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惨景。（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前言
十年文革，返祖到人类原始的残暴、残酷、残忍事件，时间已过四十年，许多种人几乎都有祭，唯独地富阶层连他们的子子孙孙被整死了后，仍在荒山野岭成了野鬼孤魂，无人问津。流落在民间的这些故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笔者从民间的口述历史，寻觅这次不应有的沉没。也许让后人有许警觉。正在质疑时，原来文革过去已逾四十年，这么一件重大事件，却很少见到几篇祭文，更谈不上这些中国的边缘化的异类了。
文革照片展览、残暴之风被掩盖。(（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那一半该不该杀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所谓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干部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挠：“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地主阶级，她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名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这股风从湖南常宁县南的道县飞来，首先在庙前公社开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直到北乡的一大部了。就是说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了83人，可惜无人把这椿奇冤详情记录下来。为此也让世人了解这股风源，特此记录下来，也算让常宁人了解这段冤情实况。后来国内出版了《疯狂岁月 文革酷刑录》里简述了一点。可悲的是全国已出版了的书，公然发生地的常宁人们自己却淡化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什么骨肉之情，世道之理，治国之方，一概丢到万丈深潭去了。它把人们带到原始部落的荒原：漫骂、罚挂黑牌、戴高帽、穿䌽衣、剃光头、打锣游街、吃馒头、跳美国舞、拳打脚踢、关黑屋.......，这还只是小菜一碟。更有惨绝人寰，毛骨悚然的花样：棍打、扳缯、坐老虎凳、杀雷公尖、踩杠子、跪玻璃瓦砾、乱石砸死、鸟铳打死、菜刀砍死、自己挖洞自己跳、一箩石灰活埋......总之，尽五千年的残酷手段，一下子无师自通了......在文革中这种人性又返到兽性里去的现象，其暴力行为和迫害行为之普遍，不是社会和国家对暴力采取某种实际上的宽容态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声称：“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更可悲的是对那些参与暴力行径的多数人来说，并没有认识这种暴力并不是一种恶，而是被认为合乎“革命道德”的行为，是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这不仅是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同时更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有人说这是盲动，但也有人说，这更是盲从，说到后者，一切按“最高指示”办，谁敢不行？
“造反有理”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嘛！
都不能说没有根据。早在1958年8月召开的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转引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平日且如此，更何谈运动之时，所以文化大革命时的法律已成唾液，成了受批判的东西。请看共和国主席、国家元帅不就是只凭一个人一句话，就被拉下来批斗，打得鼻青眼肿，骨断筋伤，饥病交加，直至死无葬身吗？下面怎能不遵最高指示办呢？上面不是树了样板在吗？
文革实录之一，杀红了眼的“革命”恶魔
地点：湖南道县
时间：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起初，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旗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铳打、铁铬、活埋、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几十人绑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薰死、一群群的人推进其深莫测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头砸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书！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据道县这次惨案，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道县所在地区零陵十个县市，以及外地区的毗邻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4000余人。
以上只是个大概，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可见当时具体惨状。详述如下。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前一天因出身地主，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
“起来！起来！开会去！”
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
“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
“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在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
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压去......
“蒋汉正！”
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三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五、六、七、八......第八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三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
“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七天七夜。
与文明社会悖逆的野蛮
文革武斗。（图片来源： 今涛拍暗合成图）
“文革运动”的第三年（1968），引出一桩“湖南大屠杀”惨案。首先由常宁邻居的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到处都处在无政府状态。风声鹤厉，人心惶惶，胆战心惊，不可终秒。这时候，公然有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发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在北京呼吁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造成强大声势，震动了中南海。“湖南屠杀”的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第一天，周总理挤出十多分钟亲自接见了。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令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马上黎原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双手沾满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场血洗劫难。在正义已经死亡，国法如废纸时期，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英雄哪里？英雄在这边！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还有三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这里且说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位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血染红了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家子弟家里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了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叫一团）谁知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就是如此糊里糊涂而大开杀戒。最初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兼亲带故的什么12种人、21种人，再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训一年就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杀了，还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还未到达家门，就用锄头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从阴户、肛门用木棍插进而死，有的被捆绑跪在床门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八十，小的才二、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原始野蛮人类的历史中，日本侵华对待异族历史潮流中可能有此，但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人还能下得这样的手，而且在中华民族已有漫长的文明史的今天，将永远催人痛哭。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庙前公社非法杀25人那天，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者，常宁解放区之初，他还在念大学，土地改革时，上有父兄，土主分子当然轮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里种地。
从此庙前乡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一任大小传信事件就是他包下来子。庙前地区都是山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无论严寒酷暑，深更半夜，总是随喊随动，完全认务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价钱讲。特别是生产队的重活、难活、脏活，总是离不开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队里都是轮流打的。它这队有了他，年年岁岁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届石灰，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全队人们也都说他老实苦干，深得好评。可是这次“杀人风”一来，他还是逃不出这个厄运，凑到这个数里来了。
他问那批刽子手头头：“我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呀！”
“那为什么要杀我？留下我帮你们打石灰也好嘛！”
“因为你家里从前有过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没得说的了。
真假黑杀队
在那革文化命的年代，从道县传入了股“杀人风”，很快吹遍常宁大半个县。谣言什么1952年土地改革时候划的地富反坏分子16年后反过来要杀贫农了。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明说着五年以后就应根据其表现改变他们的成份，但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原有法令都不准数了，毛泽东的改造办法实施多年也自我宣布失去灵验。因为阶级斗争不但没有稍息，反而越来越尖锐化，甚至阶级敌人钻到共产党中央核心里来了。所以风头一来，下面随也不去证实、不去分辩，而且也不需要去分辨。甚至一证实、一分辨，就会大祸临头。
因此一群愚氓，就到处私设公堂，自封人民法庭，打着镇压“黑杀队”名目，实际自己正在组织黑杀队，乱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并株连他们的子女。可算真黑杀队乱杀假“黑杀队”。而且真黑杀队里有中共党员、大队书记、甚至公社干部，奇怪！奇迹！
中共樟塘大队王书记听到庙前公社“杀人风”这个消息，万分兴奋。为表现自己对毛主席的“三忠于”，便大显身手，先拿大队几个地主开刀。王书记立即召集大队治安主任陈主任，民兵营长张营长，贫协会段主席开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大伙立即通过这个决议。按照会议常规先模底，先从外地迁入的地主廖常吉、张靖光和本地坏分子段绵祚开刀。再来收拾这伙人的子女。
罪名：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已经参加了“黑杀队”，要把贫下中农斩尽杀绝。这样一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么干还是每一次，怎么杀，大伙又密谋计议一番，便分头行事。
1968年11月3日，素色的月光，给大地披上了丧服，民兵营张营长，率领一支基干民兵，手持梭标，布置在马路上来回巡逻，12点时分，他们在一户人家停留了下来。
主人名叫廖常吉，因父亲曾在老板许长青家里帮过生意，买了十几亩田，又建成几间小房，解放前夕死去，在土改时廖常吉就顶了父亲门户划上了地主分子，扫地出门，与刚从县师范毕业的弟弟廖常美隔离，外迁到樟塘乡来了。前几年老婆又死，带着15岁儿子过着安份清苦的日子，老老实实，埋头苦干。
这夜，忽然一阵猛烈的槌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廖常吉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才拨开门闩，一伙民兵一窝蜂拥了进来，就把廖常吉和他的儿子廖树声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捆我？”大伙也不听他的叫喊，到处就搜。搜了一阵，忽然另一个民兵猛烈地扯下蛟帐，抽出帐棍一抖，从地上拾起一个纸卷，用手电筒筒一晃就说：“这不就是‘黑杀队’的黑名册吗？“说着就是狠狠一拳打在廖常吉的脸上：“黑名册都找到了，还有什么话说？”
“把他们带到大队部去。”民兵营长下令。
廖常吉父子一路哭喊：“我不是黑杀队！我不是黑杀队！”
大队厅里摆着“审案公堂”，墙上打了个木桩，梁上悬下一根棕绳子，地上还放着红砖、木棍等等。
王书记升堂审案，几个大队主干围坐两旁。
“把廖常吉带上堂来！”廖常吉、廖常声父子俩五花大绑被拉了上来，王书记似乎也晓得审犯人的游戏规则，先要松绑，便命令松了绑。
“你组织黑杀队，要杀共产党和干部，参加的还有那些人？从实招来。”王书记审问起来。
廖常吉脆着哀求道：“王书记呀！我没有参加黑杀队呀！”
王书记在桌上猛击一拳：“廖常吉，你要老实！”扬着手里的纸卷：“你看，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顽抗！”所有干部和民兵怒吼起来。
“到底招不招？”王书记咬牙切齿凶着。
廖常吉始终一句话：“我不晓得呀！”
“不晓得？”王书记狞笑着：“好！大刑侍候，扳缯！”
几个民兵如狼似虎地把廖常吉双手一剪，用绳子一捆就把他吊在梁上垂下的粗绳子上，往上一拉，廖常吉双脚离地，升到半空。王书记处捞着一根木棒，对着廖常吉腰部、腿部一阵乱打，边打边问：“你招还是不招？”
廖常吉身子像打秋跹一样在空中摇晃，再也忍痛不住了忙喊：“我招！我招！”王书记命令民兵放下。再叫：“你招！”干部们齐声喊叫：“快招！”
廖常吉换了一口气说：“我实在不晓得”。从干部和民兵怒吼着。王书记发令：“擀面”。
几个民兵把廖常吉架到另一间屋里去，开始还听到凄厉的惨叫，渐渐地声音转弱，直至没了。一个民兵惊慌地跑来报告：“廖常吉死了！”书记似乎非常老练地说：“不会死的，用泠水拨到他头上，就会醒过来的。”
另一个报告：“段绵祚、张靖光带到！“王书记立刻命令把段绵祚拉上来。被五花大绑的段绵祚顿时被拉到跪在王书记的公案前。王书记扬起手中的纸圈问道：
“这是‘黑杀队’的纲领和名单，快认了吧！免遭皮肉之痛。”
段锦祚被民兵抓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才知道要追查“黑杀队”，摇头说：“是还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明白，因和王书记有宿嫌，自己虽然不是地主分子，但也挂号“坏分子”名，也是有死无生了。
“廖常吉已认招了，你不招？”转脸叫民兵：“给我扳缯！”段绵祚痛得受不了，只得说我招，我招！待到放下来，又不说了。治安主任把段绵祚拖去坐老虎凳，凄厉之声，在寂寞的夜空，特别钻山刺心，毛骨悚然。
下一个押进来的是张靖光，王书记开门见山直对他说：“廖常吉已经供你参加‘黑杀队’不信你和他对质。”张靖光冲到廖常吉面前喊着：“你说我参加黑杀队，我在哪里和你参加啦！你死还要把我搭进去吗？”
廖常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具僵尸。王书记把一份“黑杀队”的名单抖出来给张靖光看，张靖光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目瞪口呆，吓得魂不附体，“我不知道。”
“胡说！花名册上分明写着你的名字，不由你不承认。在你的名字下打个指模。”不由分说，几个民兵抓住他的右手拇指，在印泥盒里一按。接着问：“张靖光，你们组织‘黑杀’，要抓哪些人？”张靖光这时哭了，“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黑杀队’，更不晓得要杀哪些人。”
“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扳缯！”王书记又下命令了。
几个民兵绑住了张靖光的双手，吊到梁上的综绳上，另一个民兵把那一头一拉，张靖光抖地升上空中，突然张靖从空中掉了下来，绳子断了。几个人先审一阵后，王书记命令民兵把廖、段、张三人押到厢房里禁闭起来。
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大队男女老少，集合在大队部前坪里，围成一个圆圈，所有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都跪在圈子外面，廖常吉、段绵祚、张靖光排跪在圈子中心。王书记这时威风凛凛，咆哮如狼，走向前来，就给张靖光当头一棒，先掩一下杀。然后大声喝道：“你还装什么蒜？开斗争会啦！”转过身来，把木棒交给治安主任说：“这些家伙不老实，给我狠狠地打。”治安主任接过大棒，对准张靖光一棒，当即昏倒过去。主任逐个审下去，没有一个人承认参加者了“黑杀队”，每人挨了一棒。弄了半夜，没弄出一个眉目。王书记下令：“接原计划办，拉出去算就了。”
众民兵把他们连拖带推，向杀牛皂走去，全体民兵如临大敌，全副武装，鸟铳、梭镖、铡刀、棍棒、杀气腾腾，押着四类分子，群众则跟在后面。
杀牛皂在樟树街南面，是一个乱石山岗，曾经常在这里杀牛，故名杀牛皂。先令四人朝北跪下，向毛主席请罪。四个背鸟铳的刽子手站在他们后面，四类分子们跪在死囚侧面，群众围成半个圈子。治安主任扯开嗓门喊着：“大家不要吵了，听王书记宣判！”
王书记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亮开嗓门高声喊道：“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宁县樟塘公主樟塘大队人民法院宣判廖常吉父子和段绵祚、张靖光等四犯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治安主任就喊：
“开铳！”
贫协主席对准廖常吉的头“啪”的一声，人随声倒，脑浆四拼，鲜血乱溅。接着十几岁的廖树声也随着爸爸离开了人间。
“打段绵祚！”
铳声响处，段绵祚应声倒地，但还没有断气。人在地上翻滚、挣扎。马上加药、上弹子，再填两铳，仍没断气。“再填铳！”不知是谁在喊。刽子手已经双手发抖，再也不敢动手了。几个民兵拾起乱石对准三具尸体如雨般乱砸，头颅都被砸得稀巴烂，谁也认不清是准了。这时候，太阳并没出来，东方已经染上了血色。渐渐染遍了天空。人们开始看得清清楚楚横躺的破烂的尸体，惨不忍睹，有人偷偷地走了。
治安主任大喊：“会没开完，准也不准走。”王书记暴跳如雷，急喊：“民兵营长！民兵营长！打张靖光！”
这个民兵营长虽然安个武职，却自己出世以来，只见过躺在床上的死人，从没见过这种血的场面，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周身酥软，手脚无力了，听到王书记叫唤，铳都举不起来了，任凭叫喊，死也不敢出来。
群众已经三三两两向杀牛皂山下散去，干部们再也无法阻住。有人向王书记处示意，张靖光再也不能杀了。书记见势不妙，连忙改口：“把张靖光押回，晚上再处决。”
不久，樟塘公社朱书记来了，找王书记个别谈话，再开大队干部会，会后，才命令张靖光，要他和另外几个四类分子去掩埋几具尸体，算是这次放下了他。
斩草除根
廖常美是廖常吉的弟弟，在大塘公社大塘小学教书。常美常宁师范毕业后，不到20岁就于1950年考入小教界，已有10多年教书生涯，一贯教学认真，工作负责，热爱学生，联系群众，深受学生、家长和群众欢迎。由于一伙人要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终于难逃厄运。
自从这股“黑杀队”黑风刮了起来，廖常美感到惶恐不安，11月3日放学回家探望，谁知樟塘大队在计划以“黑杀队”罪名杀常美哥哥廖常吉时不已通知常美在瑶塘公社大合大队逮捕他了。
黄昏时候，廖常美悄悄回到家里，妻子彭延秀告诉他：“你哥哥昨天挨打了一顿。”常美说：“可能懒惰，一个四类分子在生产队挨打挨斗，是家常便饭，有什么奇怪的。”吃完晚饭便睡觉去了。
半夜时分，忽然有人棰门，“开门！开门！”
廖常美被惊醒问：“是那个？”
“我！”一个凶恶的声音在回答。
彭延秀急忙披衣起床，向外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刚点了灯前去开门，一条汉子已经把门冲开闯了进来，后面跟着几个手执梭镖的红卫兵。
常美匆忙爬起，一条汉子一个箭步一把揪住他的胸襟：
“自己拿绳索来！”
“半夜三更拿绳子干什么？”
“你还装蒜？”
一个红卫兵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动手从谷箩上扯出一根综绳，把廖常美双手一剪，就绑起来，押往大队部走。廖常美的妻儿跟在后面也被赶了转来，没奈何只得坐在家里听候命运的发落。
次早，消息传来，哥哥、侄儿俩昨晚已被鸟铳打死，但是廖常美还关在大队部没有发落。11月5日上午，廖常美被提审了。
“你交出‘黑杀队’的团伙，想杀那些人？快快从实交来。”
“我不晓得什么‘黑杀队’？更没有想过杀人。”
“看来不打不得招，给我扳缯！”
一种野蛮的刑罚，不用教材，大家都会用。廖常美和他哥哥一样，被悬升到天空，边打边问：“招不招？不招再加土砖。”一个土砖就有60斤重。吊在他的脚下，上悬下沉，一身骨头全被拉裂了，正在凄厉的惨叫声中，砰然一声，人从半空掉了下来，原来绳子也承受不住折磨，断了。廖常美的脚步一拉一摔全断了。审讯者还用梭镖把狠狠击打他的头。登时鲜血直流，人已晕倒过去。审讯者便把他拖到黑屋里关着。
下午，大塘学校来了九位教师，曹得亿、黄国成两位到大队找到审讯人说：“廖常美是我公社的教师，他的问题由我们来处决。”审讯人不答应。曹老师叫人把牢门打开，进去看看廖常美，这时廖常美已经醒了过来，睁开双眼，看见这么多同事来看望他，泪如雨下。只听他那微弱的声音说：“你们来了！”曹老师忍不住双泪直流，问他还能不能走。“我的腿已经断了，不行了。”红卫兵连声催促：“快出！快出！我要锁门了。”同事们眼见他无法救出，只得怏怏而返。
6日早晨，领头者率领一队红卫兵到廖常美家里去抄家，以为还可以捞点油水，可是满屋搜遍，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有没有，便把猪圈里头还没长成的猪杀了，把肉瓜分，每人一块。临走时，对他儿子石居说：“你背条梯子到大队部来。”石居追着问用梯子做什么？他们也没答。
石居送饭去，梯子也没背去。走到牢门边一喊：“爸爸，送饭来了。”里面没有动静，从窗户口探头一望，只见爸爸正在准备上吊自尽。石居急得哭喊：“快开门呀！我爸爸上吊了！”红卫兵也急着射门，门却里面闩着的，说时迟，那时快。一个人把门冲开，才把廖常美拖住。红卫兵骗他说：“你莫自杀，我帮你想办法。”从他手里抢去绳子，廖常美倒在地上，他不相信，这时候还有谁要救他。饭当然吃不下去了，一场惊恐，儿子只得一步一回头望着快死的爸爸慢慢地告别而去。
上午，红卫兵持着马刀到廖常美家，喊石居赶快背梯子去。梯子背到，刽子手头头指挥红卫兵把廖常美绑在梯子上，手持鸟铳、梭镖、马刀的红卫兵，列队夹道簇拥而行，迳直抬到烟州岭。一个刽子手用鸟铳对准廖常美的后脑壳一铳，弹子从后脑打进，从额骨出来，另一铳对准肚子再补一次，鲜血急流，登时气绝。
“石居！把你父亲拖去埋了。”这是头目最后一道命令。
这场惨剧，就算是这样收场了。死者莫名其妙地把一条生命白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里。再迟此日子，也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为防忘记，特此录存。
黑杀队没杀成，反倒杀死了自己的亲妹妹
故事发生的时间：1968年秋某天
发生地点：湖南常宁衡头斛林村。
说的是曾经当过甲长的贫农尹修士请了一个篾工在家里织箩筐，突然罗桥公社来人把篾匠抓了回去，说他是地主，参加了“黑杀队”。尹修士也就被带上了窝藏“黑杀队”的罪名，公社派红卫兵把他当即抓了起来。一阵杀气腾腾的口号声中，几次扳缯，受刑不过，便胡乱牵出了一大批“黑杀队”名单，就在邻近西塘村把“二十一种人”整得死去活来，同一个时间十多根绳索吊起了十多个“半边猪”，喊天叫地，毛骨悚然。
这还不算，谣传呼地一声散开了，到处都喊“黑杀队”来了。于是到处放哨。一个基干民兵挥舞着梭镖忙来忙去，村前屋后转过不停。不知是谁一声喊叫：“‘黑杀队’进村里来了！”这个基干民兵到处搜索不见，忽然看到一个影子向自己家里钻去，他非常警觉地认定“黑杀队”钻到自己家去了，赶紧往自己家里跑。忽然听到床底下有响声，二话没说，猛地一梭镖往床底下捅了进去，只听“呵哟”一声！拖出来一看，这个基干民兵立即晕倒过去。原来被捅死者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
他妹妹听说“黑杀队”进了村，吓得急忙往自己家里床底下一躲。哥哥只听到床底下有响声，也就不论清红皂白下手了。谁知这一梭镖用力过猛，立即身亡。
龙门洞里听传地主富农组成“黑杀队”要杀农民，立即抓了两户地主的全家老小11人全部活埋了。
弟弟你好好吃饱这最后一餐
一个被“改造”了近二十年的地主儿子因“黑杀队”嫌疑，在新力公社被造反派活活埋了，剩下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一个九岁的儿子。中午，儿子扯猪草回来，姐姐早已把饭做好，叫弟弟来吃。当弟弟看见姐姐停碗不吃时，才吃了半碗也就不要了。姐姐忍着泪水央求弟弟说：“好好吃饱，这是最后一餐了！”弟弟还不懂得是什么样意思，也就胡乱把那半碗吃完了。
红卫兵早就守候门口多时了，一看饭吃完了，立即闯了进来，对两个小孩说：“带你们看爸爸去。”姐妹俩默默地跟着红卫兵走出了家门，走进一座荒山，一个小洞早已挖好，叫他们自己跳下去。姐姐早知爸爸已死，活着也没希望，也不喊叫也不哭，带着弟弟往下跳，弟弟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几个红卫兵顺势一推，其他几个红卫兵赶紧把土一阵猛掀，不一刻，土平音灭。
为什么这些青年红卫兵会是这样残暴，无法无天呢？上海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成长的心态：“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听的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斗争、大跃进、蒋介石反攻大陆、反修斗争、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不断绷紧被叩击。盲目地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成为被驱使的工具。”
这就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