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今年的情况不是很好，今年学校收的学生比较多，又刚换校长，学校为了减少一些学生，明年的高价可能会更高。全校新生有1200多人，可能只有前300名是平价资格。我正在努力，争取不交高价。”
“您说得对，农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在农村供应一个学生上学都很吃力。在农民不会有什么前途，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给人家打工，虽说整天起早贪黑，但也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吃用。我很佩服您，当年您为了走出这穷地方，努力拼搏，不分昼夜，终于圆了您的梦想，改变了您一生的命运。我爸妈就经常拿您来教育我。我知道没有苦就没有甜，可我就是不能像您那样。我也很希望能走出这个穷地方。路可能只有上学这一条，只有靠自己。高中三年，或许就决定我一生的命运”
所谓“高价”，就是所谓的“500元的扩招费”，500元钱对于河南老家人均不足一亩田地的普通农户来说，算得上一笔钜款，抵得上一亩地的全部收入和一口人全年的口粮钱。侄子为逃避“500元的扩招费”到了“一高”，等待他的依然是新一轮的“高价”。更为荒唐的是，这种由学校单方面制订的“高价”，并不是用来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学水平的，而是为了补贴教师乃至上级行政官员的工资收入。
2001年7月23日的《经济日报》，上面刊载着新华社记者刘思扬的文章《“义务教育绝不能削弱！”----朱熔基总理在安徽农村考察义务教育侧记》，内中有颖上县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的汇报材料：“由于地处偏僻，经济发展滞后，财政供养人员和教师工资过去不能足额按月发放。税费改革后，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仍欠发教师津贴72万元”。夏桥镇夏桥小学校长张勇计汇报时另有小学生每学期除了交160元的杂费、书本费之外，还要向镇里交40元，“主要是用来返还教师工资”之类的说法。在义务教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朱总理的“义务教育绝不能削弱！”实际上只是凭空承诺。
2001年《粤海风》第6期发表有周毅然的文章《“杂费”□食义务教育》，对于中国内陆农村的“义务教育”有更为真实的说明：
“如此‘免收学费’，一个‘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每学期的杂费在300-600元之间，而当地工资水平是：一位大学专科毕业的初中教师的月工资还不足300元，而且经常被拖欠。也就是说，一个初中教师如果送一个孩子参加‘九年制义务教育’，每年必须付出2-4个月的全部工资！对于经济收入不高的当地农民来说，这个数目就更吓人了”。
按农村中小学通行的土政策，教师子弟在该教师任教的中小学读书，是可以免交杂费的。尽管教师在享受国家薪金的公职人员序列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相对于丝毫不能占有和享用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的普通农民来说，毕竟还可以拿学生做人质收取巧立名目的各种费用，九亿农民才是被剥夺正当自卫的权力与手段而任人宰割的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为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的非法滥用提供上行下效的理由和榜样的，则是拥有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绝对权力和无限法统的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
人。
当下的农家子弟虽然基本上没有了衣食之忧，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加价的“高价”收费，成为阻隔他们走出农村融入现代社会的人为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突破与创新，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依然是他们最后的和唯一的出路。(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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