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诸高速诸暨枫桥南出口“枫桥经验”宣传标语。（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枫桥经验”的来龙去脉
1963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序幕。在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产生出“发动地方街道乡村群众管制”阶级敌人的做法。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四清运动”，把“四类分子”揪出来清算。哪四类？四类分子即政治身份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四类人。后两类包括所有批评中共或参与被中共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的人。
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在浙江诸暨县枫桥区（现在已升为枫桥镇）发起一场群众“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运动。当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的“四类分子”不仅是由警察处理，还由“群众”处理，这意味着先由群众积极份子“围捕”敌人，并把他们扭送到公开的“批斗会”现场接受侮辱、威胁和恐吓，直到他们认“罪”为止。
当时枫桥镇有13万人口，其中有3000人被定为“四类分子”，遭到公开侮辱。按照中共的术语来说，“枫桥经验”提倡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的“说服教育”，也就是“文斗”。
毛泽东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他说枫桥经验就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上了年纪的人回想这一句简单的话，都知道它的阴险狠毒。
什么叫做“矛盾不上交”？意思就是把问题就地解决，你别麻烦中央。这就是把民告官的路堵死了。你有冤屈有问题，你不能向上反映，就在当地解决。如果社会矛盾的裁量权不在司法范围内了，那不就是无法无天了吗，何谈法治？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地方政权这条管道解决。换句话说，大小矛盾，官儿说了算、党说了算，党做仲裁。你有冤没处诉的。
那么地方官真能把问题给你解决吗？也不是的。他们也不负责任。所谓的“就地解决”矛盾，说白了就是发动基层群众斗群众，谁斗赢了谁算，斗赢了就有理。
所以说，过来人都知道，“枫桥经验”终究就是人治，让基层胡作非为，最后掌握社会资源的人掌握全局。毛泽东时代搞“枫桥经验”，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时群众互斗的巨大灾难。毛最初的目的是看到这一经验能够强化中共的极权统治，将反对者扼杀在基层。
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毛泽东在1963年11月亲自批示，要求全国范围内推广“枫桥经验”。果不其然，枫桥经验这种先发制人、先告状、先预订罪名，谁谁是地主，谁谁反党的邪恶做法，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普遍。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枫桥经验的一个全国扩大版、极端版本的运动，把九亿多人全斗一遍，斗死成千上万的人，斗得连中共官员都难以安身了。这就叫解决问题在基层。就是把他们认为当初的地富反坏右（用现在的看法就是“间谍”、不稳定因素、“异议人士”）进行就地看管和镇压。
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被频繁使用，大批基层官员和所谓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枫桥经验的最高价值就是“跳过法治体系，树立个人崇拜，以满足独裁者无法无天的需要”。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将其扩大为文化大革，斗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权派老干部。
枫桥经验死灰复燃会怎样？
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其实，中共的群众专政，在不同的阶段，专政对象不同。早期是“四类分子”，后来就变成了各类“不稳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断制造出来的新的敌人。90年代，中共又由“枫桥经验”发展出维稳体制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包括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网格治理员，网评员（五毛）等等。
习近平2003年主政浙江和上台后，都大力推广“枫桥经验”。如今中纪委书记也力推，一场波及全民的政治运动或将到来。
2013年，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中共高层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2018年，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浙江绍兴“社会管理”探讨会上，也强调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随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题为“枫桥经验为何历久弥新”、副标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文章说，如今浙江全省共划分了7.08万个“网格”（安全责任区），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中共官媒又发表多篇文章，为广推“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经历了严酷的近三年防疫封控后，当局再度捡起毛泽东提倡的“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加紧推广实施。2023年9月，习近平再次要求发展“枫桥经验”。11月，中共政法委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代表，再次强调发展“枫桥经验”。2024年3月，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在浙江调研时，又力推习近平推崇的“枫桥经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在浙江杭州参加座谈会时，也要求发展“枫桥经验”。当时适逢前总理李克强离奇猝死即将满月和白纸抗议运动一周年来临之际。
如今每一级政府“躺平”，有法不依，老百姓投诉无门，“枫桥经验”一旦展开，就是全国灾难。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系教授裴敏欣指出，中共整个监控体系已经搭建完成，2019年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共实行了3年的封控，
这3年中，中共使用“网格管理”，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有几百户人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之后再加上人脸识别镜头系统追踪民众。据裴敏欣的研究，中共庞大的监控人员队伍，除了警察和中共工作人员外，这支队伍还包括被招募为地方政府线人的多达1500万的普通民众。
中共没钱了 重来枫桥利用群众维稳？
近年来，中共权力越来越不稳，面对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增加，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以当年文革那一套“枫桥模式”，发动“群众斗群众”，让民众互相监督，人人为敌，可以达到强化对社会控制的目地，又节省维稳财力，一举二得。
独立评论人士文昭在他的YouTube自媒体上分析，在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再提发动群众，是钱不够花了。现在虽然不像毛时代的财政那么捉襟见肘，但也是“蛇大窟窿大”花钱的地方多。显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会不稳的重大隐患，是需要加强对社会的压制。最近大批删除社交媒体帐号就是表现，但是与它要对社会增加的压力比，它的维稳开支却难以同等地放大，这时它就需要重走枫桥模式，想发动群众为其所用。
用“枫桥经验”震慑红二代？
近来还有一种见识逐渐浓厚。习近平之所以大推毛泽东所提倡的“枫桥经验”，走“文革”路线，是为了借用毛来威胁中共的红二代和太子党。如果这些人继续反对习近平，习可能发起文革2.0，再次采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他们。
何以见得？2023年12月26日毛泽东130周年冥诞，当天习近平发表了一个吹捧毛的讲话，并且允许毛左分子在毛的故乡湖南韶山举行所谓的纪念集会。
2024年1月5日，旅居澳洲的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接受海外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体制内传出消息称，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代表的一批太子党和红二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共识。对习近平而言，这种共识是他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
推广“新枫桥经验”，习近平的目的实际上是警告那些反对他的红二代，借用毛来威胁他们，提醒他们在“文革”中曾经受到的压力和迫害。因为他们的父辈在“文革”中都曾受过毛的“群众专政”，如果他们继续反对习近平，习可能会再次采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他们。他现在就是这样威胁这些人。
至于说红二代达成什么共识，在此前的1月3日，袁红冰在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头版发表《中共严峻政治危机怎样影响台湾局势》评论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有提及。
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向袁红冰透露，习近平正面临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已经形成了政治共识，他们正计划推翻习近平，并建立新的政党。
红二代刘少奇之子刘源。（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形成上述共识的红二代包括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陈云之子陈元、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罗瑞卿之女罗点点。此外，中共军中元老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粟裕、徐海东、王震等人的子女也是共识的连署人。另外，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子女，除薄熙来因仍在被关押中无法连署之外，其余也都参与了连署。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被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也参与了连署。习近平对火箭军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
袁红冰的看法是，这批红二代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父兄一辈在“文革”期间曾受到过毛泽东残酷的政治整肃，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在几年前就将习近平称作“渺小型的和愚蠢型的毛泽东”，如今这个称谓已经在红二代和官场广为流传。此次的连署几乎涵盖了中共红二代中最具影响力的家族成员，可以说，这是自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以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