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香港上水反水货集会(图片来源:李天正/看中国)
【看中国2020年1月11日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终于难逃一劫,仓卒落马,反映北京正重整队伍。有人因此乐观期待北京对港政策有变,由镇压变成怀柔,那么香港便有望逐步走出危机了。
不过,北京换人不等于换政策。王志民一直是“送中条例”的推手,因祸港而下台,香港人当然额手称庆。但他介入香港内政,不外是二零零三年国家安全立法(廿三条)无法得逞后,北京对港新政策的一贯做法。自此以后,中联办组成“第二支管治队伍”,不但宣诸于口更动手动脚,包括联系基层组织、介入立法会运作以至行政长官选举、指挥建制派政党、指点特区政府施政等等,仿佛代表中央的权威不但坐镇于此,还不断影响香港内政。
因此,王志民的问题不是他执行了极左政策,践踏“一国两制”,而是执行无果,甚至适得其反,引致大部份港人对北京的反感,更使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兵败如山倒。北京感到后悔的,不是立下极左政策,令“一国两制”走上末路,而是过分轻敌,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由二零一六年底开始,不到一年,随着人大常委会释法,法庭裁定六名立法会反建制当选者取消资格,再改动立法会议事规则,削弱民主派监察议会的能力,立法会已成当权者的橡皮图章,日后大可为所欲为。同时,北京自恃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力日趋强大,连“无线电视”都落入红色资本手中,加上雨伞运动后反对阵营严重分裂,心灰意冷,反对运动走入低潮,因此误判香港人已无力反抗,以为随便找个港澳办官员率领中联办相信也能胜任,结果贪胜不知输,给了香港人翻盘的机会。
今趟改派山西省前党委书记骆惠宁走马上任,相信是要凭其地方一把手的经验,加上跟中共高层的人脉关系(政治局常委汪洋、赵乐际以前都曾是他上司),使北京重新驾驭香港的局面。不过,骆惠宁或可跟权力顶层有更密切的沟通,让他有更大弹性执行政策,但以今日中国全盘收紧言论,动辄上纲上线,以国家安全考虑问题,他并无足够能量改变香港政策。
五年半前,国务院发表香港政策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北京便把对港政策写在墙上,简单讲,就是要“全面管治”香港。中联办的角色因此清楚不过,就是通过其人手及组织,介入香港社会不同领域,渗透公民社会,并且以舆论以至具体渠道影响特区政府施政。“全面管治”的理念不撤,中联办的运作模式、组织、做法,都不会因为王志民离开而自动消失。
更何况,王志民消失主要是由于“送中条例”引来逆权运动,加上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全面崩盘,他已无力驾驭局面,但这绝不代表北京放弃八月以来所谓“止暴制乱”实质是警暴镇压的治港政策。今天纵使王志民消失了,中央依然盲撑“止暴制乱”,香港警方继续肆无忌惮滥权滥捕,甚至以更失常的手法,在铜锣湾、上水大举围捕数以百计的和平示威者,妄图以暴力震慑市民。
不错,骆惠宁的省委书记背景,令人想起当年以江苏省委身份出任新华社社长的许家屯。不过,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许家屯上任是北京深思熟虑的统战谋略,以其务实开明的面貌,结识各界朋友,争取民心以降低港人对回归的疑虑。骆惠宁却是急就章,卸任后编配到人大工作几天便要匆忙来港履新,执行的是原有政策,即香港政策白皮书以来一国压倒两制的“全面管治”,以及八月以来借助警暴回复社会秩序的“止暴制乱”。
说到底,王志民下台值得高兴片刻,但香港不因此变得乐观。关键在于,中联办在港权倾朝野左右大局,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绝不会自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更不会改变使他们权力扩张的对港政策。
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寒冬,香港有助大陆企业向外集资以纾缓财政困难,因此更能突显其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但不等于北京会放过香港人,反而可以用确保融资成功、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之类的名堂,在新主任率领下,中联办更可进一步扩张权力,向联交所丶金管局要权。果如是,香港旧问题未解决,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面临新的挑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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