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检阅军队。（图片来源: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3月16日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今天谈中国”两会”期间一项重大的军事宣告和部署。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要求军队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从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高效融合与双向拉动下手。否则中国的军事安全有可能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
3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宣告，要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它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建设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六大领域，范围广、内容多、军民共用性强。
当前，人工智能（AI）、大数据、区块链、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高新技术呈现群体迸发局面。新兴领域中的某些技术一旦取得突破，将带来颠覆性影响，可能改变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翻转传统的战争攻防格局。可以说，新兴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和捍卫国家安全的关键战场，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和制胜未来的关键力量。
文章点出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关键，主要依赖于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高效融合与双向拉动。随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加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与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也越来越紧密。正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一句名言：”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
说完这些大道理。人们不禁要问，习近平为何在今年”两会”向军队重点提出，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而且显得格外紧迫。这很可能和中国新兴领域发展出现落后的形势有关。2019年7月《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新技术日新月异，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初现端倪。如今这个判断得到证实。
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风险
不过，白皮书也提出预警，中国的军事变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机械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军事安全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风险，”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如今解放军自称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尚未完成，在此阶段如果不把智能化建设融合进来，就会与发达国家军队拉开新的代差。
经过3年疫情，中国经济明显下滑且低迷不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强化对尖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向中国出口的限制。除了外部因素，《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在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上，还存在”各自为战、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的现象。”新质生产力资源没有得到深入挖掘、统筹融合与有效利用。
从恩格斯的角度看，这意味着解放军的新质战斗力也未进入有效成形的阶段。甚至有可能在军事领域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风险，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向。这可能就是习近平今年重点提出，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深层次原因。
前面提到，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关键，主要依赖于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高效融合与双向拉动。从历史实践看，生产方式是作战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弱。
黄奇帆（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中共重庆新闻联播视频截图）
高端装备服务业价值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今年1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他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大致由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这三个“新”所构成。以新服务来说，在各种高端装备中服务业的价值，往往占这个装备的50%至60%的附加值。比如，一部手机有1千多个零部件，这些硬件形成的附加值占产品价值比例约45%，其余55%是操作系统、各种应用软件、各种芯片的设计专利等等。这些服务看不见、摸不着，但代表这部手机55%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军事领域也一样，除了硬件的主战平台，更有价值的是作战操作系统、各种应用软件和芯片设计。前者是骨架，后者是灵魂。
黄奇帆演讲时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她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是56%，显示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其中约有13万亿美元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和制造业高度相关的高科技服务业。欧盟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39%。
然而，这种服务指标恰恰是中国生产力的短板，2022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约17%至18%，这和美国、欧盟的差距相当大。换言之，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把跟制造业高度相关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把中国整个GDP板块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力争达到30%。黄奇帆说，这是新质生产力制造业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了，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也就跟上去了。
由此得知，中国新质生产力和美国的差距相当大。目前很难从这些数据对应到中美新质战斗力的实际差距，但终究能看出一个概貌，即使把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从目前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0%，中美的差距还是很明显，从而印证《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对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的基本判断。因此出现急起直追以及弯道超车的说法。
第一推动力
新质战斗力不是现在提出的。早在2015年11月《人民日报》的国防知识栏目中提到，”新质战斗力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集综合感知、实时指控、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保障于一体的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的基本形态。”
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科技创新和生产方式的改进而产生的新型生产力。它强调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在技术本质上具有共通性，既能融合，也能双向拉动。
时隔8年多，《解放军报》在今年”两会”期间的3月6日指出，对解放军来说，”新质战斗力的主体形态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集综合感知、实时指控、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保障于一体的整体能力。”
前后相比，解放军对新质战斗力的理解几乎一致。唯一的不同是，突出人工智能技术，指出从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看，智能化无人作战系统大量投入实战，新质战斗力展现空前变革性与颠覆性，成为战争形态演进的“第一推动力。”
缺乏实战考验
不过，以人工智能技术来说，目前中国的发展有可能出现落后局面。美国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把乌克兰战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验场。这些公司正通过战场实验，收集大量数据，不断快速反复演算，对系统进行修正和改进，使人工智能技术趋向成熟。反观中国的相关业者没有这个机会，这可能产生两个后果。
首先，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未经正规作战的测试和考验，有可能面对与美国技术差距拉大的风险。其次，如果中国无法参与乌克兰战场等实战环境中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实验，可能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机会，进一步加大技术差距。
实际上，中国在网络攻击、信息战、人工智能和新兴军事技术等领域的积极发展持续多年，取得相当进展，也出现令西方担心和关注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跨越的门槛，缺乏实战考验是其中一项。
中国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明显不足：尽管中国努力实现自主研发，并在一些领域善于应用尖端技术，但是在关键领域与核心技术仍然依赖于进口，如尖端芯片制造、高性能计算设备与先进材料等。在创新和原创性方面，中国同样面临巨大挑战：虽然中国在技术应用和推动技术进步方面表现出色，但是在研发新理论和开创全新技术领域，始终欠缺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
虚假战斗力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称，根据媒体获得的会议记录，中共中央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何卫东，3月5日出席全国人大军方代表团分组会上宣示，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战斗力”。这句话被认为与武器采购腐败和训练问题有关。不论从何种角度，军队实际存在的虚假战斗力，与习近平高调推动的新质战斗力形成鲜明对比。
以上种种实情，习近平不会不知道。这应该是他在今年”两会”期间，要求军队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显得格外紧迫的原因。如果不急起直追，中国的军事安全有可能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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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