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会创会会长杨若晖（看中国摄影）
【看中国2024年6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2024年6月4日，公民会创会会长杨若晖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CECC）举行的六四听证会，与89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六四历史学者何晓清等一同作证，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就六四作证的00后青年才俊。《看中国》对杨若晖进行了专访，来了解一下他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感想以及他对于青年一代如何挑起中国民主运动的重担的思考。杨若晖还讲述了他如何从一名小粉红转变为“反贼”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面对跨国镇压克服恐惧站出来。
记者：可否介绍一下你在这次美国国会六四听证会上发言的内容？当今的年轻人应如何看待六四事件？
杨若晖：这个演讲稿其实不是孤立存在的，国会方面给我发邮件说你有7分钟的作证时间，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写一个书面稿子（writing testimony），我就写了9页的稿子。我这几分钟的讲话，就是把书面稿的很多政策性问题去掉，做了一个7分钟的演讲稿。
我在讲话中主要提到的一方面是个人经历，比如我在2019年开始参加运动，被粉红骚扰，被共产党威胁，一直到2020年我们成立公民会，2022年我们组织六次活动，我个人也开始实名去参加运动的这些经历。
我也介绍了我们这一代的反抗特征，以及我们目前做的很多事情，也提到在美日韩工作的同道朋友们。
9页稿子里我向美国国会介绍了当前我们认为的中国现状，以及怎么样一个思路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让共产党更早下台，这样一个方向。最后也谈了六四的感悟，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对于共产党六四镇压最震惊的并不是血腥残忍与暴力，而是我们这一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如此自由、如此民主、如此没有恐惧的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80年代那种自由空气也没有经历过89六四的一代人来讲，我们都生长在红旗之下，突然看到了当时的影像资料和这些学长学姐们的呐喊和努力，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原来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大家其实一直都有在努力，我们国家的人民也一直都在努力。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到美国国会作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跟当年89六四学运的领袖之一周锋锁先生同台作证，也听了他的发言，谈一下你当时的感受？
杨若晖：很深刻的一点，也是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周锋锁老师在作证时带了一条毛巾，是当时从广场撤下来沾了被共产党枪杀的学生的血的毛巾。虽然我们也从各种影像资料、照片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但真正看到那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摆在你面前那个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再一个就是周老师讲到他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有年轻人一起加入到反抗的行列。
当时我坐在他旁边，我看到他的手和声音都是颤抖的，感觉随时可能要哭出来，真的非常感动，但也很心酸，因为当年从广场上撤下来的那一批学生们很多离开广场时已经死在那里，只有那一份承载着和自己一起在广场上呐喊过、努力过的那些鲜活的生命，能够支撑他们活下去。
我们要把他们的没有完成的事业完成，我们要把他们去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目标，我们要继续下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努力，不断的面对共产党打压封锁，各种制裁，也从来不放弃。所以也是更坚定了，我一定对于这个运动的从始至终，坚持和奉献的一个决心。
记者：你当时在作证的前后，有没有跟美国国会议员沟通，请你讲述这个情况？
杨若晖：这一次在国会作证我们确实接触到了很多议员、幕僚，包括说客，也确实是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前议长佩洛西女士也来到听证会现场，很多议员都比较忙，来来走走，但是我们也有机会跟议员们交流，包括我做证提到目前加拿大正在处理骚扰我们的几个小粉红，还有威胁我们的案子，我们也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支持，比如资金、反性骚扰心理培训组织专家培训等。我们有交流一些非常细节和具体的东西，但是因为在国会的时间确实有限，所以我只能把主要内容都写在9页的报告里，我希望议员们能对这个报告有一个更细致的阅读和了解。
记者：你之前曾说你曾经是一名小粉红，如何转变成一位坚定的“反贼”，能不能讲述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杨若晖：我即便现在是做了反贼，说到底其实还是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点是没有变的。我当时做粉红的初心，其实就是我父母这两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跟我讲，说你以后要为国为民，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谋福利。这一点我是深深记下来的，并且一直努力的去实践。
以前在中国做小粉红的时候，因为消息闭塞，好像就是全世界都是敌人，只有伟大“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走向幸福的未来。你不跟着共产党，那你就是在破坏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这样一种心态下，肯定很容易变成小粉红。
但我出国之后，开始逐渐接触到现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历史，之后我开始逐渐去挑战这一系列的固有印象，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很漫长的。
不过我一定要探究出来，对于中国人民，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最好的一个未来，最好的一种前景和方式是什么。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在这种不断的探究学习，然后不断的自我否认，不断的自我怀疑和重建。过程中我逐渐从一个粉红变成了一个反贼。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阻碍这片土地上的人获得一个好的未来和幸福的，并不是所谓的境外势力，而是共产党本身。只有推翻了共产党，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过上好的生活。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小粉红也都慢慢的觉醒过来，您对现在还是小粉红的90后、00后想说些什么？
杨若晖：对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我觉得没太多可说的，你们可以去关注我的X（推特）账号。
现在小粉红分成几种。
一种就是真不知道（真相），就像我以前一样有一腔爱国热情，只是被共产党执行歪了，这种人你跟他讲是没有用的。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下行，中共独裁专制越来越加强，这些小粉红早晚会被共产党铁拳锤上一锤，之后就清醒了。在国外的小粉红时间一长，他慢慢也能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一种粉红，就是坐牢的拿钱减刑的，那更没啥可聊的，人家图个减刑，你还跟人搞教育干什么。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特别犬儒主义的粉红，一般都特别自负，他居然很神奇的弄一套自己的说辞，自己能把自己逻辑闭环了。典型的就是，‘你说中国不好，那西方就好了吗？你说中国没民主，西方就有民主了吗？你说中国没法制，西方就有法制吗？’就像纳粹德国宣传部跟你绕圈玩。这种人你跟他讲也没有太大用处，因为他已经非常的犬儒主义。
这三种粉红在我看来已经涵盖了绝大多数粉红。当然有极特殊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讲什么话，因为道理就是你讲了也没有用，得自己去感受。非得讲的话，那关注一下我的推特号。
记者：你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谈到了公民会很多会员包括你本人都受到过来自北京的跨国镇压，包括在网络上的攻击造谣，以及对国内家人的威胁，你是怎么样最终克服这种恐惧的？
杨若晖：就说走出来一直坚持到现在,其实我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因为我做反贼也不是说这几年才开始做的,我之前在温哥华读高中时，就搞过一些那种讽刺性的报社《新哈社》，讽刺江泽民的那些东西。后来到了香港反送中，我也在多伦多这边积极的帮港人一起组织上街等活动，但都是匿名在做。因为很怕，我当时是留学生，还没毕业，经济不独立，各种能力不足。但是2022年夏天六四时，差不多我们这个组织在加拿大政府就注册成非营利组织（NGO），然后我们各种活动、各种议程也都上马了。条件已经成熟了，我才开始决定要站出来，正式的、公开的做这件事情。
公民会成立从2020年一直到2022年这两年时间，我意识到你如果不实名或不推几个实名的人出来做事情很难办。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来承担。
我觉得我有恐惧，我当然怕共产党哪天派个人给我捅一刀，但我觉得就是有恐惧也要做，应对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面对恐惧，去挑战它，去解体他，你自然就不恐惧了。另一方面，像六四那么多学生面对坦克，像白纸革命那么多学生在中国内地能喊出‘习近平下台’，像那么多被强拆、铁链女和毒奶粉，那些惨绝人寰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着，我在这还谈恐惧，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你自己的人民、国家正在被共产党如此毫无忌惮的蹂躏，他们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苦难，所以不管从哪一层和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恐惧我都是要去克服，要去挑战，要去战胜。
记者：你觉得像你们这一代00后、90后，就是你们这年轻一代，怎么样去接棒八九64学运那一批大学生，去接那一代的棒？
杨若晖：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接棒的问题，它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问题。我们是堆柴，我们不是接棒。
像台湾那个民主，可以说是接棒。台湾从党外运动，再到李登辉，再到第一次改选，然后正式的政党轮替，这些东西是民主一代一代传承，在一代一代接棒，因为他确实有棒可接。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我们现在都是属于一个海外流浪者的状态，在国内属于是被压迫者，被奴役的状态，被监控的状态，被囚禁的状态。那么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民主代代传和民主接棒的情况。只要共产党不倒台，只要这恶毒的集权体系不垮掉，那么我们始终都是受害者，就不要说八九一代，白纸一代，什么这一代那一代，没有这些，我们都是一代，就是受共产党迫害的一代，你不管你是80岁还是多少岁，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所谓的老一代也好，还是年轻一代也好，我们现在其实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集合我们所有的力量，放下很多方面的争端，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彼此，更加去宽容彼此，然后去实现我们最重要、共同的那个目标，就是干掉共产党，然后要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之后的问题再慢慢去解决。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一个交棒的过程，它是一个大家一起堆柴，八九一代已经很多柴火堆放在那里，那我们现在新一代的人继续去添柴，把这个火烧的更高更旺，一直彻底烧毁掉共产党大厦的根基为止。
记者：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多人觉得情况似乎比较悲观，比如香港短短几年完全就没有自由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都没有了，包括香港的法制也是在逐渐的被侵蚀。中共对外的渗透、跨国镇压也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如何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和热情继续抗争？
杨若晖：首先我不悲观，我很乐观。我在国会演讲里面其实写到的一点，你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你对自由的压制，你去迫害LGBTQ群体，你去把维吾尔人藏人关到集中营里去，你去对各种宗教开战，去禁掉这个教那个教。这些行为他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这是他软弱的表现，就相当于说他这个末日就越近了。恰恰是一种已经快要撑不下去的表现。那么，我们就要更好的保持自己的心态，更多的去和国内的反抗者去互动支持，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也在海外看到了，海外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年轻反抗者也都站了出来。像2019年，我在多伦多这边搞反送中，基本周围说普通话的一个都没有，全是香港人。当时那个情况才叫很悲观。
你看现在多伦多那么多人，温哥华那么多人，美国那么多人，欧洲亚太地区那么多人，其实就是各地的年轻人都已经起来了，都开始在做事，都开始为共同的目标去推进。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整体国际形势也是在变好。包括像美国加拿大现在开始反对中国的海外渗透，其实都是一个国际风向转变，人心转变。所以我不仅不悲观，而且非常乐观。
我觉得能够见到自由真正来临的一天，而且我们还要一起去重建已经被共产党破坏了的中国社会，重建一个属于这个人民的生活空间，修复被共产党这几十年来造成的各种精神上的、身体上的这些政治创伤。这些都是我们要一起去经历的转型和正义过程。所以我非常乐观。
记者：这次您跟周封锁先生一起在国会作证，有没有跟他个人沟通交流？
其实我跟周老师是挺熟的，我觉得周老师就像我的老师一样，很多东西他都会，帮助我去想，给出一些他的建议。我是非常感谢他的。这次在华盛顿能私下交流的时间其实不多，他完事之后立刻要去赶纽约的场，大家都跑来跑去，非常忙，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交流，主要就是互相看一下对方的稿，然后研究稿，改改稿。
记者：你这次还参加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落成仪式，陈伟明老师雕塑公园，洛杉矶涂鸦墙，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杨若晖：我到了LA之后，先是涂鸦墙，这个涂鸦墙其实是LA本地一个叫同意的组织做的，它是基于洛杉矶本地的由年轻人组织的一个组织，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跟我们公民会很类似，有很长期的交流，也有很多的共同的议题。我基本每年都会来看看他们。
他们现在就是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比如说他搬了三箱免费矿泉水过来，水瓶子上面贴标签宣传，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宣传方式，感觉很台湾风格。然后我们在多伦多也搞。很欣慰能够看到，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成长，做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也在变得越来越团结，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进一步的合作成长。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到了雕塑公园现场是非常的震撼，陈伟明老师讲了自由雕塑公园背后的这个故事，包括像我们这个活动前一周，共产党派人把那个坦克砸坏，把那个人像砸坏等等一系列的骚扰破坏行动。搞的陈老师他们那边就得带人拿着枪，然后天天在园区里巡逻什么的，才能保证不出问题。
后还有他们的义工做的雕塑，义工们顶着内华达州的大沙漠的大太阳，迎着风沙在那里一干就是小半个月，因为温度很高，还得把那葡萄头一个一个焊上去，很多义工包括陈老师自己，身上都被烤伤，烧伤了。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能够感受到这些义工和陈老师非常强大的意志力，那种强大的决心，这是非常鼓舞人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也看到了纪念碑是白骨累累，揭露共产党杀人的历史，那么多累累的白骨，他们已经牺牲掉，他们的梦想也好，他们的人生也好，他们的家庭也好，他们的故事也好，已经随着他们都变成一起白骨了，然后很快就不会再有任何人记得他们，他们付出的一切努力，牺牲和热血，就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但是这种事情不能发生，因为有这个纪念碑，因为有我们，我们要记住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的存在是他们意志的一个传承，我们要替这些没有办法发声的人去发声，我们要去替他们把没有完成的事业完成，我们要去把他们曾经苦苦争取的未来真正夺回我们的手里。
我们看到雕塑其实有一个人非常突出的，就是以他为原型做的，90多岁的冯国强老人，他已经那么高龄了，还不远千里的跑到大沙漠中间，来陪着我们，给我们讲话，真的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以我们年轻人更不能怕苦怕累。
记者：能不能透露一下公民会未来还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杨若晖：我们会尽量联合更多的团体，包括族裔团体，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同一个敌人，我们面对的战斗会是同一场战斗，那么我们就毫无疑问的应该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