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期间，中国北方因为降雪引发热议，西安一名33岁刘姓女子因发布虚假消息称“西安下雪”而被警方拘留。
根据红星新闻的报导，西安不少网友发布了声称“2024年第一场雪”的视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的相关视频点赞量超过3000，评论区留言接近2000条，转发量达8360次。然而，西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白庆梅指出，西安当时只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和降温，并未下雪，网上流传的“西安下雪”视频为虚假内容。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发布通告称，刘姓女子为了吸引网络流量，故意在网上散布虚假视频，扰乱公众视听，造成恶劣影响，因此依法对她进行了行政拘留。
此事引发大量讨论，网友认为处罚过于严厉，甚至调侃“那些虚假宣传的网红没被拘留”，更有人讽刺说，以后连“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俗语都会被治罪。
还有网友感到惊讶，认为网络上的类似言论并不少见，纷纷质疑为何会受到如此严惩。“天气预报错了，气象局是不是也该担责？”还有人调侃说，“政府人员摆拍是否也应被罚？”
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发文称，过度严苛的执法模糊了法律边界，可能导致普通人在网络上的无心之言都成为法律问题。如果类似“西安下雪”这种无害的调侃都能触碰法律红线，那么日常的网络言论将面临更多限制。
西安一名三十三岁的女子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西安要下雪了的视频，结果被西安警方行政拘留。行政拘留的理由是为博取流量发布不实信息，我不懂行政法，我是研究刑法的。但是我认为，无论是行政法还是刑诉法，还是刑法，都是公法。
公法是关于公民个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之间关系的法律公法应当保持谦虚意志，应当保持理性克制。
如果一个行为没有法益侵害性，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法益侵害性，或者即便有法益侵害性，但没有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我认为是不应该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法被誉为小西，因为他也可以剥夺。对方的剥夺被处罚人的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
现在社会呢，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九月末西安几乎不会下雪。我想没有哪一个正常的西安人看到该视频后就会认为西安要下雪了，明天不能上班了，明天城市就要瘫痪了，要做好过冬的储备物资的准备吧，没有哪个西安人会这么做的。
即便该女子发布说西安要地震了。我想仅仅这一句话，也不应当是行政处罚的理由。
除非该女子说，西安明天某某地将发生六点几级七点几级地震，这样的话才可能会引发市民的恐慌。
实际上现在社会我们网络日益发达，我们老百姓的素质越来越高，我们甄别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因为我们每天都面对的是海量信息。
外界还关注到，中共治下的社会，现在越来越乱。最近有多名中国律师指出，今年看守所人满为患，抓捕和定罪人数大幅增加。
据悉，中国现有超过2300个看守所，主要羁押被逮捕和刑事拘留的嫌疑人，以及部分短期服刑人员。然而，自7月以来，多名律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看守所已严重超员。例如，四川律师王瑞提到，一个原本只能容纳12人的房间，竟然关押了20多人，酷热天气下，人员挤得必须侧身睡觉，没有空调，甚至连电扇都没有。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36.7万人，起诉76.1万人，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18.5%和6.8%。最高人民法院则指出，今年上半年各级法院判处生效的被告人数为78.8万人，同比增长8.47%。
律师们认为，除了严打行动越来越多，抓捕人数增加的原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压力加剧，随着经济形势恶化，许多人选择从事灰色或黑色产业，如传销、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企业因收入减少而从事虚开发票或合同诈骗的违法行为也有所增加。
另外，合法行为轻罪化，一些过去并未被视为犯罪的行为现在开始被定罪。例如，个体商贩因缺少相关资格被定罪为非法经营，或者因资金问题拖欠款项被指控诈骗。
轻罪重罪化也是现在常见的现象，原本不起眼的行为如在山上采摘野菜、在河里捕捞小鱼虾，甚至打麻将或开小茶馆，都可能被定罪。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困境加剧，中国各地的维权抗议事件明显增多。据“自由之家”旗下的“异言网”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的抗议活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凯文‧斯拉滕（Kevin Slaten）指出，这些抗议中，至少四分之三与经济问题有关。
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在过去20年中显著下降，尤其是习近平执政后。
研究显示，2004年时，近6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5年前有所改善，并对未来5年感到乐观。到2014年，感到生活变好的人数上升至76.5%，对未来感到乐观的人达到73%。但2023年，只有38.8%的人感到经济状况有所改善，预期未来会更好的人则降至47%，较2014年大幅下跌了26%。此外，感到悲观的人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这项研究基于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23年四次调查，样本涵盖中国20至60岁的受访者，西藏和新疆除外，样本规模从3000到7500不等。
中国经济自疫情以来持续低迷，企业倒闭、裁员和欠薪现象层出不穷，外资撤离潮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
餐饮业作为底层民众的主要投资和就业渠道之一，近年来也遭遇严重打击。根据“餐饮老板内参”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吊销、注销的餐饮企业达135.9万家，而2024年前六个月，这一数据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北京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年营收1000万元以上的餐饮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8.8%。
即便白领阶层也未能幸免，许多人面临降薪和裁员。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41家A股上市银行员工人数减少4.26万人，且42家银行的员工薪酬减少近7亿元。消费科技产业裁员现象尤为严重，自中国政府对网际网络行业实施严格监管以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总共裁员超过63,000人。
尽管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低迷，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国庆节期间的出游人数达到19.4亿人次，创下新高。许多受访者认为这只是疫情后低迷状态下的短暂反弹，并不代表经济的繁荣。邹非表示，疫情让很多人减少了支出，因此今年的出行高峰更像是苦中作乐。
媒体报导还指出，尽管权威数据表明，今年“十一”期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3.3亿人次，创下新高，但网红民宿的生意却普遍下滑。多地民宿业主发现，房价与入住率都大幅下降，甚至不及去年同期。
民宿行业虽然在过去20年间快速发展，但市场增长速度远超游客增长，导致供大于求。许多业主在面对这一困境时，只能选择降价或通过增加网红元素来吸引客源。
此外，近年来“近郊游”的盛行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短途旅行，而非长途出游。机票和酒店价格也因此下调，进一步影响了长途旅游市场的表现。
最终，这些民宿老板们尽管感到无奈，但依然希望市场能够回暖。他们一致认为，等到消费者再次愿意长途旅行，民宿生意或许会好转。然而，随着旅游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民宿业主们可能还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经营模式，才能在未来找到出路。
阿强从2019年开始经营位于浙江莫干山的民宿。莫干山以风景优美著称，往年“十一”期间民宿常常供不应求。然而，今年阿强的民宿大床房价格从去年的1500元直接降到了800元，入住率也从去年的满房状态下降到70%。阿强指出，今年莫干山新开了不少民宿，市场竞争加剧，再加上游客对高价民宿的需求下降，导致了生意大不如前。
大理一直以来都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阿杰在这里拥有两家民宿。为了迎接“十一”，他投入了50万元对民宿进行升级改造，但没想到入住率仅为60%。他表示，去年同一时期，大理民宿的房价能轻松达到1000元以上，而今年价格回落到700元左右。这种局面与大理当地民宿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密不可分。大理目前的民宿数量接近全国总量的5%，但游客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再加上消费者对大理民宿的不满增加，市场显得更加饱和。
位于青海祁连山的阿红经营着一家高端民宿。近年来，祁连山因为其自然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宣传使得当地民宿市场火热。然而，今年的“十一”黄金周，阿红的民宿生意大不如前，入住率仅为35%。降雪天气加上游客减少，导致她的民宿价格也从往年的1000元降至500元。
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职场人自嘲自己为“牛马”，这反映出在经济压力和工作环境恶劣的背景下，许多人陷入了低薪长工时的困境。据中国智联招聘的报告，七成白领和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34%的人认同自己过着“牛马人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甚至开始以幽默或自嘲来释放内心的无奈。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以幽默的方式应对艰辛。2024年9月，21岁的快递员小乔因承受不了工作压力和公司的不公平待遇，选择跳河自尽。而杭州的一名50岁外送员也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中猝死。这些“牛马”事件折射出中国底层劳动者的困境。
法律维权专家山姆指出，中国底层劳动者通过正式途径维权的机会极为有限。政府对劳工权益的漠视，加上缺乏独立工会的支持，使得这些打工者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在无力保护自己的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只能忍受剥削，过着低尊严的生活，最终变成所谓的“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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