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记者的新闻写作文本不想多说。所用的格式和腔调是数十年来机关报本地要闻报道常见的，只是时代毕竟在进步，有些用语如今听起来未免太肉麻。比如，说省领导“冒着近40℃的高温，驱车300多公里，直奔……”就算福建沿海真有“近40℃的高温”，谁不知道那轿车是有空调的，“冒着”高温的是汽车不是首长吧？这么强调领导坐车的辛苦，难道那里的灾民们都住在有中央空调的地方吗？
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是摘录卢书记在宁德市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卢书记忙于救灾等政务席不暇暖，讲话稿当然是大秘们代拟或整理的。他们搞出来的这个讲话文本，在我这个只在20多年前做过县区级领导小秘书的人看来，也太粗糙了，简直丢人现眼。
先看“新闻眼”。讲话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宁德的干部群众确实经历了非常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仅是因为面对着史无前例的严重自然灾害，面对史无前例的重大损失，还面对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我担心面临这样大的社会压力，宁德的干部能不能经受得住，能不能继续不为其干扰，把我们为人民负责所要做的事做好……”就算卢书记在会上为给宁德的领导干部们鼓劲说了这样的话，秘书们也应像胡乔木为毛主席修改文章一样“把好关”，不让这样不合情理的话见诸报端。
“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就这么可怕吗？对于宁德的干部们，难道比超强台风“桑美”的摧毁力还大，比风灾可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重大损失”还令人惶恐？自古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不实报道”难道比鬼还令人不安？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不见得是坏事，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在“众目睽睽难逃脱”的心理环境中，勤勉、廉洁地做好救灾工作，避免陕西省华阴市那种漠视灾民疾苦的丑事发生。把批评报道一律当作负面的干扰，恐怕也不符合宁德市的实际吧。这些日子世人都知道了，福建省的大贪官荆福生、周伙金，主要罪案是在主政宁德期间发生的。还有原宁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黄朝阳，原宁德国土局局长高胜慈，原宁德市蕉山区委书记王朝阳，原宁德周宁县的“三光书记”林龙飞等人，如果当初他们能感受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想必不会一个个堕落得那么无所忌惮吧？
从前，人们以“报水灾”比喻夸大其辞。如今也有虚报灾情以便冒领救济的，但这样做的一般是乡村干部，以不追究防灾不力的责任为前提。反之，他们就会极力隐瞒真相，就像对矿难一样。有防不胜防的舆论监督是好事，可以促使一些不负责的干部负起责来。来自行政系统外的监督也是上级领导的得力工具呀，怎么会比超强台风洪水还讨厌呢？
再看文本的修辞。第一是遣词造句“满”。用了那么多“史无前例”，比“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一篇社论里用的“史无前例”还多。虽然可以辩称这些“史无前例”没有涵盖日本列岛、台湾省、海南岛和浙江省，只是与本地比，但是本地的台风史你真的清楚吗？我看相关史料是否齐全都很难说！诸如“广大干部、党的基层组织在超强台风、超强灾害面前表现出来的超强的责任心、超强的承受能力和超强的协作精神”，“在现有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话“满”到了不留一点余地的程度，怕是万一要查处个把渎职的乡镇干部都不便下手了。
第二是“大”，大话大得吓人。比如，“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举措，非常的思维方式，非常的魄力，才能战胜困难。”这么多“非常”是什么意思？灾难来临时期对于平常日子是“非常”，可是我们搞防灾减灾抗灾，不是要建立防御体系，不是要做预案的吗？如果做了、做好了、做实了，怎么会有那么多“非常”，乃至连“思维方式”都要“非常”？莫非要像“文革”时的唐山地震期间，遇到有人趁机盗窃抢夺或散布“谣言”，就让民兵就地处决？
第三是“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唯大、人民唯重、人民唯先”。虽然“人民”这两个字，这些年由于“人民铁路”、“人民邮电”、“人民医院”等垄断部门和单位搞得令人不待见，但在救灾中特别强调人民的地位和利益，用心自然不能说不好。只是这“三唯”的说法听起来总觉得不大顺耳，不仅隐含着“两头大”、“并重”、“不分先后”之类的存在，也似乎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不够吻合，因为所谓大、重、先是相对于小、轻、后存在的，这样提就等于承认了公职人员另有利益诉求的合理性。显然,这样的提法还有待好好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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