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图片来源: STR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11月28日讯】夺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接连发生，单是11月份，已夺去六名工人的生命，触目惊心。每一个不幸离世的工人，背后都有深爱他们的家人和亲属，每当想到这些破碎基层家庭的处境，更是令人伤痛。从劳工处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2024年上半年工业意外死亡数字，与去年同期比较，由9宗增加至11宗。其中工伤意外重灾区的建造业，今年上半年的意外数字亦由1397宗增加至1443宗，反映情况不单未见改善，更有恶化趋势。政府高官重复地讲“一宗都嫌多”，意外却是一宗紧接一宗地发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劳工处官员呼吁业界不要“贪快贪方便”，口口声声会加强教育及宣传，其实只是将责任转移至个人身上，迥避了问题背后更核心的制度成因。须知道，员工自然需要时刻保持职安意识，但身处工地之上，工作环境、设备和所用工具，都不是员工可以自行话事；工联会议员提出仿效内地设立举报机制，让举报违规个案的员工获得奖金，只是将“笃灰文化”引入地盘，徒令前线工人增加压力和矛盾衡突。劳工处无能，未有做好监督巡查检控本份，绝无理由将责任推给员工。归根究底，这些将社会问题聚焦于个别不当行为的建议，客观上只是协助掩饰隐藏于背后鲜血淋淋的吃人制度———违例惩罚过轻、多层分判制度及投标价低者得，已有系统地形成社会对职业安全的蓄意疏忽。政府如不痛定思痛，尽快扭转产生问题的制度根源，恐怕难以抑止持续不断的工业意外继续发生。
违例判罚过轻 纵容人为悲剧
人命无价，如因雇主疏忽引致致命工业意外，必须予以严惩，才能产生阻吓效果。可是，以往法庭判处违例雇主，一般几万元罚款了事，一直为人垢病。纵然政府去年4月通过修例加重违例罚则，将最高罚款由50万增至300万元，仍然欠缺成效。今年4月，法庭判决首次引用新例检控的一宗致命工业意外违例案件，结果只判雇主罚款5万元，与修例前罚款无大分别，反映人命依然被贱待。是次判决惩罚明显过轻，政府官员却认为法庭判决“没犯错”，拒绝提出上诉。虽然法例有订明监禁刑罚，但以往亦鲜有公司董事因违反职安条例被判处监禁。如此轻轻“放生”违例雇主，一条生命以区区数万元了事，变相是纵容这些人为悲剧继续发生。
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初政府建议修例时，原有方案设有针对严重罪行“与营业额一成挂钩”的最高罚款规定，即是不设金额上限，这对于工程费动辄数十亿元的财团而言，会产生真正的阻吓力。但由于商界议员强力反对，政府便急急让步，大幅降低最高刑罚金额。当时代表建制工会的一众劳工界议员，无人对政府让步提出反对，亦有份造成今天修例成效不彰的恶果。
层层外判罪魁祸首 职安责任不容外判
除此以外，建造业多层分判的长期陋习，令承建商不单将工程外判，连保障工人职业安全的责任也一并外判出去。承建商只关心施工效率，但求保住高额利润，下线判头以什么手段赶工，如何压缩成本，任由他们各出其谋。一些无良判头更不择手段，为免影响地盘职安纪录，甚至要求员工隐瞒呈报工伤或私了意外事故。这些地盘长期积存的恶习，令监管制度沦为儿戏，滋长为求赶工、不惜牺牲职安标准的劣质文化。现时劳工法例有明文规定，下线分判商走佬拖欠薪金，大判须承担代偿工资责任。但对于职业安全事故方面，却未见有清晰界定大判的法律责任。政府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限制地盘多层分判，及明确规定总承建商须为分判商的职安意外承担“共同责任”。
引入合约标书职安计分制 刻不容缓
价低者得的投标制度，与多层分判制一样，对工人祸害不浅。部份承判商为了投得标书，刻意压低各项成本，以提升中标机会，就连关乎工人生命的职业安全也不顾。有关注工伤的团体便举例指出，价低者得的投标制之下，承建商会倾向采用价格低的竹棚，而放弃使用较安全的金属棚架，成为了高空堕下工业意外的一大元凶。政府虽然多番表示，如果承办商涉及职业安全严重违规，将被剔除参加投标的资格。但这做法难以杜绝无良雇主以不同公司的名目投标，而且等待有意外发生才采取行动，亦未能防患于未然。政府实应该就职业安全引入投标评分制，而且须占整体评分关键比重，以此豉励承办商入标时增加投放人手、资源及培训以做好职安健，方为上策。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绝不应建筑于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之上，眼见一个一个的生命，不断被无情的吃人制度吞噬，手握政策大权的人，却一直只是空谈“高度关注”，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