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合影。（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主要依靠他亲手组建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顾问：康生。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又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郭影秋是华北局的代表；郑季翘是东北局的代表；杨植林是西北局的代表；刘文珍是西南局的代表。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期整人的工具，但是，到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18名成员，在不同时期，全部成为挨整对象。下面，对18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厄运作一简要介绍：
江青
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曾被称为“文革旗手”，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个月，江青被毛生前选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江青被控犯四宗罪：（1）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2）阴谋颠覆政府；（3）反革命宣传煽动；（4）诬告陷害。
1991年5月13日深夜，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内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伯达
从1939年起，陈伯达就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笔杆子。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常委。1969年3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是毛泽东30多个秘书中官职最高的一个。
但是，到了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翻脸，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9月，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1971年9月13日，陈伯达被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中共十大上，陈伯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刑18年。
张春桥
张春桥是毛赏识的极左理论家，毛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急先锋，毛1967年发起的全国夺权斗争的急先锋，也是个心狠手辣的整人者。
十年文革中，张春桥最大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毛不仅让他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让他当了九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元老李先念曾讲：“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毛）主席的。”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作为江青的同伙，被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以与江青相同的四项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姚文元
姚文元写的、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是毛发动文革打出的第一发炮弹。
因为替毛发动文革立头功，姚文元35岁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38岁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39岁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总管。
在文革中紧跟毛冲锋陷阵十年后，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为江青的同伙，也被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以与江青相同的四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王力、关锋、戚本禹
此三人都是毛赞赏的笔杆子，是毛发动文革的极左理论的炮制者、宣传者、解释者、执行者。
但是，到了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王、关、戚三人先后被投入秦城监狱。王力、关锋被关秦城监狱14年，但没有判刑；戚本禹后来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判刑18年，在秦城监狱被关押18年。
康生
康生是毛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随着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等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康生的官越做越大。
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73年的中共十大，康生被毛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上，康生被毛提拔重用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亡。
但是，十年文革结束后，康生被中共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公布其罪行的决定。
中共元老陈云说：“康生是鬼不是人。”
王任重
1953-1966年，毛泽东到武汉数十次，都是先后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出面接待的。毛游长江20次，王任重陪游19次。
1966年5月毛组建中央文革小组时，在四名副组长中，王任重排名仅次于江青；当时本来应该全国六个大局各有一名代表，但实际只有两名代表，一是中南局的王任重，二是华东局的张春桥。
但是，到了1966年末，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仅半年，且身患肝病，身体极度虚弱，仍被毛打倒；后被关秦城监狱七年。
当时揭批的王任重的“罪行”有四：（1）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2）与江青等对着干；（3）是国民党CC系特务；（4）反对毛主席。
陶铸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被增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
但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到1967年1月4日，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从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即他是保毛要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的。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遗体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处理，身份为烈性传染病人。
刘志坚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刘志坚是作为军队代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之后，他还担任了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但是，仅仅过了七个月，1967年1月，刘志坚就被打倒。
刘志坚先是被关押北京市顺义县3个月，受到多次批斗；后被押回北京市西城区拐棒胡同的家中看管，一直被关押到1974年9月29日，前后被关近8年。
刘志坚被打倒的真正原因是：毛不满意他根据老帅们的意见总是对军队的文革设立各种限制，被认为压制造反派。
谢镗忠
谢镗忠在文革前任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因与刘志坚一起参加了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陪江青看了30多部电影、3场戏、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
当他的上级、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时，他也成为小组成员。1967年初刘志坚被打倒，他也随即被打倒。
穆欣
穆欣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原因是，他此前任中共重要喉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党组书记多年，也是中共的笔杆子之一。
1967年9月6日，穆欣突然被戴上“特务”的帽子抓了起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期间，被押到北京的大中学校轮番批斗。
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关进秦城监狱。从此，一关就是七年多，1975年5月14日才获准出狱。
据《穆欣自述》，他被关秦城监狱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尹达
尹达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紧跟毛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被纳入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7月，他搬进钓鱼台与陈伯达等人住15号楼。但不久，他就因为被压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群众造反，被中央文革抛弃。8月底，尹达被历史所揪了回去批斗。
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郭影秋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指责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搞“二月兵变”，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影秋知道。28日，学生们抓住他批斗了4个小时。29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锋宣布：撤销郭影秋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之后，他被揪回中国人民大学，受到严重迫害。
郑季翘是吉林省委管文教的书记，1966年因发表一篇批判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表扬，被作为东北局的代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
因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不理解，郑季翘仅参加了两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被中央文革小组除名，后来还被扣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帽子关入牛棚。
杨植林不仅是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还是西北局书记。他既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他在北京的时间很少，也基本不在西宁，主要在西安。
1967年3月24日，因为调查处理“青海223事件”，周恩来等接见青海代表，杨植霖参加。周恩来让他发言，他谈到“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等。据此，他可能在1967年初就被打入另册。
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他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基本在西南局。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派他赴重庆蹲点。1966年12月4日，重庆发生万人大武斗，刘文珍受牵连。之后，刘文珍受到批斗。
结语
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都遭厄运？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是毛泽东维护他的绝对权力的工具。毛需要你时，可以让你喊打喊杀；毛不需要你时，可以随时让你当替罪羊，王、关、戚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二，中共内斗是一个逆淘汰过程，即但凡有一些人性的人，都会被服从党性、泯灭人性者淘汰掉。像王任重、刘志坚、陶铸等，他们之所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皆因为他们都还一些人性在。
第三，他们都受善恶有报天理的制约。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在文革中害人无数，必遭恶报。又比如张春桥，十年文革结束后，他的女儿张维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再比如陈伯达，他晚年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