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 月 25 日，中国中部江西省新余市发生火灾，造成至少 39 人死亡（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2月9日讯】2024年的开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阳小学发生火灾，造成13名学生遇难，五天后，江西新余再次发生火灾，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运期间，冻雨和暴雪不断，“应急”和“突发”频频，几乎变成了一种新常态。
与之相对的是相关调查报道的缺位。新余火灾后，流传甚广的两篇稿件均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调查往往以官方口径为准。越来越多的稿件发自后方，来自前方、现场的声音逐渐微弱、遥远。
作为一名2021年入行的记者，我常常对此感到有心无力，时间久了，无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种回应现状的膝跳反应，但我又知道，过去不是这样子的。
因此，我找来了四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媒体人，他们中有70、80和90后，从他们经手过的灾难报道出发，我想问一问：过去的灾难报道是怎样的？以及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为什么记者还是要深入现场？
灾难发生后，为什么需要现场报道？
资讯发达的当下，似乎足不出户也能了解现场情况。如今进入灾难现场，对于记者和受众，还意味着什么呢？
王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十年）
我刚入行的时候跑文化口，过了两年才开始做社会新闻。我们常说“天灾人祸”，天灾里往往包含着人祸。比如地震不仅和地质情况有关，也和房屋质量脱离不了干系。
2021年郑州暴雨的时候，引起最大关注的是城市的受灾情况，尤其是地铁。当时有很多特稿，比如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采访，这很好。但当时我觉得我们过于关注典型，局限在了大家眼光最聚焦的地方。就像石头投入水面的中心点，它的涟漪扩散范围可能很大，如果所有人都关注中心，周边可能就被忽视了。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不断地派人拓展事件的视野边界。
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城市、地铁的报道，我就想探索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当时并没有去到现场，就在家里天天打电话，把不同交通资源的电话全都打了一遍。
其实郑州周边的很多县级市、乡镇，受灾也非常严重，因为它们靠近山区，水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非常大，整个村子都有可能被削平。后来我拿到一条线索，做了一篇周边村落的稿件，打了几十个电话交叉验证，慢慢统计出来村子里死了23个人。一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以为这个数字不大，但采得多了，才发现他们的伤亡很严重，并且村子居然瞒报了这个信息，还不让受灾村民回去。
那是一个非常需要救援的地方，村子的做法让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后来我交叉验证这个消息，把遇难者名单大致列了出来。这是那次水灾里，我觉得自己写的最有影响力的稿子。
稿子发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那个村子，不少同行也跟进了。包括视频航拍的，文字的，跟进了将近10篇稿件。后来省委书记也去了，他们发了一个通告回应我的稿子，说这里遇难人数就是8人。大概过了两天之后，他们终于承认是23人。
现场很多变的，死亡人数的统计也存在波动，媒体要不断地跟进。有个女生的妈妈，因为路上的基建太差，掉到了下水道里，被水冲走了，还有很多在城里打工的老年人都是这样没的，这些人也是需要被关注的，数量也很大。
唐建光（前媒体人，在行业近20年，转行近十年）
我是94年进入到媒体行业。除了有一线经验，也担任过社会新闻部主任，机动新闻部主任，应对过很多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比如98年的长江洪水、03年开县井喷、04年印度洋海啸、05年松花江污染、08年的汶川地震等等。08年之后我退居二线，没有在一线参加过灾难报道了。
90、00年代，媒体可以不计成本地跑一个现场。以前资源充足的时候，可能为了核实一个现场，专门跑一趟、飞一趟，或者开几百公里的路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否则记者没办法写。有时在现场，可能一呆就是一个月。
当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电话采访的，哪怕我们为了核实一件事都可能把记者派过去，花半天时间看一下。也许你没有采访到什么信息，但你要看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后方的指挥者需要考虑很多成本因素，比如到了现场可能会被赶回来、或者会扑空，或者稿件发不了。记者白跑一趟，报社承担成本。
电话采访成为常态，其实非常致命。因为电话采访的往往是单一信源，现场可能会有由各种相关人源来构成信息调查：当事人、对立观点、旁观者、政府视角等等。构成多纬度信息，才能反映事情的原貌。
现场非常重要，一件发生在甘肃和在泉州的事情截然不同，因为当地的生活形态、地理、民俗、社会关系都不一样，两地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就不同。
陈光（现媒体人、入行近三年）
2020年，我成了一名跑社会新闻的实习记者，5个月后正式加入了现在供职的媒体。
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这是我第一次跑地震现场。到了那边才发现，其实这次地震，通讯和交通都没有问题，吃、喝的问题也都能解决。当地最大的问题还是太穷了，房屋质量也很差；另一个就是冷，当时甘肃室外应该有零下十几度，人根本受不了。
当地最缺的是保暖帐篷，村子分散，运输也很费力。当地很多少数民族，留守的孩子老人也多，习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多的一户有十五六个人。以户计算的话，捐献的帐篷完全不够。
我们那时候去到一个村子，那个没人的村子距离受灾严重的地区有点距离，整体上不太严重，村里没有房屋倒塌，有个别房屋墙壁有裂缝。这次地震范围很大，震区的村子分散，初期救援力量分配上有一些盲区，后续信息流通起来就很快补齐了。
我们刚去的时候，村子还没有人管，找不到干部，也没有救援队或者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去找其他亲戚投奔，村子里有一些人还是住在自己的危房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
地震的范围非常大，涉及到两个省，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封锁，甘肃管不着青海，青海也管不着甘肃，又不能说完全把路封了，因为救援队的物资还要运输，所以没有办法把现场给围起来。但是到了晚上就让记者走了，后面几天听同行说就不让靠近现场。
其实我们第二天就收到指令，说现场除了央媒外其他媒体记者都要撤掉。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大家还是都在现场采访，我猜他们可能觉得拦不住了，然后也没有再管了。当时好像没有听说哪家媒体会被撤走。记者但凡到了现场肯定想采东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采了就有可能发出来。甘肃地震那次还挺顺利的，我们收到的指令是外派记者撤回，发稿倒是没说不能发，国内媒体都在发。所以基本上稿子、素材都发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另一个现场呆了十几个小时，核实了死者名单，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名单，我们是一点点从不同村民那里找到遇难者的直系亲属，拼凑出了遇难者的名字和年龄。
当时收到了禁令，但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争取了一下，给领导写了特别长的说明，说我们采到了什么，进去有多辛苦，写出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稿子，当时领导没回复，就说先回来休整。两三天以后才突然说可以发，本来是通知我可以开始写稿了，但我怕离开现场久了会忘记一些细节，一回来就开始写，领导说可以发的时候我刚写完，最后很顺利地发在了客户端，就是没有向三方平台去推。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重重阻碍的现场
现场瞬息万变，记者不仅要打开受访者的话匣，也要和“封锁条”斗智斗勇。
唐建光
03年我们报道井喷（注：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田罗家寨16号井发生井喷事故，剧毒硫化氢夺走了243条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事故之后我立刻带着一个记者去了现场。
中石油是中央企业，所以当时立刻就不让去现场了。井喷的地方在山上，离城市有几十公里，但井喷发生后，周围几公里都没有人烟了，因为事故导致周围的人和牲畜都死了。所以现场封锁的理由是：危险区域，禁止通行。
那个时候虽然有警戒线，但不可能把现场全都围起来，周围几公里还是可以步行走小路进去的。到了离现场几公里的地方，我跟另一位记者分工，让他先下车步行到核心区，采访抢险工人。我就在开县县内，通过朋友约了本地的官员和老百姓吃饭喝酒。当时说不聊这个事，但实际喝起来就聊开了。他们虽然不能正式接受你的采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把一些信息透露出来。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空隙可以钻。比如很多信息传递是通过打印传真，所以我就去打听中石油的调查组在哪个酒店，他们肯定要打印东西，会利用酒店的打印设备。我就去了那个酒店，用他们前台的电脑搜索到没有删除的文件，里面有汇报的材料底稿，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处置和死亡人数。
我在后方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和文件，和前方记者所获得的现场，最后构成了报道的主脉（《新闻周刊：重庆开县井喷》）。
潘俊文（现媒体人，入行近八年）
我入行近八年，前前后后参与过很多灾难报道：武汉疫情、江西洪灾、郑州暴雨、东航坠机等等。
在灾难报道中，主要有两个突破方向，一个是核心人员，直接和灾难相关的受害者、救灾者、相关责任方，或者是比较边缘的，比如周边的目击者、受害者的工友，受害者家属等。
刚入行那几年，也就是16年-18年的时候，现场封锁的没有那么快，只要去到现场，基本上就能找到核心采访对象、突破核心现场。边缘受访对象也没有这么大的防备心，只要承诺匿名，对方基本上还是会跟你说，你能采到很多东西。
有一次我们去东莞采访，那里有一个厂子爆炸，死了很多人。我们进不了现场，找不到核心受访，于是就去了殡仪馆。在那里等了一天，后来混进遇难家属的中巴车到了宾馆。找到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感觉可以沟通的家属，告诉Ta，我是记者，希望Ta不要暴露我，我们来报道这个事情是想帮助你们的。这样比较容易沟通，也能找到突破口。
现在记者去到现场，基本上已经拉起封锁线了，无法接近最核心的现场，甚至一些最核心的人会先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愿意说的边缘受访对象也变少了，可能之前找10个人有5个人跟你说，但现在找20个人，只有1个人愿意说，或者让你直接去找宣传部。大家都觉得采访的风险很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他们实在有诉求，才会找记者。
和禁令赛跑
“禁令”有很多种，不仅来自官方的文件，有时也来自长久以来的性别成见。
唐建光
媒体的报道禁令一直存在，一般来说，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地方到中央对本地媒体的报道口径要求，比如不要深挖什么东西，另外像受灾人数、灾情，这种需要以官方数据为准；另一种是对于灾难的原因，会有报道要求以官方通报为准。
以前，地方宣传部门相对还比较开明，很多情况下，不会直接下令媒体不能参与某些报道。这个时候，地方媒体可以抢时间，比如当晚的事情，当晚就报道出来，宣传部门可能会措手不及。另一个方法是找异地的媒体补上，比如河南矿难了，四川、广州的媒体可能会来报道，之后本地的媒体再去说服宣传部门：你看其他媒体的报道了，我们不报道不行，形成一种互相撬动的状态。如果一开始地方媒体受到的压力太大，可能就会把信息透给外地媒体，“里应外合”打破新闻管制。
后来宣传部门也会有它的应对措施，比如24小时值班，发生事情第一时间下发报道禁令或者方向通知。此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执行新闻发言制度，或者说是新闻归口制度，要求所有的采访信息必须出自于宣传部门，比如之前可以直接采访消防部门，但后来必须通过消防部门的宣传口，得到许可后才能深入采访。
2005年，松花江污染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派了记者。所有相关部门都不接受采访、不让报道，但是当时有个央媒记者告诉我了一个信息：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一个会，可能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记者就以参会人员的名义混进去了，在现场录了音。
当时很多管控经验还没有吸取到位。另外如果信息泄漏出来，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处罚严重。也有官员会向记者透露信息，无论（一部分）官方还是媒体都还相信，信息公开、透明是正常和正确的。
潘俊文
刚当记者那会感觉禁令没这么多，空间还比较大。后来就越来越严了，哪些事件能报道，要按哪个方向去报道，能不能派记者去现场……要求非常详细，非常多。
现在我们的记者，有的刚刚把包拿出来打车，还没到机场就不能做了。有的到机场被叫回来，有的刚下飞机被叫回来，有的刚刚采访完被叫回来。
不同的媒体在现场的待遇也不一样。2020年初的时候，百步亭社区有一个万人宴事件，感染了很多人。当时我人在武汉，去和百步亭社区现场沟通了好久，工作人员拒绝地很坚定，有各种理由。后来我正准备走，刚出门就看着一个车带着央媒过来了，领导带着他们采访，态度特别恭敬，对比特别鲜明。
陈光
虽然我们经常出差，但是像地震和水灾这种灾难，机构很少给女记者去现场的机会。土耳其地震的时候，我主动办了签证，申请要去，河南洪灾的时候，我也是申请要去，他们都说女孩子不要去了，不安全。他们之前也有派过女记者，但都是非常经验老道的，年轻的女记者普遍得不到太多这样的机会。
我去年有机会跑几个突发现场，都是因为我驻站了，离事发地点近，从总部派人过去反而不方便。但如果同站有另外一个男记者，就不太可能再派我。
他们自己应该也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习惯性认为：跑突发，男记者肯定比较靠谱。如果你非要说女生有什么麻烦，比方说河南水灾的现场，可能很长时间人得泡在水里，如果女生来月经的话，真的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容易生病。但是我觉得男领导可能也想不到这一层。
另外像土耳其。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穆斯林，地方文化整体上对女性不太友好，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太信任女记者，仿佛你在现场各方面都不如男记者。
记者不是去救援的，也不是去搬东西，正常情况下女性的体力应该够用。另外一方面，女记者其实会比男性更有优势，因为灾难现场，受灾者其实心理非常脆弱，他们对女生会防备心更低一点，大部分女生应该也会更有亲和力，跟采访对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也会比男生做得更好。
就算不是灾难现场，报道现场也有很多阻拦。我们这样的年轻女性走到农村里面，大家一看你就是外地人，就会有人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采访。敲门去别人家，他们可能就会被村干部威胁，采访完全没有办法进行。
有一次去到村里，我们采访完开车要走，有两辆车一直跟着我们，甚至等我们的车停在村里的停车场，他们就在车后面停几辆车，把我们围起来不让我们走，然后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有没有记者证？像黑社会一样。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他们还问你们有没有核酸证明？那个时候我拿着手机去拍他，那个人把我手机直接打掉了，非常凶。
还有一次我们去灾后现场，徒步了很久才走到那个村子里，一直采访到晚上。当时我们带着一堆装备也很显眼，镇上的干部就知道我们是记者了，找人盯着我们。我们怕被他拦下来，第二天早上凌晨4点就去山上损伤最严重的一个村子，可能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去上面呆了10个小时左右，把所有的家属都给采访到，才拿到死者的名单。
其实到了现场之后，会发现地方部门对于应对这类事件已经非常熟练了。尤其是某几个省。出现这种突发灾难之后，对于数量有限的受害者，他们会把所有的家属控制起来，管这个叫专班，帮他们办一些对接抚恤这类的手续，提供心理援助。但同时家属也无法接受媒体采访，官方也有可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不听安排，拿到的抚恤金可能就会变少。
报道不够，非虚构来凑？
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事件源起的追问和深挖渐渐缺位，非虚构写作反而相对火热。另外像这次新余火灾，流传最广的是两篇逝者报道。几位记者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唐建光
之前有一篇稿子批判了目前非虚构写作的兴盛，说目前的非虚构相对比较粗糙，我基本认同这篇稿子的判断。
理想状态下的非虚构，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生态中，建立在海量的新闻信息和深度报道上，它无法取代即时新闻和全局新闻。但现在很多人直接去写了，用非虚构做替代报道。
但媒体需要协作，比如系列报道不是个人和单一媒体能完成的。现在的动态化信息和情绪化表达会多一些。
其实这个情况和纪录片比较相似，在国外的纪录片，尤其是欧美纪录片的生态中，纪录片分为两类，媒体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媒体纪录片，是关于社会事件、社会议题的记录，类似媒体中的社会报道、重大新闻报道。但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几乎绝迹了。
中国更多独立纪录片，独立纪录片也有一些关注社会议题的，比如关于尘肺病和疫情的，但都是以个体视角而非机构视角。
这其实就是一种内化，大家更关注个体的感受。纪录片如此，广义的媒体也如此。对于社会趋势、重大事件、全局性的变化的关注是缺失的。
潘俊文
我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特稿、非虚构，对文本细节特别在意。刚入门的时候写一个案子，会把细节写得很丰满，但统统被编辑删掉，要求我把所有的信源标出来，可这就打破了文本的美感，让我非常头疼。
后来新闻越做越多，尤其在疫情的时候，新闻观被彻底改变了。因为在这种大型的公共事件里，再多的人物特写、再丰沛的故事和情感，在那种试图趋向核心的调查报道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那时候我就慢慢地在改观，觉得自己要写这样的稿子，要去调查、去质疑。
但是对于特稿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网络媒体没有采访资质，只能做一些软性的，比如人物、中产阶级、社会现象的稿子，越来越软，这是没办法的选择。
早些年的特稿其实不一样，比如李海鹏写的都是些很硬的新闻。现在一大批特稿记者，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做一个作品，采访和写作是围绕着自己的作品来的，不会想着这是一个新闻，怎么去推动解决问题。
其实不单只是新闻了，比如说纪录片。这几年其实社会议题的纪录片越来越少，私影像——拍拍家人、拍朋友，拍拍亲密关系的——越来越多了。其实是同样的原因：社会面的这些东西我没法关注时候，我就转向内，向内书写、记录。
王文
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正常的媒体生态有点像打仗，就是不同的兵种互相配合。现在没有这种配合，但不是说剩下能做的报道（比如逝者报道）就是无用的。
在灾难的报道里，后续思考性的、深度的报道，其实都是建立些前面的快速报道基础上。因为后面加入的记者会引用这些报道，并建构起自己对这次灾难的认知。包括一些可能极端的、碎片化的报道，只要它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就能帮助构建起全局。
2022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长沙自建楼倒塌的时候，有一个女记者用自己的自媒体梳理了遇难人员的信息，也留下了一点东西。
这次新余的火灾，也是有禁令的，流传的稿子也比较有局限性。但是它创造了一个出口，调动起大家的情绪，通过这些信息和出口，读者结合别的信息，拼凑出遇难者的形象。其实当人们对真实的认知加深、越来越悲观和绝望的时候，这些情绪也能推着人们找到突破的方式，激发人的力量。
*陈光、王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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