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血缘、语言和出逃的路线

自《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问世，中原社会对北方民族才有了较系统的了解。传统史学中的“匈奴”是秦汉两代“北方诸族”的代词，而近世以西方学理为基础的历史─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事实上，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它与入侵欧洲和南亚的Hun人的关系，更亟需辨证。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而要把两千年前的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突厥原语”的世界，那就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违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匈奴是从河套─阴山地区发育壮大起来的，两汉更替的时代，它分裂成南、北两部。《后汉书》以“南匈奴”为正统，其实它是附庸东汉的一个小朝廷；河套至河西走廊的游牧部落仍归“北匈奴”控制。而漠北（今之外蒙）则为种属混杂的高车、柔然、回纥等无数族落盘踞。

从匈奴将月氏和乌孙等西戎民族逐出河西走廊，渐次深入西域之态势，可以窥见这些前追后赶民族，原本都是北方民族的同类，而今世西北汉、回、藏三大民族中，必然都有这些北狄或西戎的血缘。

司马迁记载的匈奴，不是最初称霸的匈奴部落，而是它立国后的广大属族，或不妨谓之“广义匈奴”，因此它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突厥语。本文以为匈奴民族的语言更接近蒙古语和通古斯语，而它的统治部落，或曰“狭义匈奴”的血缘和语言，可能含有更多通古斯系成分。

●匈奴民族的内涵

《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对于此中的族名，学界至今没有准确认识。其实，“夏后”就是“回纥”（ui─ghu）；“唐虞”即是“唐兀”（tdan─ghu），亦指今山西、陕北地方，“唐虞以上”即是其正北的河套地区，其时“山戎”、“猃狁”、“荤粥”正在那里游牧。从读音上看，“猃狁”（si─u）乃是“室韦”，“荤粥”（khon─dju）就是“弘吉 [剌]”；而从语义上看，蒙古语的“山”字是“乌洛”，“山戎”当是“乌桓”或“乌洛浑”。

《匈奴列传》述有戎狄民族的分布态势：“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因此，中原正北方的“晋北”、“燕北”，以及和黄河上游“河西”“陇西”都为他们盘踞；乃至发源周、秦两代宗室的“岐、梁、泾、漆”，也是戎狄之地。

对于戎狄族名，传统学术常以语义解释，如“赤翟”是“尚红之戎”，“白翟”是“尚白之狄”。于是说来，“荤粥”是否就是“食肉粥之族”，而“党兀”就是 “结党营私之胡”了呢？我作此夸张之辩说，是为突显以汉语语义释戎狄族名之荒谬。事实上，即便有些族名有其汉语语义，但其真实戎名的认识，还是有待深化的语言问题，前述“山戎”是“乌桓”，即是一例。

说来，貌似“东方之胡”的“东胡”之名，就是一个艰深的问题，它既可能是辽东古族“屠何”，亦可能是西域古国“大宛”和“大夏”，或是西夏原名“党兀”；山东地名“东阿县”，新疆库车“东胡乡”，都是它的遗迹。我以为“东胡”、“东郭”、“东阿”、“屠何”、“徒河”、“大宛”、“大夏”等，可能都与族名 “达斡尔”或“吐火罗”（玄奘作“睹货逻”）有关。

如果注重研究司马迁择列的这十几个部落名的读音，它们与北方民族族名的对应就一目了然了：

赤翟　　　　即“车臣”，

白翟　　　　即“博尔吉齐”，

由余　　　　即“回纥”，

义渠、乌氏即“兀者”或“讹斥”，

绵诸　　　　即“□羯”或“蔑里乞”，

绲戎　　　　即“浑”，

翟□　　　　即“昭武”，

大荔　　　　即“沓卢”或“吐如纥”，

朐衍　　　　即“呼延”（或地名“居延”），

楼烦　　　　即“陆浑”或“陆和”。

此中“由余”之为“回纥”，是循了yu─yu读u─u的规律。唯“林胡”无类音族名对应，然稍解其意，则豁然释通。清代学者何秋涛着《朔方备乘》首先辩认出满语中“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的语义，故尔通古斯族名“兀者”（音同“窝集”）当是“林胡”。此言也有旁证，匈牙利语“林中人”适为erdesz。

“东胡”、“乌桓”属鲜卑─蒙古系民族，“兀者”、“□羯”属通古斯系民族，是早已明确的结论。而突厥语“浑”（qun）是“太阳”，“呼延”（qoyun）是“绵羊”；“吐如纥”即是匈牙利姓氏Torok，也是“突厥人”的意思（Torok与Turk无实质区别）；“浑”、“呼延”、“吐如纥”可能是突厥语部落。因此，匈奴民族包含了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族的先民部落。

《汉书》记载了一则历史上非常著名而有趣的事件。那是刘邦去世后，匈奴冒顿单于向吕后发来一封言辞唐突的求爱信，信中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阅后大怒，要斩其使者，发兵出击匈奴。后来群臣审度时势，才平息了吕后的火气。

信中“生于沮泽之中”这句话，对于解释冒顿的身世很有作用，但“沮泽”长期被望文生义为“沼泽”，其语音信息却被忽略。说来，“平野牛马之域”何来泥泞的水泽？其实，“沮泽”并非“沼泽”，而是族名“女直”（读ju─ji），冒顿是女直部落中人，统治匈奴的是通古斯民族。于是“冒顿”（mo─do）一字也可予通古斯语诠释，《北史·勿吉传》曰“渠帅曰大莫弗瞒咄”；《新唐书·黑水□□传》亦云“其酋曰大莫拂瞒咄”，“冒顿”当是“瞒咄”也。

我们多次注意到，“月氏”和“乌孙”就是“兀者”和“爱新”；现代国名“乌兹别克”即是“月氏别克”，张骞笔下的“安息国”就是“爱新国”。今次我们又认识到领袖匈奴的是“女直”部落，因此匈奴将月氏、乌孙逐出河西走廊，实际是以“女直”、“爱新”、“兀者”为首的部落联盟间的斗争和迁徙，而通古斯民族是东北亚土著的传统见解，也就需要修正了。

●匈奴语中的多语成分

从族名上认识到的匈奴民族血缘的多元性，在语言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汉籍记载的匈奴语仅是“单于”、“撑犁”、“孤涂”、“阏氏”、“居次”、“头曼”、 “屠耆”、“瓯脱”、“若□”等几个字而已。然而，这几个字却费尽了各国学者的智慧和心机，其中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成就最大。

《汉书·匈奴传》说的“单于姓挛□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道明了“单于”（酋长）、“撑犁”（天）、“孤涂”（儿子）三字的语义。

“撑犁”，显然就是蒙古语的“天”字tangri（“腾格里”），我以为汉语“天”和“青”（意“天色”）二字，就是“腾”和“撑”的转音，它们既是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成分，也是蒙古语民族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证据。

“孤涂”的究析，须先明“孤”字的读音。《前汉书》的西域“狐胡国”，《后汉书》记作“孤胡国”（即“回纥国”），古代“孤”字是读“狐”的；而将“孤涂”读“狐涂”，其语属也就明确了。欧洲学者发现西伯利亚通古斯部落语言的“儿子”一字为kutu、gutu、uta、utu、ute等，白鸟库吉则迅速达成“[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则问题容易解决矣”的结论。我查鄂伦春语之“儿子”一字确为ut'er，白鸟氏的见解实在非常有道理。

“单于”源于“广大”不足为奇，中原语言的“皇恩浩汤”不也是同样的意思吗？但因它过早就被人训读作chan─yu，而后人又一味因循这种误导，自然就找不到它的语源线索了。蒙古语的“广大”是delger，“酋长”是darga，两字的确非常音近，甚至可能是同根的。蒙古语g音常转读腭音gh，进而转为 u或f。若将“单于”读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语源就一目了然了。

《汉书》有“昭君出塞”的事迹，那是王昭君后宫寂寞，自愿出塞和亲，她先嫁“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老单于死，复株累若□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居次”是“女儿”，同今世突厥诸语之kiz一字无疑。

“阏氏”是“夫人”，这个平常的字却也被传统学术误导了一番，唐代《史记索隐》引了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根据这个随意的附会，戎狄语言的“阏氏”竟被训作汉语的“烟肢”，中国学术之落后，可见一斑。其实，将“阏氏”读作“于支”（读u─ji），它与满语“福晋”（fu─jin或u─jin）的关联就立即显现了。

“瓯脱”出自《匈奴列传》“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我以为它就是游牧民族的“帐幕”或“蒙古包”，该字蒙古语谓chachir，（“察赤儿”），土耳其语谓chadir或otag，前者同蒙古语，后者正是“瓯脱[格]”

“头曼”，已被确认是数词“万”。满、蒙二语之“万”均为tuman，而突厥语只有“千”（min）字，“万”字是“十千”（on min）。春秋宋国末代诸侯“宋景公”亦名“头曼”，宋王室是商纣王的后裔，商人是东夷，tuman出于东夷─通古斯系语言的可能较大，但不能排除出自 “蒙古原语”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会是出于“突厥原语”的。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贤”可能是“聪明能干”的意思，上古社会“聪明能干”的人，莫如知悉前人经验的“历史学家”，而蒙古语之“历史”为“屠兀赫”（tuuh），“历史学家”为“屠兀耆”（tuuch），“屠耆”当是“屠兀耆”。匈奴“左贤王”和“右贤王”，就是上古中原的“左史”和“右史”。

《汉书》说“匈奴谓孝曰‘若□’”。“孝”是中原农业社会的文化辞，在其他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准确的对应，而之于“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匈奴民族而言，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予讨论。

综上所述，以近代阿尔泰语的状况来解析古代匈奴语，八个匈奴语字分属于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突厥语：居次、瓯脱，

蒙古语：单于、撑犁、屠耆，

通古斯语：孤涂、阏氏、头曼。

看来，匈奴语的这三种语言成分似无主次之分；说匈奴语是后世突厥语的祖先，实在是太草率了。

而“匈奴”之名何来？是颇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北方民族族名。四、五世纪欧洲出现了Huns，南亚地区涌入了Huna，它们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尔“匈”是与Hun有关联的。有人类学者认为，民族的族名往往是该民族语言中的“人”或“百姓”一字；因此，蒙古语的“人”字 hun就是“匈奴”的“匈”，自然是一个较合理的猜测。

●南北匈奴的分裂

匈奴对中原的入侵，在汉孝文帝年间登峰造极，匈奴军直逼京畿，长安局面非常紧迫。到了汉武帝时，匈奴强人凋零，中原却走向强盛，军事形势也终于逆转了。汉朝政府在战事大体顺利的形势下，同时开展了孤立匈奴的外交活动，张骞通使西域即是之一。《匈奴列传》记载：“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这表明因军事失利，匈奴政治重心开始西倾，其统治部落出走态势露头。

公元前五十八年，匈奴汗庭出了一个亲汉的“呼韩邪单于”，他多次至长安朝觐。前三十三年，汉帝赐王昭君与呼韩邪，两年后他即死去。昭君所生“伊屠知牙师”，必是呼韩邪的幼子。继位的“复株累若□单于”再娶王昭君，又生二女。昭君一人夫事二单于，竟为中原和匈奴换来了一段双赢的太平时期。

中原发生“王莽之乱”时，内争也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北方民族的王位继承首先是在兄弟间进行的；而呼韩邪单于多妻多子，自复株累若□单于后，单于位在兄弟间传了五次。及至“伊屠知牙师”快八十岁，还是一个储君，可是老哥哥“单于舆”还是起了私心，死前将老弟弟杀了，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一统的匈奴，也就分裂成南、北两大阵营了。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了这件事情：“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公元四十八年）春，[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蔽，□御北虏。”“比”是呼韩邪单于的长孙，但他也把自己叫做“呼韩邪单于”。

从此，匈奴南边八部成为中原的屏障，东汉专设了一个“护匈奴中郎将”，率军保护这些南匈奴部落。然而，北匈奴对河套和河西，远至西域诸国，仍有实际的控制。在南北匈奴的内战中，南匈奴初战有利，却未能维持战果；南单于庭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今包头附近），南撤到“西河美稷”（今内蒙东胜市东）自保。顺便说一下，古之“美稷”与邻近的今世陕北地名“米脂”，均为通古斯民族族名“□羯”或“篾里乞”的别写。

●北匈奴的溃逃

在中原复苏和鲜卑民族兴起后，北匈奴四面受敌，《后汉书》说的“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正是一世纪末北匈奴面临的困境。然而，天灾人祸又接踵而来，公元八十八年，南匈奴新立单于“屯屠何”，向临朝的窦太后出谋划策讨伐北匈奴。于是窦宪、耿秉受命，率汉军与南匈奴联手，经三年讨伐，北匈奴败遁。

《后汉书》有决战的战情：“[永元]二年（公元九十年）……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

《窦宪传》则有更详细的记载：“[窦]宪与[耿]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阳塞，皆会涿邪山。……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曰逐、温吾、夫渠王柳□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

显然，战事发生在河套地区。“鸡鹿塞”即今之五原，“□阳塞”即固阳，“河云北”就是呼和浩特以北的地方，而“天山”即是大青山或阴山，“涿邪山”和“稽落山”则是阴山山脉的两个山名，“西海”是乌梁素海，“私渠比□海”是杭锦后旗境已淤塞的屠申海，“燕然山”即是贺兰山。

东汉─南匈奴联军的战略企图是：多路出击，聚歼北单于庭于阴山之南，然而北单于轻骑脱逃，窦宪、耿秉军西追至今杭锦后旗，获匈奴降众二十余万。北单于率少数部落沿“居延道”西逃，越地广人稀、防御疏怠的居延塞，抵今新疆东部伊吾地区。汉军则沿黄河南追至贺兰山，勒石记功，军止。

次年（公元九十一年），窦宪耿夔再剿，《耿夔传》记曰：“[窦]宪复出河西，以[耿]夔……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于除□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

“蒲类海”是哈密西北的“巴里坤湖”早有定论，“金微山”则应是哈密、伊吾间的“扎木尔提山”（海拔4886米），这一带是新疆东部著名的牧场。北单于逃亡后，不知所终；其弟“于除□”聚集残部在巴里坤湖周边喘息，汉军则屯驻伊吾予以监视；一年后于除□再叛，被杀。

公元二一六年，南匈奴呼厨泉单于从他的王庭平阳（今山西临汾）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去拜会曹操，曹操把他留了下来，并将他的属众分成五部，历时四百三十年的“匈奴帝国”，终告灭亡。

●结束语

中国史籍对匈奴民族有丰富的记载，但对它的血缘和语言，活动的地域、战争乃至迁徙，史家还没有一个具有宏观格局的正确理解。《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单于庭”置于外蒙乌兰巴托；台湾学者柏阳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还将战场“涿邪山”、“稽落山”、“燕然山”、“金微山”，定位于外蒙地区，都是非常不当的说法。其实，即便北匈奴的统治中心，也不在漠北的外蒙，而在内蒙的河套。

匈奴民族无疑是血缘混杂的，东胡、月氏、乌孙在它的两侧，鲜卑和山戎曾经是它的臣民。从不多的语言信息来看，匈奴语含阿尔泰语系诸语（通古斯、蒙古、突厥）的成分，说它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一个误判，拙着《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也曾经循了这种说法，看来都须予以修正。总的来看，它的人种和语言已经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又由于通古斯部落是它的统治集团，其核心部落的语言可能更偏向于通古斯语。

在史前期，北方诸族就播迁到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把四世纪开始冲击欧洲的Hun人都指认为是“北匈奴”之裔，是一种夸大了的结论。事实上，在三世纪前的一千年中，南俄草原已早是Cimmerian（吉里迷）、Scythian（息慎）、Sarmatae（悉万丹）等亚洲游牧民族的栖息地，后到的“北匈奴” 部落可能是凝聚它们的核心，从此他们就以Huns的名义，横行欧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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