殺行為干預的念頭。
記者：如果說，三年前你上橋救人是出於單純的同情和感慨，那麼，三年後的今天，你又是出於何種目的？
陳思：現在是出於一種單純的樂趣。
記者：這種樂趣的來源，是因為媒體對你的「歌功頌德」嗎？
陳思：實際上，也有媒體批評我。也有不少社會上的人，說我是為了名利。但是，現在這樣說的人，已經不多了，我感到很欣慰。在大橋上救助自殺者，已經不是我一個人，一些退休幹部和市民也參與其中。我這幾年來的所作所為，已經有了回報，就是有越來越多人認可我。
記者：永遠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嗎？
陳思：不，真正感到哪天實在承受不了壓力了，我就退出。但是，現在我還有樂趣，不會停止這個工作。
陳思對於媒體的態度，似乎存在著雙重心理。在他屋子的牆上，張貼著兩張醒目的大照片，分別是與鳳凰衛視主持人魯豫、央視《實話實說》主持人和晶的合影。顯然，陳思很看重這兩家媒體的份量。但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他也不經意中流露出對媒體的牴觸情緒。
記者：你怕媒體嗎？或者說，你是否嘗到了媒體對你過分拔高的後果？
陳思：老是接受採訪，沒意思。拔不拔高，在於被報導者個人的心理感受。說實話，我現在接受媒體的採訪，的確有壓力。一是我怕說錯話，我最怕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我的話經過翻譯後，往往走樣。另外一個原因是，媒體對我的報導往往給人一個印象，好像都是我個人的功勞，其他有關方面什麼事都沒有做似的。這可能就是媒體報導帶來的負面效應。
記者：你對自己有何評價？
陳思：我永遠不會對自己做出評價。
作為媒體的「寵兒」，陳思身上有著過多的光環。出名後的他，生活並未有多大變化，他仍舊是個「邊緣人」的身份，游離於體制和城市之外。但顯然他已經不負盛名之累。媒體仍將緊緊盯著他。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一直試圖以坦率和輕鬆的面目示人，但他的神情和語氣中，已經難掩疲憊和木然。
他告訴記者，他和警方溝通很少，將自殺者救助後，也很少送到派出所，除非實在處理不好，才會將人送去。他現在的身份，是一傢俬人物流公司的打工者，工資不高，剛好維持他的生活。
記者手記
建立救助機制是對自殺者生命權利的最終尊重
對生命權利的尊重，是現代社會和諧發展的要義之一。
尊重，如果淪落為激情似的口號，既可悲又可怕。只有真正建立基於「尊重」理念之上的救助機制，才是對生命權最終的尊重。
採訪中，沉痛和無奈時時襲向我們。這是一次檢視和追問的過程。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對於自殺者的救助，我們仍舊停止在「初級階段」——所謂的救助機制，更多存在於概念中，無法具體清晰地描摹其發展框架。自殺者救助機制真的那麼難以形成？腸梗阻在哪裡？面對一個個具體的採訪對象，我們總是這樣在腦海中追問。一切似有答案又似無答案。
每年近30萬人自殺，同時還有高達200萬的自殺未遂者——這是我們社會一個基本的狀況，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們的自殺救助機制缺失的嚴峻現實。在此情境下，救助只能出於同情和道義一途，沒有機制作為保障，困頓叢生就是一種必然。
救助到了警方或者陳思者們處，戛然而止，無法更進一步。他們承擔了太多本不該屬於他們承擔的東西，以致不堪重負。他們雖有抱怨，卻無法推脫。全社會在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所感動的同時，卻忽視了道德的力量在面對那些脆弱的心靈時，所呈現出的軟弱和單薄的客觀現實。
不是道德的力量不值得尊敬，對於那些瀕臨死亡的心靈而言，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這需要我們更為理性的思考。
一個令人徒嘆奈何的現實是，全社會在集體無意識中對於這種「道德力量」進行了推波助瀾的渲染。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似乎只看到了個體的功勞，卻往往忽視集體的力量，更別說自覺地思考自殺救助機制如何建立。由於沒有機制作為襯底，道德力量遺憾地化為一種隱然的對立情緒。在採訪中，記者聽到不少關於陳思的負面評價。作為一個義務自殺救助者，陳思無論有否抱著個人目的，其舉動客觀上總存在褒揚之處。但陳思經常被人說成是「麻煩製造者」。在採訪中，我們一直有著這樣的設想：假如陳思成為「生命守望隊」隊員之一，既可提升「生命守望隊」的知名度，以喚起更多志願者加入救助者的隊伍，同時又可解決陳思的生計問題，豈非一舉兩得之事？但遺憾的是，我們的設想是一相情願，因為有關部門似乎從未將陳思納入視線之內。
這或可看做是救助機制缺失所造成的一種「斷裂」。如果這種「斷裂」擴而大之，其後果比自殺現象更為可怕。
生命已逝，生者猶追。面對每年近200萬自殺未遂者這個龐大數字，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認為，建立自殺救助機制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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