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食从“灾异”变成了“自然常规”，它还是上天的谴责吗？（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日食是很罕见的天象，尤以日全食和日环食发生的机率很低，如果要在同一地点看到日全食的话，大约要再过三百多年才行。古人在未识得天体运行规律之前，认为日食是上天对人间的谴责，后来经过漫长的天象观察与验证，逐渐晓得日食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尽管如此，古人也没有抛弃“天人感应”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日食““灾异之大者”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是发生在夏朝仲康年间（前22世纪），《左传‧昭公十七年》、《尚书‧胤征》与《史记‧夏本纪》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尚书‧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季秋九月朔日，发生日食，乐官击鼓讨伐，农夫奔驰备礼拜天，众人纷纷疾走相告，都为援救太阳而出力。羲、和二氏职掌历法，负责观察日月星辰变化，竟然耽溺酒乐，怠忽职守，而不知发生日食，依照先王政典之规定，应当诛杀不可赦免。当时的情况是很混乱的，古人可能认为有某种动物要吃掉太阳了，导致白天变成黑夜，由于情景太过于诡异、震撼，故视日食为不祥的天兆。
到了周代，有关西周的日食纪事可见于《诗经》，如〈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又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意思是说十月初一辛卯日发生日食，实在很丑恶。日月显示凶兆，它们的运行之所以违背常规，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善政，不用忠良的关系。《诗》中说的四方诸侯无善政，实际上是指周幽王宠艳妻，用小人，因而遭致日食天变以及天灾人祸。可见得在周人眼中，日食的发生与乱政和人事不善有很大的关系。
日食是“灾”“异”之大者，在古代天象观测上占有特殊地位，记录也最为完备。《春秋》鲁国历史记载三十六次日食，以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其中三十三次是正确的，而《左传》中对日食的天文占验，无疑是“天人感应”之例证。
昭公七年《传》载，夏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谁将应验日食的凶兆？士文伯答：“鲁、卫两国将受到灾祸；卫大，鲁小。”又答：“日食逐渐离开卫国的分野（豕韦）而去鲁国的分野（降娄），所以灾难发生在卫国，鲁国则受到余祸。大难会落在卫国国君身上，鲁国则落在上卿身上。”后来卫襄公和鲁臣季武子相继逝世了。晋侯问：“《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说：“太阳亏损，多么不吉祥，是因为国无善政，不用善人，因而遭受日月之灾，故政事不可不慎。致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一是用人，二是利民，三是顺从时令。”
当日食变成有规律的自然现象
中国天文观测日食的起源甚早，古人通过漫长、连续的观察与记录，渐渐归纳出天体运行的规律，然后再经过更多时间的验证与修正，到了东汉末年，大致已有预报日食的能力；到了隋唐以后，基本可以准确的预报了。这里就突显一个重大问题，当日食从“灾异”变成了“自然常规”，它还是上天的谴责吗？
东汉末年，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据袁宏《后汉纪》载：“正月甲寅朔会发生日食，未补八刻已过，太史令王立奏曰：‘没有发生天变’，朝中大臣皆相庆贺；不料日食却在未晡一刻发生。”比预报的时间稍晚一些。这段记载说明东汉末年，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已经开始推算和预报日食了，只是还不大准确就是了。不过后来经由东汉刘洪、曹魏杨伟、后秦姜岌、南朝宋的何承天等人的不断探索，其中又以北齐张子信的三大天文学发现，让日食推步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到了唐代，中国古代的日食推步技术已经达到了顶点。
日食推步水准的提高，对先秦以来传统的灾祥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当一些经学家意识到日食也是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后，我们就看到自称“左传癖”的西晋杜预，在其著作《春秋经传集解》庄公经二十五年条下注云：“日食，历之常也。”也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看到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对〈昭公七年〉士文伯所言：“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谴）于日月之灾。”注疏反驳道：“日月之会，自有常数。每于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则日月之道一交，交则日月必食，虽千岁之日食，豫筭而尽知，宁复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这是说日食是自然常理，“可推而知”，与教不修、政不善无有关系。话虽如此，孔颖达也没有排斥灾异天谴之说，他认为人君者位贵居尊，若其权力、欲望不受约束，将会坏乱天下，因此还需要借助天变来“警悟人主”。
天道有规律但也有变数
太阳、月球的天体运动，以及地球的自转，虽然大致有稳定的速度与规律，但还是有微小的变化存在，这对历法家而言是很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观测技术和数学水平的局限，要说“日食，历之常也”，是说大话了。唐代的日食推步可以推知合朔时刻（日月交会），但能不能“看见”日食，也不是每每都准（月亮视差效应的关系），所以唐玄宗开元年间，当太史按照唐初李淳风制订的《麟德历》预报日食频频失误之后，信心满满的历法家们就像被浇了一桶冷水，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反省天道之中天体“变”与“常”的关系。
因为《麟德历》误差渐大，经宰相张说推荐，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年）下诏一行高僧制订新历，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大衍历》。《大衍历》运用的日食理论，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之日食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行在反复推求历代天文观测记录后，对于天道，他是这么说的，“其循度则合于历，失行则合于占。占道顺成，常执中以追变；历道逆数，常执中以俟变。知此之说者，天道如视诸掌。”他认为“常”与“变”同时存在于天道之中，反复且规律的天体运动视为“常”，可以用来制订历法，而超出常数的不均匀天体运动则视为“变”，可以用“占”来补充说明；将“常”与“变”两者相互配合，即能掌握天道。
对于天道中无法掌握的变数，一行认为可以借由“德教”来加以规正，比如说开元十二、十三年连续两年发生“应食不食”的预报失误，其中以十三年的情况较为特殊；那年唐玄宗刚刚结束在泰山的封禅，君臣尚在西返的途中，他们根据日食预报做了“彻饍，不举乐，不盖，素服”等救日礼仪，结果日食没有发生。一行归因于玄宗仁德动天，导致天象改变，避免了本应发生的日食。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回推，开元十二、十三年的两次日食预报是没有错的，然而在可见区域与食分的限制下，两次日食在中国几乎观测不到，这是很小的计算误差而造成的失准，足以见识到一行历术之精密程度。古代历算家普遍认为“效历之要，要在日食”，也就是说历法好不好，就看它预报日食准不准；然而古时再好的历法也无法揭示一切天象变化，即便是到了今日，浩瀚的宇宙对人类而言也仍然是个谜。
一行在〈略例〉中说道：“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如果日食完全没有规律，则无可验证历法之好坏；反之若日食皆有规律可循，则无法得知上天对人事善恶的态度了。就这样“天行有常”与“天人感应”在矛盾中共存，等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科学理论传入中国、等到了中共兴起，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便从此衰微。（参阅陈侃理〈天行有常与休咎之变──中国古代关于日食灾异的学术、礼仪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