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一直在享受电影带来的快乐。这次回国，她主要是为了拍侯咏的《茉莉花开》。在电影里，她和章子怡演一对母女，先后作为三个不同时期的母亲出现。除了拍这部戏，她还忙里偷闲，奔赴北京和池莉见面，买下了中篇小说《惊世之作》的电影改编权。现在，她的导演计划上已经至少有3部电影了。
年纪轻轻就走到了顶端，下一步怎么走呢？哪个方向望过去一定都是下坡。
南方周末：在最红的时候，你怎么舍得放弃名利选择去美国呢？
陈冲：那是你们在从外面看啊，我在里面啊。我当时只是一个孩子，想要读书啊。我并没有觉得名利能带来多大的快感啊。我学的是外语，我们家庭都渴望正常，我一不小心就成为电影明星，拿了全国第一个影后，他们都觉得不正常，不正常就不舒服。当时我们大学演出队到外面演出，在西安的时候，有几次整个大街的自行车都踩乱了，人都弄伤了去医院，这些场面很可怕，也让我觉得不正常。
当时我就想，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大的事情啊，在出名前的我和出名以后的我都是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改变，怎么就变热了呢？而且那么多人围着崇拜我，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付出了什么。特别不自然，我没有心安理得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完全没有理由的事情，不正常，特别不自然。
南方周末：那时会不会也有一些虚荣心呢？
陈冲：有，虚荣心也许有一点满足，但是很快这种不安不快乐就超过了虚荣心的满足，而且不踏实。我是那种蛮知足的人，相信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报，可是那个时候，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怪。所以有出国的机会，我就去美国了。
到美国读书，可能是当时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但是按照我现在的成熟回想那个时候，也许还是有一种害怕－－－年纪轻轻就走到了顶端，下一步怎么走呢？哪一个方向望过去一定都是下坡，这样想的话就走掉算了。
南方周末：你去美国很多年后，才真正进入电影圈。之前你主要在做什么？
陈冲：刚出去也和别人一样，上学，打工，在餐馆刷碗，没有什么不平衡的。当时的环境都是这样，而且我也没有觉得会在美国刷一辈子碗啊。我觉得一个人不经历这样的生活也就没有创作的来源了，我挺高兴的受这些苦。
第一学期是出国前就安排好的，第二学期我就转学了，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锻炼，什么都靠自己。一开始是在纽约大学，大学不需要选专业的，大家都上普课，后来我选择的是戏剧，转到加州大学后，选的基本都是电影制作方面的课，不过也不是特别规范，选了很多宗教理论等各样的课，只要自己有兴趣，就去上课。当时这个大学有一些中国教授，也可以替我安排奖学金什么的，但是课余时间里也打工，因为学费蛮高的，当时他们没人看过中国电影，没有人知道我，对我没有特别优待。
南方周末：那时在美国读书有多困难？陈冲：当时也很困难的。在学校读了3年以后，开始了第一部戏，然后又断断续续在读，后来差不多我快读了10年才毕业。其实我应该早拿到学位的，因为我选了很多与专业无关的课程，我的学分远远超过拿学位所需要的分数，因为我在拍戏嘛，所以现在回过头，我还是很骄傲。因为我学习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毕业和我的专业和我赚的钱做的事毫无关系，没有任何帮助。
出国学习是我的初衷，我把它变得特别有象征意义。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我们赋予的。
我当时肯定很不愉快，刚刚来到美国就挨了一棒子，但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不是那么有质感了。
南方周末：《大班》让你受到不少国人的指责，在国外的评价也有些负面，获得当年金草莓奖“最差女演员”、“最差新人”两项提名，那时候的境况不太好吧？
陈冲：那是一个玩笑奖，不是什么正式的奖，有一帮人在那里看电影玩出来的一个奖，而且等《大班》上映，我已经在拍《末代皇帝》，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我当时肯定很不愉快，刚刚来到美国就挨了一棒子，但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不是那么有质感了。
也许有一点压力，对我的家人大一些，我的父母、姥姥，可能他们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就比较具体一些，比较大一些。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的影后，但到了美国却在演技方面遭到指责，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你是怎样克服的？
陈冲：你要生活得好，就必须有生产力，这就是对一切的回答。有苦的时候就必须承受，把眼泪吞下去。我有很多脆弱的时刻，我非常不爱哭，尤其是在众人面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女儿这一点也非常像我。
南方周末：《末代皇帝》是在美国生涯的一次转机吗？为什么贝托鲁奇会找到你呢？陈冲：应该是吧，其实在拍《大班》之前，专门为贝托鲁奇找演员的人就看上我了。当时，我在为另外一部电影试镜，我最终没有得到那个角色，但他当时就看中我身上的某些气质了，记住我了。他对贝托鲁奇讲，你要的这个婉容，没有他人，就是陈冲了。那个时候，每出戏你作为一个新人，都要争取，尤其是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会安排很多角色让你当场排演，就这样考演员。我被他们考过，所以他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甚至不怕去机场擦皮鞋，虽然我对皮鞋没有感情上的投入，如果是为了谋生可以做别的。
南方周末：《末代皇帝》之后，有5年时间，你似乎转向了电视圈，为什么？《双峰》在你这段时间里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陈冲：我演过很多电视剧，每个剧和国内不太一样，都是一本一本往下写的，在两本之间都会有一些客串戏，我在这些电视剧中间基本都是客串戏。
《双峰》确实对我在美国的帮助非常大。美国人在大街上认识我的话，仍然是因为电视剧《双峰》，它使我能够真正被美国观众所接受。到现在为止，我女儿去上学，她的老师现在还会提起《双峰》。一般试演都是在办公室，但是那天没有给大卫·林奇演过戏，他直接就决定了由于我演。
做到拍《天浴》之前，我突然就腻了，因为我非常爱电影，对拍平庸的戏没兴趣了。我甚至不怕去机场擦皮鞋，虽然我对皮鞋没有感情上的投入－－－如果是为了谋生可以做别的。
直到后来拍《天浴》，自己写自己导，赋予它意义，我才回到电影上来。
南方周末：1998年，你一人身兼制片、导演、编剧，拍了《天浴》，投资人为什么放心把这么多重要的职位交给之前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的你呢？
陈冲：我觉得真正想要的人都是能够得到的，《天浴》的剧本是我先写的，然后严歌苓帮我润色，反正都是自己在拼命在做，后来没有找过任何美国公司，而是把剧本拿给一些个人看，终于找到100万美金，就开始拍这部电影了。
南方周末：在《纽约秋天》里指挥理查德·基尔和薇诺娜·赖德这样的明星，对你来说会不会有压力？
陈冲：工作之前有些压力，但是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了，每天面对的是具体的工作，和演员的合作整个工作过程还比较愉快，就是制片的干扰比较多一些。电影这个东西，跟任何生意一样，不是说你认为能够赚钱就能够赚钱的。
南方周末：对今天的中国电影人来说，这些机遇还存在吗？
陈冲：当然，而且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整个世界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不同了，而且像李安、吴宇森都证明了他们在市场上的成功，让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人拍的电影也是可以有好票房，赚到大钱的。电影工业的保守主要是因为市场，他们认为也许这样的人种不能得票房，如果是证实你是可以得到票房，那么就渐渐松弛了，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写出特别棒的角色，我依然怀疑。不过，对中国电影人来说，现在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很多。
南方周末：你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念念不忘，是不是你比较熟悉，另外在国外这样的电影比较讨巧？
陈冲：不！“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太属于全世界了，太不应该被抛弃避而不谈了，这是人类的一个事件呀！
像我这一代人，或者比我大10岁的人，他们的感受永远会记得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人的生活是由人的经历所决定的，“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永远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它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挥不去的情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的主题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只能说它选择了我，这份责任心也是在我的血液当中，我们的人生体验和经历的事情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感动我打动我，让我感动让我流泪让我兴奋，就是这样，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这样的。而对于另外一代人来说，她们所经历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样的，比如卫慧的小说，她就是对她那一些年轻人的生活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挣扎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由于生活的不同经历所造成的，我们没法取代对方的作品。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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