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中国经济神话之破产

近来，胡锦涛温家宝两位中国实权人物十分难得地说了两句实话，向全世界揭破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危机。第一句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泡沫化，已经出现了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倾向，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来挽救中国经济。”第二句是：“大陆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根本上是结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特别是后一句话，实在是说到点儿上了。只可惜说得太晚了！

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过热”（也就是“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秘密。

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高速增长”早有定论，即：得不偿失。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设备、经济效益等等，几乎是样样不如人家，凭什幺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家？不就是不计成本，加大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的投入吗？因此，中国政府和官方经济学界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一会儿是“世界第一”，一会儿是多少年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私下里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他们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中国经济的不治之症，是灾难。因此，他们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太高，成本受不了；速度不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于是乎，控制增长速度就成了中央政府不可稍有疏忽的要务。

怪就怪在速度不那么好控制。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说，就是：“提高效益年年讲，年年落空；控制速度处处提，处处失控。”所谓“经济过热”，就是指这种失控状态。形象地说，在中国，“经济过热”就如同春风野火，稍不留意，就成燎原之势。由于产权关系不合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身利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没有形成正常的对应关系；评价地方官员和企业主管能力与政绩的标准仍然是产值，他们的利益仍然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成正比。只要这种情况得不到根本改变，不计效益的高速增长就永远有难以遏制的动力。当然，这一轮“过热”又上了一层台阶，是直接冲进银行抢钱了。这个问题两句话说不清，下次再谈。

那末，中央政府为什幺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高速增长”呢？－－他们要用“高速增长”来换取政权合法性。－－经过多年摸索，政府和经济学界认为只有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的景像。中国现政府的统治权既非人民通过选举直接授予，亦非依血统传承，只有不惜代价维持经济繁荣，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所谓“花钱买稳定”。经济学家们其实是深谙其中奥妙的：“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杨帆）就这样，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几年前，我在《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中算过一笔大帐：上世纪末，为了追求“高速增长”，中国每年所投入所破坏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折算为货币，大约在年均20万亿人民币以上。简略地说，中国每年的毛收入（GNP），还不及投入总成本的1/3。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也在干这种自杀性的赔本买卖吗？没有，除了中国，一家也没有！

为了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

在当代史中，为了民族的生存，或为了统治者个人的权欲与专断，我们都曾经付出过惨重代价。除抗战与内战找不到估算数字，其他重大损失为：

“抗美援朝”战争损失约1 000亿人民币；

“大跃进”直接经济损失约1 200亿人民币；

“文革”动乱十年经济损失约5 000亿人民币；

“三线建设”十几年损失约6 000亿人民币。

－－有哪一次战乱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所支付的资源与生态代价？

－－无论怎样计算，本世纪前八、九十年因战乱、灾变和统治者一意孤行而付出的代价之总和，都大大低于后十来年因“高速增长”而付出的资源与生态代价，甚至低于近期每一年所付出的资源与生态代价。

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生产“合法性”这种极少数人需要的政治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作者为中国作家，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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