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公司关门之后，中国经济也不复往日的繁华。（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4年2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文龙综合报导）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爬升至20%以上，二线城市写字楼甚至高达33%，在大量公司关门之后，中国经济也不复往日的繁华。
中国写字楼空置率创出十余年新高
中国写字楼市场降温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住宅市场，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写字楼大量空置，空置率创出十余年的新高，而租金价格创出十余年新低。一线城市里些曾经最顶级的写字楼，在大量公司关门之后，也不复往日的繁华。
根据市场主流机构的数据，去年年底，中国几大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都超过了20%。据CAIC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上海、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爬升至20%以上；二线城市中，杭州、武汉租赁复苏缓慢，空置率持续走高，武汉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已达到33%。
在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空置率最高，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超过26%，上海的空置率为21.8%，比上年上涨超过5个百分点；北京的空置率为21.7%。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一线城市，至少有超过2成的写字楼处于空置状态。
据很多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反馈的信息，很多写字楼的空置率还要远高于此。
据中国《三联生活周刊》报道，随着写字楼空置率越来越高，租金也随之大幅跳水。空置率最高的深圳，租金价格相比前几年的最高点已经下跌了3成，回到了11年前的水平；北京去年的平均租金下降超过9%，但从实际成交价格来看，部分区域跌的租金价格其实已经被腰斩，比如望京某热门办公区域，前两年的租金价格为每平方米7元（人民币，下同）/天，现在已经跌到了3.5元/天。
中国写字楼市场之所以出现断崖式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需求疲软。
企业对于办公楼的需求大幅下降，主要原因还是最近几年很多企业盈利不佳，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缩减开支。如果说大规模裁员还要面对各种社会压力，那么缩减办公开支就成为相对最容易的选择。
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最新一期文章以北京为例，2022至2023年，字节跳动、微软、爱奇艺均不同程度退租了在北京中关村的写字楼，仅字节跳动一家就退租超10万平方米面积，美团也从望京地区提前退租了3万平方米。
写字楼空置折射中国经济颓势
就在1月份，中国领导人还在达沃斯试图重树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对商界和政界领袖说，中国拥有无以伦比的制造业优势，以及一个由中等收入消费群体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所以选择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
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高层对经济的担忧正在加深。这些应对措施显示出了新的紧迫性，同时表明与此前试图树立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那时相比，中南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北京当局的举措会给整体经济带来很多助力吗？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要想扭转局面，将需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并采取新的举措解决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为消费者提供更直接的帮助，但北京当局基本没有表现出对此类措施的兴趣。
针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项目前负责人埃斯瓦尔 • 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央行近期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准）显现当局对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股市暴跌的担忧。但是，如果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持续看空，当局降准带来的效果将相当有限。他认为，总的来说，目前北京当局缺乏提振私企信心的改革框架，而综合中国的人口结构不良、房地产市场低迷、外资外移等诸多不利因素，外界对于有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朝一日能超越美国的预期，正在日趋暗淡。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6日，美国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困局举办研讨会，与会学者重点讨论北京还是否能顺利度过此次经济难关。
会上，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系副教授任美格（Meg Rithmire）指出，中国政府如今出现的严重负债危机，很大因素是因为当局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实施了错误的经济刺激政策：“当时，北京过度向基建及房地产领域投资，地方政府也过度投资于基建及公共财政，导致2010年中国的相关投资占了全国GDP的45%，有些省分甚至超过50%，如重庆。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这么高的数据。”
任美格表示：“这样的政策自然导致政府高额举债，因为这些投资不是由资本驱动而是受到政府指使，政府要求银行提供贷款……这是中国政府近几年债台高筑的根本原因。”
面对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风险，任美格分析表示，中国当局深信，如今市场以及既有的监管体系都已无法自行矫正经济面临的问题，因此中国高层领导人将再次介入主导金融，中国的经济将再次出现极权和中心化。不过，任美格认为，中国领导人的强力介入也未必能使目前的经济局面转危为安。
任美格说：“问题在于，中国有没有办法推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以准确分配资本，但是同时又保留封闭的政治体系？我认为没有办法……中国现在希望透过创新以及消费刺激经济成长，这使得中国需要一个完善且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信任、问责、透明以及规则落实，但中国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这很讽刺，当共产党企图收紧更多权力，以控制民间企业和金融机构时，它会让投资者更加失去信任。”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公共政策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谭叶凌（Yeling Tan）则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如今的经济调整政策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这些经济改革并没有触及贪腐以及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官方的改革，但真正的问题出在非官方治理层面。特别是人治方面，如果政府单位的运营深深受制于部门领导的影响，这些领导者就会倾向对共产党负责，而不是对他们所在的政府部门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