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撒謊的教化，不僅政治家高興，就是受苦受壓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他們一致認為，為了孩子的成長，家長、老師、國家等等可以撒謊一點點兒，孩子太小嘛，不能盡對他說實話，不能全對他說實話……以此擴而大之，政客及其「三幫分子」們也一致認為，對國民不能全說實話，對國民可以撒播「善意的」謊言。從韓非同志開始，我國人就一直為撒謊及其變種告密行為鳴鑼開道。大家知道，巴金晚年惟一正面的意義就是提倡「說真話」；但就是這一提倡，實行起來也是難得很。在參與是否說真話的大討論中，有北大以良知著稱的教授就細緻地區分過說話的各個層次，如他說在何種情況下應說實話，在何種情況下應不說假話，在何種情況下可以或說不得不說一些假話……
高貴的、善意的謊言撒播久了，這個叢林社會就充滿了毒惡的瘴癘之氣，人們呼吸之間，不免充滿了幻覺。個人的生存之不義，在這些幻覺中就一變而為另外一種無行的喜樂。離開了國家社會一類參天大樹的暫時納蔭乘涼或參贊化育，孤苦的類人孩們仍會在謊言中找回到快樂，那是一種比樸實的老Q還要阿Q的無行。在跟胡少安等人談到謊言問題時，我們一致承認，我們不少中國人每天是要靠說幾句謊言提升一天的生存質量的，卑污粗礪的生活藉助於對他者的兩句三句謊言得到了升華，類人孩的心智藉助於撒謊在想像中接近了人生的快樂。
有一個北大的理科生對謊言深惡痛絕，他後來反思北大的教育，也把撒謊當作一個重大的事件列出。他說司馬遷在《史記》裡，為重信義然諾的人專門做了一篇《刺客列傳》；由此反推，在專制的中國做一個重信義然諾的人，便如刺客一般。——這位朋友在此似乎也撒了一個「善意的謊言」。他要說的是，那麼多的民族苦難和政治運動，敢於仗義執言的人少不說，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結局也比刺客們更加悲慘。專制社會的生態，就是讓人們變成不敢說實話和負責任的小騙子（其實就是類人孩）。對於習慣撒謊的靈魂們，重信義然諾的人，就如刺客一般；塞萬提斯有言：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膽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他們不是俠客不是主教也就沒義務就打抱不平。總之，這是一個謊言的土壤，出產的也是謊言的人格。
此種撒謊生活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證。有一個老外神通廣大，但他在謊言社會裏卻低下頭來。他想把自己國內的某官員引介給我國的某官員，這邊聯繫的是一個半官方機構，這個機構的人信誓旦旦地說沒有問題，但會見前兩天，這邊通知說不行，沒聯繫上。老外氣得要跳河，他說他無臉面回到他的國家。但在陪他一起唉聲嘆氣的中國人的寬慰下，他也心安理得了。他後來兩手一攤地學中國人解釋說，這個中國官員通上面，上面臨時有要事要他去一趟，所以會見取消了。有一個大企業家搞剪綵一類的活動，沒有請到國家領導人一級的官員，有人給他出主意，你可以說某某領導人的紅旗轎車已經走到半路，辦公廳有緊急情況要他回去決斷，他只好回去了，表示不能出席深為遺憾之類。這個企業家大喜之下，跟到場的嘉賓們講這個故事，當他跑到給他出意的朋友面前，一本正經、滿臉遺憾、十分誠懇地講這個故事時，朋友為他的真誠和天才打動，又覺得荒唐滑稽。
我不知道習慣撒謊的靈魂是否是中國特色的產物，但我相信他們是專制生活的原因和結果。哈威爾有名言：生活在真實中。這似乎可以說，謊言在他們國度裡也盛行過。哈氏說，真實是抵抗專制的利器。由此看，我們社會遠未達到真實地生活。而要真實地生活，對那些撒謊者的態度就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可惜，能堅持這一原則性的國人就少，何況在那麼多層次下可以說實話不說假話又可以說一點點假話了。那個北大人說，他到美國的第一個shock,是美國人對「撒謊者」的極度鄙視。個人的言行一致、前後一貫，是西方人判斷一個人的「試金石」。
我不知道，隨著我國人越來越多地移居異國他鄉，是否也會在域外營造出一個發達的謊言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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