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奇怪的現象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使人們感到難以理解，這一現象是：從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四年的十五年期間，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收入竟是以近乎零增長而出現在國際經濟的統計牌上（中國的人均收入僅從三百美元達至四百美元），而每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則平均以超過百分之十的高速度在增長。這是極為矛盾的。與此相對照的是，日本從五八年至七三年十五年期間，人均收入從三百美元增至二千多美元，平均年增長速度亦為百分之十。事實上，上述矛盾與匯率的穩定與否有一定的關係。由於各國的人均收入均由各國貨幣兌換成美元進行統計（對於另一種購買力平價計演算法不在此討論，因該法不如匯率法得到國際間普遍認同），因此，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兌換率決定了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收入。某國貨幣的貶值幅度亦將導致該國人均收入在以美元為計算結果後相同幅度的遞減。中國在九三年進行人民幣最後一次百分之三十貶值之前，人民幣已經進行了四次大幅度的貶值。如果我們將幣值相對穩定下的經濟增長稱為硬增長的話，則中國的經濟硬增長實際上是在九四年後才開始的。亦只有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均收入才由四百美元穩增到目前的八百多美元。而在九四年前的十五年間，在以美元與人民幣匯率作為槓桿的前提下，中國的國民收入及人均收入均以近乎零增長的數字顯示在國際經濟的統計牌上。因而，中國經改後的經濟成果，實際上僅是一個國家每年經濟硬增長百分之二至三所達到的結果。這亦是撩開大幅縮水後的人民幣面紗後，中國經濟的真實面目。
日本的經濟硬增長策略
戰敗後的日本所實行的是經濟硬增長策略，採取與中國的貨幣狂貶大賤賣（以便同其它發展中國家爭奪出口市場的窩裡斗政策）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式。在穩定日元匯率為前提下的日本各產業集團，均立足於提高產品質量為動力的出口策略，其產品淘舊更新的週期亦漸趨縮短，從而形成了日本工業的現代化及高科技的迅速發展。由於其幣值的堅挺，從另一角度將日本的工業及科技現代化在人均收入上體現出來。韓國在韓戰後亦採取同樣的發展策略。
中國經濟落後日本四十年
日韓兩國均在戰後二十年中形成了大量的國際品牌。而中國在經改後的二十年期間，根本不可能從一堆堆的賤貨中發掘出任何叫得響的品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均是反映在品牌上的差距。瑞士人均收入多次列入世界三甲之列，靠的就是品牌，其一塊表在國際市場上的平均價格要高於任何中國手錶品牌的數百倍！瑞士人還將繼續躺在品牌的溫床上享受下去。荷蘭人在賣花市場中，依靠的同樣是品牌。而人民幣的數次大貶值，亦加深了中國產品的品牌與世界發達國家同類產品的品牌在價值上的差距。由於歐美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基數較高，從而使得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反而越加擴大化。日本在二十年前人均收入為一萬多美元，而現在則已達到了三萬四千多美元（二○○一年結果）。即使日本的經濟持續衰退十年，其經濟總量仍是中國所無法望其項背的。難怪最近日本經濟學家斷言：中國經濟落後日本四十年！
貨幣貶值與經濟發展
應該說，適可而止的貨幣貶值在經改初期對外匯產生飢餓感的中國經濟是可取的。但過量的貶值則有害於中國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最多亦只能使中國的高產值工業逐步淪為外國品牌的加工基地。許多國際報章將亞洲的經濟危機部分歸於中國貨幣大貶值的結果。中國與墨西哥曾在入世談判上長期達不成協議，其原因就在於，在九四年人民幣大貶值後，幾乎所有墨西哥的出口通道均被中國產品所堵塞，其經濟危機亦是由九四年開始。前幾年，墨西哥為解決經濟危機，曾以幾乎不賺錢的價格從美國爭取到大批量鞋加工業的合同。而在合同簽定前，中國則以再削半價的更低報價將此合同搶奪過來。入世後的中國經濟應堅守甚至提升人民幣匯率的政策，實行持續性的經濟硬增長策略。人民幣的堅挺亦可減輕幾乎與外匯儲備持平的外債負擔，實為利人利己。
－－《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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