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交友、緩結社」
徐文立：
我母親在我98年在監獄當中去世，去世的時候，快要臨終的時候，她已經不能說話，但是她眼睛總在轉著，總在找什麼，我哥哥、姐姐後來講大概是在等你啦，因為她的小兒子是她最挂記的。所以我沒有能給母親送終，這也算是我最不孝的一點，讓她牽掛。所以我想呢，我出來頭一件事情就是要為父母奉安。這個中國人很講究慎宗追遠，因為這個慎宗追遠才能民德歸厚，今天民德歸薄就是因為沒有慎宗追遠，我也是通過給父母奉安這樣一個做法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的一些情況。因為中國非常大，地域遼闊，地域性的差異也非常大，所以我就用種種的理由這個走遍了自己國家的很多地方。北面到過哈爾濱，西面到過西安，腹地到過四川，南面因為我小時候已經去過福建呀等等沿海地方，但是呢，我們這一次去了廈門，東面嘛像沿海城市上海啦，宜興這一帶都走到，我當時的對外口號就是廣交遊，緩結社，所謂緩結社是意味著不是不結社，是緩而已。重要的是一個是瞭解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民情，還有就是說能夠廣泛的聯繫朋友。
第一次釋放時徐文立一家
所以一直從93年到98年我廣泛的走了中國的鄉村、城市，瞭解了一些情況，另外的話呢，也的話呢用巧妙的方式到全國原來民主牆時期被打散的一些人再聯繫起來了，到了97年的時候，就開始了比較公開的這個活動，當時比較明確的提出要結束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樣一個政治綱領。
1993年7月4日徐文立一家在故鄉
反對派
徐文立：
特別是和這個武漢的秦永敏先生進行配合，建立了空中民主牆，當時的所謂的空中民主牆就是原來民主牆的一種延續，只不過這時候的話更多的是用電話、傳真，這個國外的媒體進行採訪，用空中的這種方式來影響中國社會的變革，向外傳遞消息，另外的話呢，秦永敏先生，我呢和他合作，向他們提出要求，既然你們參加了這個人權公約，那我們就應該在中國建立人權觀察，在他們不答覆的情況之下，我和秦永敏商量可以在武漢正式建立起這種人權觀察這樣一個這種刊物，不斷的的向外部發布消息，秦永敏先生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雖然自己生活也很艱苦，那個時候已經是第二次坐牢回來了，他今天也說，民主牆是第一次，後來因為和平憲章又勞教了一次，但是還是痴心不改，自己辦了個小鋪子，那個鐵皮房子，經常光了膀子在那裡又賣東西一面又做這個中國人權觀察的事情。在短短的半年當中他就做了三百多期。發布了各種消息，世界各國通信他都有當時中國人權觀察的消息，以至於這個共產黨內的一些受過迫害的一些人，對一些老案子，都要拿到人權觀察來發表，希望我們能給他們主持正義。
所以當時在中國國內一方面已經把各方面的人士，在全國各地的人聯繫起來了，也通過空中民主牆還有這個中國人權觀察已經初步的形成了一個中國政治反對派的這樣一個力量，而且正式打出了政治反對派的這個旗幟，這個就距離反對黨也只一步之差或者是半步之差了。其實建立反對黨這個努力始終沒有間斷過，80年的春節呀秦永敏先生，這個傅申奇先生還有劉二安先生，還有一個叫楊某某的一個先生，因為他在國內他不大公開所以我不便於宣布他的名字，就已經在武漢召開一次組織反對黨的會議，它名字就叫中國民主黨，但是當時可能條件不成熟，他們到了北京向我介紹這種情況，我也認為條件不太成熟，但是等到1981年的6月10號到12號，我呢又藉著王希哲先生到北京來看望我，我就聯繫了青島的孫維邦先生也來，恰好當時劉二安先生也來，一起的話呢在北京甘家口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也是討論組織反對黨的問題，到了98年的時候，我們打出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旗幟，還在這種情況底下準備的話呢，就以這樣的一種方式讓他存在，把他固化下來，當然了這時候1998年6月25號浙江的這個王東海，王有才，還有一個叫林海吧這三個人代表了當時浙江的一些年青人以註冊的方式要求成立中國民主黨那時候正好那一天是克林頓總統到中國訪問的，他們利用這個時機，所以我跟當時武漢的秦禾敏先生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商量之後就決定，既然他們已經打出中國民主黨的旗幟，我們全國範圍內的異議人士要建立組黨，擬定統一都叫中國民主黨，使他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規模，有聲勢，共產黨不便於鎮壓，或者鎮壓了他也已經存在，這個全國性，所以有了這個決定以後各地就相繼開始建立中國民主黨，
徐文立女兒徐瑾在波士頓大學
第二次被捕入獄
徐文立：
當然了，因為走出這一步來共產黨肯定是不能容忍，所以1998年的11月30號我們京津黨部是11月9號建立的，11月30號就抓了我、王有才、還有這個秦永敏這三個人。當時很快就判了我們，分別判了我13年，所以加上前面的15年一共判了我28年，然後這個秦禾敏判了12年，王有才判了11年，這個過程一個是快，為什麼快呢，因為他們要及時的扑滅這個政治反對黨的這個出現，還有一個呢也跟我上一次的經驗教訓有關係，上一次的話呢，反覆的跟他們辯，就費了很長時間，非常費精力，所以我第二次的話呢，對不起了，你問我什麼都不答你，根本不理睬你，你就沒有資格來審我，這次他們審判的話也真正下了大功夫，你們可能都去過北京，他們把北京從右安門一直到八寶山這條路整個全封了，真是五十步一個警察，五十步一個警察，這個，他，從後來看他可能是，主要是防止這個外國的記者和外國的使館人員接近。所以四十天之後我就送到監獄，我就一直是關押在這個延慶監獄。
延慶監獄
「孟姜女」
賀信彤：
這次坐牢就我一個人去接見，而且要翻山越嶺穿過八達嶺，要坐，就是每天早晨天沒亮就去，然後要去見一次的話，回來的時候，就已經這一天都過去了。然後當時我就感覺這一次他身體又不好了，又老了，我翻過那個長城的時候我就講就說我寫過一首詩就是孟姜女，我要去看丈夫的時候，要越過孟姜女哭倒過的牆，然後四季看著那個八達嶺的變化，然後真不知道這個又是這幺一個漫漫的歲月，然後就傳出來他得了肝炎，然後我就想第一次入監的時候，就他們這次入監的時候第一天就作了身體檢查，當時都是正常的指標，那肝炎是一個挺正常的檢查的一個常項，為什麼沒發現，突然讓他得肝炎了，然後我就問那個律師，我就問那個莫少平，我說怎麼會得肝炎，他說有些監獄的犯人為了自己提早出獄，就吃那個肝炎菌，我說徐文立不會有這種想法，他說他們可能讓他得這種病，你不能不信那些事，所以我就特別擔憂。然後國外的朋友和一些別的朋友都勸我就說讓徐文立出來吧，保住命比什麼都重要，所以我就一次次的去監獄，在那種情況下，交換的條件下，請他為了家，請他為了孩子，為了我，別死在牢裡，接受那個…，他一開始不同意保外就醫，就是他不願意出國，他說我不願意離開中國，
人質
徐文立：
這個過程當中，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得了肝炎，這個時候我的家庭也是很焦慮，怕我這個病呢由肝炎出問題，肝硬化或者肝癌。國外的一些朋友也一再強調，不能讓徐文立在裡頭堅持，堅持的真是死在裡頭，垮了，那就不好了，所以他們一再的勸說，接受保外就醫的安排，所以等於四年多，在美國政府呀在各國的壓力之下特別是江澤民這個人他比較好虛榮，這一點上是布希呀，等於是玩了個小花招，布希911之後就到中國大陸的上海開了個APT的會議，在APT會議期間，他邀請了普京，到美國訪問，而且到德克薩斯他的私人牧場去烤牛肉，這在外交領域上來說是比較高的外交禮遇，這個江澤民就想我也是個大國，你在我們國家邀請普京不邀請我他覺得很丟面子，他就一定要爭取也要這樣，另外一方面他知道他也快下臺了，所以的話呢，這時候美國就提出來你要這樣的待遇就把徐文立釋放了，所以這個也是我釋放的一個小因素。
出國
賀信彤：
那時候我每次去見徐文立，那個美國大使館他們都要求見我一下，他們在一直關注徐文立的情況，就每個月他們都要見我，每次我見徐文立的第二天他們都要見我一下，他們一直在說有一個很長的名單徐文立是第一名，他說美國政府在爭取這個徐文立的保外就醫。我當時當然感謝啦，但是一次次的都不行，有時候因為中美南海撞機了，有時候因為出現高瞻的事件了，有時候因為什幺啦，反正是一拖再拖，然後這次我見美國大使館的一秘的時候他用手做了一個OK，他就說好了，這次確定了徐文立。
那個美國人在國際俱樂部見我的時候說今天我們朋友很多啊，好多便衣跟著我去了，我知道這個事兒可能差不多了，因為他們跟了那麼多人，這時候美國大使館的一秘就跟我說你很高興吧，徐文立馬上出來，你們家快團聚了，我當時就突然哭了，後來我說徐文立是愛那個國家的，我說我們那個家庭，為了他的事業作了這幺大的犧牲，我說在今天好像就要離開這個中國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怎麼那麼奇怪，其實後來我就哭了，然後那個美國大使館那個人他就說，我知道，我懂，我懂，他說，你們是愛你們的國家的，你們其實不想離開的。我當時就覺得挺奇怪，一個這麼愛這個國家的人非要把他趕出中國，雖然我一直盼著家庭團聚，希望我丈夫離開那個監獄，但一旦要決定離開那個國家的時候，我有特別奇怪的感受，特別，覺得特別悲哀。我想那個國家愛他的人不會特別多，多少人想離開他，但當我決定離開那兒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其實跟我丈夫一樣還是挺愛那個國家的，就是因為為了他好，就我們家庭付出了這麼高的代價，我有點不太懂這個事兒。
起飛
賀信彤：
在我離開中國大陸的那一天，那個我也覺得那個事兒也挺奇怪，是公安局給我送到那個國際俱樂部，然後在那之前他們就一直在那個嚴密的監視我，就是整天的幾乎就到家裡去，然後他們就說，賀老師外頭特冷，讓我上你們家暖和暖和去吧，我都跟他們弄得挺熟的，他們整天就是…，有時候要到家裡跟我吃飯，然後就那麼寸步不離的跟著我，然後到那天他們把我送到國際俱樂部，然後美國大使館的這個一秘他拉我再送到首都機場，然後我的家裡人，親戚去送我他們都不讓見，等我走到那個就那個綠色通道的時候，裡邊大概有二百多個人吧，我不知道都有些什麼人，反正有些便衣啊，反正他們跟我說是有安全部、公安部、外交部、還有司法部四個部的人都去，然後我進去以後，他們就把我的箱子分成三處檢查就每件東西每個藥瓶全都打開，最後居然讓我站在一個高台上穿著襯衣襯褲，把襪子都脫了，作那種檢查，簡直就一種污辱。已經參加我女兒畢業典禮我來到美國，我就是不可能，我知道他們怎麼檢查我，我那兩次都這樣檢查，我不可能帶東西，但他還要在你出國那一剎那，用這種方式，表示一下對你那種不友好。
然後那個美國大使館陪著我那個官員最後他氣的都叉起腰來了，檢查完了，他就摸著我的背說，你還好吧，你還好吧， 那時候夕陽特別紅，我坐在那裡，真的我覺得一個外國人安慰我，我自己同胞那樣對我，我真的感覺很奇怪的。然後，那個大使館的人就是跟我說，你還好嗎，你自已去登機，我去接徐文立。我這會都不相信徐文立會到，我就覺得也許就是撞上這麼一個大的文章最後根本沒有那事兒，所以我上到飛機上以後，然後他們讓我坐在那個第二等艙那兒，坐著，這會有點相信這個徐文立能來，然後我剛坐下以後那個警察就上來了，就圍著我的椅子轉了兩圈，等那位警察從飛機上下去的時候，然後那位空姐跟我說，你真正的坐位在前邊，我們就知道他們要上來，然後我就坐在頭等艙，這時候那個，那個機上讓大家繫好安全帶，這個時候，那個，那個機組航班人員跟我說，祝賀你，說了，你先生就會上來，就會上來，就那飛機已經開始發動了，我還不相信我就傻看那個門，然後，這時候徐文立上來了。我真的當時就只是咬了咬舌頭覺得是不是真的。然後那個美國大使館陪同我們一起到美國來的人，把一個手指頭放到嘴上跟我們說，現在都不要講話，過了西伯利亞再講話。就是大使館都感覺在沒飛出中國的時候都是不安全的。所以我就感覺好像經歷了一個特別奇怪的那種感覺，
這時候是聖誕夜，然後我們在芝加哥下了飛機的時候，我不自覺的回了一下頭，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沒有人跟著我了，就是在首都機場那麼多警察和便衣，然後到了芝加哥以後我一回頭，看到馬路上只有鴿子，還有就是那種自由自在的行人，沒有人跟我對我那個再注意了，那時候我才，當女兒、和丈夫我們三個人擁在一起的時侯，我才知道這個夢，不是一個夢，是真的實現了。
漫長的聖誕夜
徐文立：
這一天對我們家庭是度過了一個漫長的聖誕夜，因為聖誕夜中國大陸聖誕的時候，這邊還沒有，是嗎，相差12個小時，加上到這兒來的話呢相差24個小時，我們等於度過了36個小時的聖誕夜，這一天的話呢也應該說是上帝讓我們家得福了，當然得福的這一天的到來，我們等待了24年。孩子也長大了，從一個9歲的孩子變了這麼大了，大學畢業了，已經工作了。我們就在美國在芝加哥團聚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雖然有所付出，但是在我們的家庭當中付出最多是…，我覺得我這個人生雖然有所奉獻，有所奮鬥，但是是在很多的朋友的鼓舞特別是我父輩的影響之下做的，一個社會總是要有一些人為這個社會進步作出犧牲，對此我無怨無悔，但是只有更多的人去追求自由和民主中國才有希望。我相信更多的朋友會和我一樣，年青的朋友可能比我們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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