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勞動改造第一課
從昆明同乘一輛敞篷卡車被押來潞江農場的三十多人，分別來自省級農業商業水利電力各部門多個單位，原先互不相識。經過五天長途顛簸，曉行夜宿同行同止，食宿之間彼此接觸，氣質相近者相互交談自然熱絡起來。因此行已非尋常出差，我身邊行囊除全部被服書籍之外，還帶有一件相伴多年的民族樂器三弦琴。未料在旅途中竟意外巧逢知音。在保山縣委招待所住宿的那天晚上，有位文質彬彬的難友向我索琴觀賞，轉軸調弦之間知他是位高手。聽他彈奏了一曲《彩雲追月》，真如珠落玉盤，行雲流水，悠揚跌宕，激起我苦旅思鄉之情，接過琴來我也彈奏了一曲《家鄉的月亮》。我二人各有特色的嫻熟琴藝引來同行難友們擠在一室共湊熱鬧。這位知音即是來自省民族貿易公司的金振華，我們之間以琴結緣，從此開始結成了終生不棄的患難深情。
此時省水利局的右派早已分批處理，被分別押往昆明附近的大板橋小哨、安寧光明、彌勒東風等農場監督勞動，到我被處分時這些地方早已被「安滿」。所以才千里迢迢發配到潞江來。
1958年3月14日中午，在潞江農場下車時，這裡已有保山地區押來的一批「同仁」先到。兩支「同污」的隊伍再次「合流」，共是七八十人。農場當局混合編組又一分為二，一部分人去老橋，一部分人分到八隊。我被分到八隊，在豬廄旁一間堆滿甘蔗葉的大草房裡安身。有人指揮我們把甘蔗葉攤開在地上鋪床，本來用於墊豬廄的備料先給人廄用上了。四十多人每人只能佔五十公分床位。另有三個女性還帶兩個孩子在隔壁半間小屋住下。八隊專業養豬，在一個大水塘邊上有四十間草房豬廄呈一字形排列。我們這一群人到來，和豬們做了近鄰。第二天發給每人一把條鋤，現安鋤把，全體上豬廄背後的大紅山開荒。
這時候，全中國已經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農場場長田德恆到八隊來視察訓話。這位場長操山西口音，可稱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宣傳鼓動家。他把我們統稱為「監督生產人員」。他認為我們這些人是因為不聽黨的話，所以才犯了嚴重的錯誤，他要求我們在大躍進中下決心好好勞動，戴罪立功，通過艱苦勞動，徹底改造思想，脫胎換骨，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他向我們宣講潞江農場的創建歷史，講復員軍人和墾荒隊的建場功績，講潞江壩將來發展的美好前景。要求我們堅定樹立以場為家的思想。他十分肯定地說：「將來農場建設好了，到那時只怕是拿棒棒趕都趕不走你們了。」田場長的一番話，對我確實發生過相當大的震撼。我一直認為自己正是太聽黨的話才落到今日下場，這一點與他見解不同。至於將來趕走趕不走的話，那是後話了。當時我心裏憋足了一股蠻勁兒：為了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貞赤誠，暗自發誓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叫你找不出我身上有半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痕跡。什麼艱苦困難也就不在話下了。
在大紅山開荒，每天掄起七斤重的大條鋤，埋頭奮力挖翻腳下亙古沉睡的土地。眼前只見一塊塊帶草皮的大土垡從鋤下翻過身來，全然不顧雙手已血泡連血泡，把半截鋤頭把都染紅了。直到手掌心握不了鋤把，只能用虎口夾住去挖，這樣一來工效自然銳減。有一位姓陳的老兵班長發現我挖地姿勢動作異常，老遠就罵罵咧咧走來，操一口廣西口音罵道：「你這個人，像什麼熊樣，有你這樣的挖法？磨什麼洋工……」他來到面前劈手把我的鋤頭奪去。血染的鋤把先嚇著了他，再一看我的雙手，血肉模糊沾滿泥垢，他真的大發雷霆高聲罵起來：「他媽的！你不要命啦！還不趕快去醫務室……」場部醫務室裡，一位姓李的安徽籍醫生看了我的雙手，緊皺眉頭搖頭嘆氣直埋怨：「小夥子呃！你怎麼搞的？弄成這個樣子才來啊……」醫生立即動手給我治療，用消毒藥液洗淨我雙手的血污泥垢。他斟酌半晌決定開刀，從小指根向腕部一側切開一條口子，掀起掌心皮肉排除濃液，塞入甘油紗布引流，五個手指頭逐一上藥包紮。我胸前吊著纏滿繃帶的傷手回到八隊，什麼也幹不成了。經過連續幾天打針吃藥，換藥包紮，逐步好轉。隊長叫我去豬廄幫飼養員燒火煮飼料。
就在這幾天，又來了一批「監督生產人員」。其中有個年逾花甲的老者，八隊領導看他年邁體弱不能上山開荒，現想出一個差使安排他去放豬。那些豬本是圈起養慣了的，一旦放出去，豈有不遍山亂跑之理，才放了一天豬，這位老者就累垮躺倒了。我只聽得他上氣不接下氣，艱難地喘著哼著：「哎喲！我的媽呀！」後來用馬車把他送去場部醫務室，不幾天就死去了！這位老者是保山送來的，名叫施政亞，東北籍人。據說此人通曉俄語，偽滿時期當過坐綠呢大橋的郵政督察官，1949年後在保山郵電局工作，任保一中的俄語教師。這是我在潞江第一次見到死人。也是平生第一次知道：上了年歲的人一旦身處逆境，其生命力竟如此之脆弱。將之比作「風前燭、瓦上霜」，一點也不為過。
二、晝夜苦戰熬瞌睡
我手上傷痊癒後仍舊上山開荒，天長日久，手上長起了一層又硬又厚的老繭，十個手指變成了有方有楞的蘿蔔條，再也不會磨起血泡。這可算是勞動改造的一項重要收穫，右手掌上的這條刀疤，則是我此段經歷的永遠紀念。
每日天剛破曉，哨聲一響就起床上山開荒，天黑才回豬廄。一日三餐極為簡單。那時候吃飯還不是什麼問題，大躍進就宣傳吃飯不要錢，叫做放開肚皮吃飽飯。八隊食堂大行軍鍋燜的大米飯擺出來可以各取所需，只是菜餚就差欠了，每頓清水煮干蘿蔔片不見油花。體力消耗大，飯量就大增，胃裡負擔過重，已陣陣往上反酸倒辣地疼。這都還可以忍受，最難熬的是不得睡覺。每日天黑收工，狼吞虎嚥吃下晚飯，不是開大會就是加夜班，一直要折騰到下半夜才得睡下。只覺得頭剛落枕，耳邊就響起尖厲的起床哨聲。於是又重複著起床上山、白天開荒、夜晚加班的固定程序。加班幹什麼事是另一回事，清掃豬廄算積肥，到公路邊鏟草皮算積肥。反正得找事來干，這樣才叫大躍進嘛！到了大戰紅五月之後，動不動就是苦戰五晝夜，苦戰十晝夜，根本就甭想睡什麼覺了。夜晚燃起篝火挖馬車路，連續一二十夜通宵苦戰。半夜時分還供一餐飯，直接送到工地。此時只有睡覺才是疲憊已久的人唯一的生理需要。得吃不如得睡，趕緊見縫插針找個隱秘處倒頭睡下。只覺得剛合上眼，尖厲的出工哨又響起來了。心裏只怨那些吃飯的怎麼這樣快！這種晝夜苦戰，除了給大躍進位造聲勢，沒有多少實際效果。苦戰二十多夜挖出的一條馬車路，雨季一來就坍毀了；公路邊鏟草積肥等於幫養路段做義務工，堆積的草皮無非一堆廢土。
苦戰通宵疲憊不堪的是我們和廣大工人，幹部們卻精神特足，到處吆喝，督促人們加油快干。人皆血肉之軀，巨大的反差，使人不難看出他們是借各處巡視之機，早已睡夠養足精神，才出現在眾人面前的。
領導幹部白天在室內休閑辦公，夜晚開會可以精神百倍滔滔不絕一講數小時。工人和我們整天高強度勞動，夜裡還得席地而坐接受教育，難免不時發出鼾聲，打鼾者立即受到呵叱被罰立正站起。有幾個老兵班長自動專司糾察之職。打鼾最起勁的是李步青，人都叫他理不清。當他鼾聲大作被旁邊人推醒過來時，他卻揉著眼睛咋呼起來「不准打瞌睡呵！」會場上引發一陣哄笑，倒也給人驅幾分睡意。
大戰紅五月時，連看電影都搞大躍進。一晚上連放五六部，直到天亮才停機，帶個簔衣鋪在地上，趁機補點瞌睡。但也不敢大意，鼾聲過大會遭到懲罰。
脫胎換骨長路漫漫關山重重，往後還有多少難關誰也無法預見。剛受過皮肉磨損之苦，又面臨瞌睡煎熬之難。古訓有雲，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對我們來說，決非妄想天將降予大任，而是只盼早日「回到人民隊伍」。就這麼一點願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三、大放「衛星」瞎折騰
大躍進高潮跌宕，全中國各行各業爭相放「衛星」。潞江農場沒有鋼鐵可以大煉，就在甘蔗、棉花、咖啡、橡膠和糧食等各種農作物的高產「衛星」上大做文章，動不動就召開全場誓師大會，上千名農場工人從怒江西岸高黎貢山到場部來開大會。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歌聲嘹亮，一派熱火朝天景象煞是壯觀。大會上擺開擂臺挑戰應戰競賽。各作業區生產隊的代表人物紛紛上臺競報產量，叫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長在地裡的莊稼一切生態依舊，產量卻隨著人的主觀意願節節飆升，達到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甲隊敢報甘蔗畝產一萬斤，乙隊就敢報出三萬斤，丙隊更敢報到五萬斤。甲隊回頭再報六萬，另一輪就八萬十萬二十萬一路往上翻。老橋隊報150萬斤，誰報的產量最高誰就奪旗，敲鑼打鼓戴上大紅花。各種作物都得經過這樣一番競賽。於是掌聲雷動、口號震天，似乎已經看到木柱那樣粗的甘蔗，面盆那樣大的棉花，雞蛋那樣大的咖啡果，花生那樣大的稻粒擺在面前了，這就是大放「衛星」製造出來夢囈般的神話奇蹟。
《人民日報》每天以套紅大字標題報導全國各地大煉鋼鐵、糧食豐收放出的高產「衛星」，刊登毛主席親臨視察的大幅照片。中國科學院院長、詩人郭沫若賦詩作詞，為湖北麻城和安徽繁昌的糧食高產「衛星」祝賀。雲南省一個小小的金平縣也放出了稻穀畝產七萬斤的大「衛星」。報紙上捎來的新鮮事物不許懷疑，蒙自縣一個縣委書記毛光書就是因懷疑畝產紅薯十萬斤而被補劃為右派；潞江農場就有一名下放幹部張雲波，因為對大躍進「吹冷風」而被補劃入右派行列，右派隊伍還在繼續擴大。
四、人民公社野戰營
1958年中央提出的總路線叫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總路線加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合起來叫做「三面紅旗」。這是那個特殊歷史年代的專有名詞。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是一個政治考試的必考題。全國各地交通沿線的高山坡上，必有鑲嵌製成的巨幅標語裝點江山。
人民公社如狂飆席捲全國。潞江人民公社宣佈成立之日，農場工人和壩彎區農民上萬人在一起開了慶祝大會，更是紅旗如海、歌聲如潮。高唱《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要超過英國老王牌》等豪情萬丈的歌曲。振臂高呼超英趕美口號。對於美英兩國到底什麼樣，老百姓知道的只是抗美援朝我們打了勝仗，帝國主義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趕超這樣的對手，有何難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農場場長田德恆兼任了潞江人民公社主任，把工人與當地農民合併成了一家人。公社調集精壯勞力組成一支上百人的隊伍叫做野戰營，在全公社範圍內「南征北戰」。我們這批年輕單身漢成了野戰營的主力。背上背包扛上鋤頭鐮刀，風風火火到處流動作戰。每到一個生產隊，碰到幹啥就幹啥，幹完一隊又去另一隊。中耕除草、挖坑打塘、深翻土地、搶收積肥、搶收糧食，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我永遠記得在一個傣族生產隊收稻穀的那一次，偏要通宵夜戰，一百多人黑燈瞎火亂打了一夜。辛苦耕耘一年眼看就要到手的糧食，不知被我們給打飛了多少！後來長期餓肚子，每想起此事，心裏就泛起一股沈重的負罪感。
野戰營居無定所，有時不得不露天宿營。在老橋隊露宿那天，半夜突然下起瓢潑大雨，上面劈頭蓋臉澆下，身下濁流滾滾衝來。那種情景簡直無法形容，落湯雞、拖泥帶水、狼狽不堪——都不如「終生難忘」這四字更為貼切！大躍進造下的罪孽，很快就遭到了報應，全中國陷入了嚴重的長期飢餓之中。餓死人口數以千萬計，史稱「三年自然災害」。我們親身經歷應是「人禍為主」，才符合歷史的真實。
五、困飢饉親情銘肺腑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田野滿目金黃，歷來就有金秋之美稱。但對於1958年的秋天，我認為改稱「火」才更貼切。論五行火能克金且金熔於火。大躍進燒起的一場熊熊烈火，不知燒昏了多少人的頭腦。報紙上曾一度提出以「糧食多了怎麼辦？」作為命題開展全民大討論。潞江農場則宣稱要「偷偷的」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就要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了。
1958年各行各業放出的各種「衛星」，並非能環繞地球運行的任何金屬製品。當年濫用這個名詞，對新興的航天科技事業是極大的扭曲和褻瀆，它很快就被這場熊熊之火給熔盡了！比如大煉鋼鐵，到處砍伐天然林木做薪炭，搜盡民間鐵器做原料。但出來的「衛星」是一堆堆廢渣，老百姓叫它鐵屎。說到底純粹就是暴殄天物、變寶為廢！再比如畝產稻穀七萬斤的金平縣，不惜興師動眾把別處半成熟的稻株連根帶泥抜起來，小心翼翼地平放在用竹紮成的臨時擔架上，從四面八方抬來，並在一丘田裡，趕製出草繩圍攬稻株腰部。然後恭請上級首長親臨驗收，現場演示扔上手電筒筒不會落，扔上雞蛋不會滾。隨行記者搶拍鏡頭充分報導，最後打下來的全是秕谷。就是這些秕谷裝袋過磅時，一溜擺了幾臺磅秤，一袋秕谷重複幾次過磅，數字累加，畝產量就這樣由五萬斤、六萬斤最後變成了上報時的七萬斤。這就是金平縣放「衛星」的真實情況。老百姓眼睜睜看著將要到口的糧食，被這樣無情的糟蹋，有淚只能往肚裡咽。各級幹部何嘗不知這是自欺欺人，但由於當時壓力所迫，誰也不敢吭聲。這顆「衛星」直接使上百畝良田顆粒無收。更可怕的是從此之後官場上公開興起了當眾作假、虛報浮誇歪風。一百年前在丹麥作家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的新裝》裡，還有個不懂世故的孩子說句真話；1958年的中國，若有誰家孩子當眾說出一句真話，那是連他的父母也要被追查而遭禍殃的。
自古秋收大忙五穀登場，應是百姓鼓腹而歌之際。而我們卻從那時開始逐漸感受到飢餓的威脅。大米飯不再是擺出來各取所需，而是論斤兩分配了。到1959年夏天，過秤分飯的斤兩一再遞減，人們整日只覺肚裡空虛，剛吃過早飯就盼等午飯。沒有幹活的心思，也拿不出幹活的力氣來了。
八隊豬廄裡儲有部分作飼料的三葉豆，老支書唐來富擅自做主，叫炊事員把三葉豆煮在飯裡增加點份量。這一招很奏效，大家吃了都說好！消息迅速傳開，其它隊的工人藉故毗鄰幹活，紛紛來八隊買飯票搭伙就餐。可惜好景不長，三葉豆吃完了，每餐過秤分得那碗飯越來越少，晚餐改為稀飯，一人一大瓢不必過秤，喝時脹滿肚皮，睡醒來撒泡尿後越發餓得心慌。
此後從不再提晝夜苦戰，夜晚開會也不多了。每逢開會就聽幹部們講現在糧食不過關，要等糧食過關就好了。但誰也不知這糧食關在哪裡，怎麼個過法。熬著漫長的夏季，眼巴巴盼等又一度秋收。盼到黃谷登場入倉，口糧供應全無半點鬆動的跡象。糧食過關遙遙無期，想吃一餐飽飯也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整個潞江農場陷入了半飢不飽狀態，各隊相繼發生水腫病例，不斷傳來人吃了人的消息。其中就有開荒時在八隊勞動過的龔琰和楊自立。死神的陰影向長期飢餓的人群步步逼近！終於有一天，我走在收工回隊的路上，只覺得一陣陣頭暈目眩站立不穩，拖著沈重的雙腿就是邁不開腳步，晚上還要開大會。新接任不久的隊長袁喜才在會上講了生產任務之後，當眾點名把我臭罵一通：什麼勞動態度極不端正，什麼拖拖沓沓越來越不像話等等。我自到潞江農場就一直在八隊勞動，換過幾茬隊長支書沒有誰是這種態度。野戰營結束後八隊的勞力四處分流，原隊長熊明指名把我要回八隊兼任班組統計工作，我一切盡力而為，周圍工人群眾均不把我視為異類對待。這位新來的隊長為何如此的怪作？一通臭罵後。袁隊長給我下達命令：「明天，你打上背包，去療養隊報到！」療養隊設在二號工地，有專設的醫務室和病號食堂，接受全場的水腫病人分期分批在此療養，享受特別供應的糧油糖等數量有限的部分食品，半天勞動也只做點摘棉花之類輕活。我在療養隊住了半個多月體質得以基本恢復。這位袁隊長做了好事卻先做惡人，叫我永遠感念不已。可惜我重返潞江時他已作古，不能當面致謝，是我一大遺憾。我從療養隊回來，受到家姐寄來的一封長信。這封信寄到八隊已經多日。是袁隊長收留拿給我的。封口處疙疙瘩瘩似乎重新粘過。展信讀畢，我難禁淚流滿面。家姐信中所言，足令鐵石心腸之人讀了亦必傷情：
「我們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瞞著母親，對她老人家說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個月到一定時候我滿眼含淚模仿你的語氣寫出一封你的來信，念給她老人家聽，拿二十塊錢給她說是你匯來的。母親雖不識字，但她認得出你寫的薛字末筆拉得很長。所以我每次寫假信都用你寫來的舊信封裝上拿給她看。瞞哄老人這麼多年，你知道我們有多難嗎？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親面前從來不敢提及哥哥的話，她們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說漏了嘴泄露真情。我們談論你的事情都要設法避開母親。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聽去一言半語，老人立即大驚失色，以為是你發生了什麼意外事情。我們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解釋勸慰，但假話終歸編不圓範，老人的質疑越來越深了。昨天，母親又念叨起你沒良心，她老人家罵了你啦！她說別人家兒子都能回家探親，就你狠心丟開這麼多年不來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強忍不住了，我心如刀割失聲痛哭起來。我泣不成聲說：媽呀！你別罵啦，你兒子在受苦吶！這一下才真的是嚇壞了母親，她連聲追問是咋個啦？我這個兒子不在人世了嗎？突然之間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該記得母親有個老病根，她心裏一著急，肚子就劇烈疼痛，上廁所又拉不出，倒在床上只會不住的哼哎喲哎喲……起不來啦。母親認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搶地責怪我們不該這樣瞞哄她……弟弟呀！現在是紙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況都如實告訴了媽，再三勸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們說的話，哭啞了嗓子，兩天一夜水米不沾牙了！……怎麼辦呢？當然最好是你馬上能回來一下，但我知道這不現實，不可強求。我們需要的是你抓緊好好勞動和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親面前。即使你不能再為國盡忠，也應該回家盡孝。
姐兆芬1960年8月8日」
我讀到此信已時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現狀如何。我心中萬分焦急，立即動筆寫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別具特徵的幾張舊照片，一併寄回讓母親確信她的兒子活在世上。信中我也大略講了現時的飢餓處境，望家裡設法寄點糧票，也為了使老母對我的存在確信無疑。此前雖長期飢餓我不願讓親人遠慮，多次寫信都不曾說過這方面的情形。
家裡很快就給我寄來包裹，內有沙糕、糧票、魚肝油等極其珍貴的物品，此後接連收到多次郵寄來的食品、藥品和衣物，郵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資包含著天高地厚的骨肉親情，直叫我感銘肺腑，堅定了奔家團聚的決心。
我姐是地下邊縱時期入黨的幹部，1958年因我被錯劃右派受到株連，從金平縣財委秘書任上被下放到基層廠礦工作。二妹是小學教師，被下放到河口農場當工人。三妹正在昆明上大學，小弟是個舊二中的高材生，也因此被取消升學資格，到金平縣鐵工廠當了一名工人。我們一家姐妹兄弟五人幼年喪父，全靠大姐幫扶母親艱難度日拉扯長大，大姐對弟妹的關愛無微不至，是我們心目中的第二個母親。
當時社會上不少人家對被劃右派的親人也講劃清界限、斷絕關係。已婚並有了子女的紛紛離婚，我們一家寧受株連也割不斷緊密相連的血肉親情。我姐從小就充分瞭解我的為人秉性，他堅信我是個正直坦誠的優秀青年，目前雖然身處逆境，必能堅強不屈經得起任何考驗。
真摯無私的感情無比崇高，崇高的真情愈顯偉大；感銘肺腑的親情激勵著、鞭策著我一步步越出逆境，奔向光明的前程。六、渡難關逆境
1959-1961年，載入史冊的三年困難時期，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難以想像那時我們經歷的苦難、折磨和人生百味。
自古有言曰「飢不擇食」。那時候無論什麼生果野菜凡能充飢之物，都成了極其寶貴的美食。集市貿易已完全取締，國營商店裡惟一可吃的只有鹽巴。人們肚裡空空，全部思維功能只集中於一個字——「吃」！就像世間除此再也別無其它。睡夢中常常見到滿街鮮美絕倫的食品，或堆成山丘的大米飯，每當「喜從天降」正欲飽餐一頓之時，夢就斷了！醒來輾轉難眠，深為食不到口而萬分遺憾，更痛悔從前不懂得食之可貴，幻想著有朝一日若能盡情飽餐，則平生願足矣，別無他求！對「民以食為天」這句千古名言，從此有了刻骨銘心的深刻理解。
「死裡求生」是人類生存的天然本能，但在災難面前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極端自私，背開同類只顧自己，甚至損人利己者大有人在。對於那些令人沮喪的故事，我不願浪費筆墨，只想用四個字概而括之：「禽獸不如」！我所要記述的是另一種同舟共濟、相互幫扶渡過難關的感人事例。
八隊豬廄裡有兩位專職打豬草的難友吳作明和王正太，他們每天挑著大籮筐滿潞江壩到處尋覓可供豬食的青飼料。有時籮筐底上破衣遮掩帶回一點生芭蕉、麻菖蒲之類的野果，同室幾位難友得以共同分享。他二人在野外辛苦勞作，若無瓜果充飢是絕對挑不回來一二百斤的重擔的，這要算是一項美差。可貴的是他們並未獨享美食。
農場各隊輪流放水澆地灌田，輪到放水時必須晝夜巡渠堵口以防跑漏。夜間巡渠飢寒交加，副隊長張東命我和段應煥二人到附近地裡摸來些南瓜芋頭，在溝邊架起火用個洗臉盆煮做一鍋，得以充飢禦寒。
難友段應煥是個農村里長大的機靈大個子，犁田耙地是把好手。他趁工間放牛之機，仔細觀察到有一片地裡的苞谷纓子已經萎謝，撿好了一堆乾柴放在一條隱蔽的深溝裡。睡到半夜時分，他把我從被窩裡悄悄拉醒，兩人來到那片地裡，摸黑掰下一二十個青苞谷，在溝裡架起火來燒了，狠吃一頓。吃不完的帶回去塞在牛廄的谷草堆裡暫時存儲，次日將之送給臥病在床的難友蔣全璧。
蔣全璧原是省公安廳「一○一信箱」的管理幹部，比我年長八歲。自潞江患難相識，是我傾心敬重的兄長和良師益友。他學識深厚正直善良且多才多藝。在苦難折磨中，他對我不斷從哲理觀念上給予指撥開導，從精神思想上給予鼓勵支持。我們之間不是親人已勝親人。他在各種勞動技能上都是能工巧匠，農場因此派他上高黎貢山採伐建設用材。他每次都帶回來核桃、板栗、松籽、蜂蜜等珍貴食物給難友們分享。有一次是國慶節吧，他在食堂殺豬幫廚，夜裡用圍腰布包了幾塊油渣悄悄塞給了我。那真是久違了多年，天上人間絕無僅有的絕妙美食了。口角餘香至今猶存。
他身患哮喘痼疾，幾次久病發作，我陪他上壩灣醫院看病打針，給他端水送藥。我每次收到家裡郵來的包裹都先與他共享，然後再分贈同室難友，我們就是這樣同舟共濟、相互扶持著步步渡過難關。
那年入秋以後情況有了改變，八隊種了二百多畝紅薯作豬飼料，收穫下來堆滿了這個場院，但沒有上級命令是不能隨便就吃的。這時上至支書隊長下至每戶工人和我們幾個單身漢，晚上關起門來以盆做鍋，三塊土坯作灶，架起火來大煮紅薯。相互之間有事商量都只在門外交談，從來互不進門，大家心照不宣。
我轉職趕牛車把紅薯從地裡運回來。有一天在公路邊裝車，路上走來兩個機關幹部模樣的人，十分眼饞地駐足看了半天。我趕車起步，他們一直跟車走著，悄悄問我能否賣給幾個。我四顧無人，告訴他們我無權出售產品，叫他們撐開掛包，揀好的塞滿兩袋給他們背走。兩人一再表示十分感謝而去。
到了1962年，保山地委統戰部派人到潞江農場來舉辦「右派集訓隊」。分散在全場各隊的難友集中到了八一新村往下來，每天早晚開會學習，下午半天勞動。到這時，全部監督生產人員中才分清了哪些人是右派。不屬右派的打起背包仍回原隊。我被指派擔任一名小組長，各小組人數的綜合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百零八人，其中有十名女性，此前已死亡和離場的不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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