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自沉年代，正值中國社會處於激盪變革之際。1924年，馮玉祥兵臨北京，遜帝溥儀被逐出宮。1926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後，北洋系統的馮玉祥、閻錫山先後易幟。北洋政府分崩離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時，王國維任教的清華校園也失去往日寧靜。
據當年的當事人回憶，其時王國維雖然日常言行無異常時，但言及時局，輒神色黯然，有「避亂移居之思」。而當時，他生活與精神上的依托者羅振玉已攜眷東渡，梁啟超養痾津門。生性孤僻的王國維與他人少有交往，唯與清華研究院主任吳宓過從頗密。6月2日早晨，王國維忽然找到吳宓，說有事將外出，需借用5元錢。接錢後就出校門僱人力車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吳宓處，說他沒留片言出門至今未回。吳宓便著人四處尋覓，後從車伕處得知一長者去了頤和園，眾人便到頤和園，也是遍尋不得。後來又從管理員處得知，有一長者曾在排雲殿魚藻軒字走廊徘徊多時。大家又尋蹤找去，只見一地菸蒂，卻不見人影。忽見稍遠一點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尋，果然觸到一人體，頭沒於湖底泥中，而後背衣衫還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時的王國維。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一為「殉清」說。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驚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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