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源: 看中国摄影图 庞大卫/看中国）
一、导言
50多年前，即1967年，那一年的5月6日至12月，香港左派亲共人士在香港发起了一场公众的骚乱行动，当时香港仍然是由英国政府统治，港英政府定性为“香港六七暴动”，当时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称为“反英抗暴”行动，舆论认为那是由香港亲中共人士受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倾左思潮”的影响下而做出对抗港英政府统治的一场暴动，涉及枪击、暗杀、1,167个真炸弹和8,074个怀疑炸弹袭击的暴乱行动。暴动期间，1,936位市民被检控，590位市民和212名警务人员受伤，40位市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遭炸弹炸死的市民和“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被烧死，10名警察和1名中国大陆民兵死亡。
节目主持人林彬被烧死。（网络图片）
二、“六七暴动”之背景
1949年，中国大陆赤化，内地政权被“中国共产党”夺去。
“五星红旗”vs“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95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一批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亦南下香港活动，形成了以亲“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团体和以亲“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团体互相对立。所以，到了每年的10月1日，亲共人士就会在香港挂“五星旗”，一到了“双十节”，即10月10日，亲台人士就会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骤眼看去，当年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家家户户比挂“五星旗”的多，尤其是在李郑屋邨、石硖尾邨、调景岭一带简直是旗海飘扬，蔚为奇观。当时，抗共的市民比亲共的市民多很多。我们儿时玩飞行棋的时候，把敌机击退返回原处的起点叫作“打你返大陆”，中国大陆这片土地即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虽然年纪小不知道大陆有什么问题，若我们顽皮、偷懒，父母都会说带我们返大陆挨穷、挨苦。
“文化大革命”
步入1960年代，随着全球的经济环境好转，香港的经济亦逐渐上轨道，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市民对港英政府的怨气开始累积；另一方面，普遍的香港人庆幸能逃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尤其是1966年5月中国大陆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弄得民不聊生、人人性命自危的境况，因此，普遍的香港人还是宁愿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对英国又恨又爱，心情复杂。
“天星小轮”加船票价
1966年4月，“天星小轮”提出加船票五仙，五仙即半个一毫子，其实不算多，连一个平价面包都买不到，仍然引发一些市民在九龙“天星小轮”码头示威抗议，引发一阵子骚乱，反映出一般普罗大众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不满，当时左派团体不但没有介入，反而支持港英政府镇压。
澳门“一二‧三事件”
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因兴建校舍而引致严重警民冲突的“一二‧三事件”，澳门距离香港稍多于1小时船程的一个靠近海岸地方，当年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左派团体和中共政府介入兴建校舍的冲突，虽然中共政权无意收回澳门，但是已导致中共在背后可以操控澳葡政府，最终将“中华民国”政府在澳门的势力肃清。这件事件助长了在香港的左派势力的信心，间接促成香港的“六七暴动”。
香港的士公司事件
1967年4月19日，香港多间的士公司不满部分左派司机工作态度欠佳而将他们解雇，左派司机集体怠工，工潮导致港岛“中央的士”、“上海的士”和九龙“中央的士”结业。《工商日报》及《新生晚报》记者于港岛“中央的士”门外采访时遭左派人士包围、恫吓及强抢菲林(底片)，事后“香港报业公会”发表声明谴责，多份左派报章对“香港报业公会”的声明提出抗议。
三、“六七暴动”之过程
“香港人造塑胶花厂”事件
1967年4月初，位于新蒲岗的“香港人造塑胶花厂”颁布：损坏机器的工人不获发工资和不准许工人请假等，随后的劳资谈判失败，厂方在4月28日解雇92名包括劳方代表的工人。
5月4日，左派工会介入，指示工人在厂外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并阻止厂方出货，警察到场戒备。
5月6日，管工和示威工人发生冲突，防暴警察武力镇压，并且逮捕21名工人，被控“非法集会”。
5月7日，亲共的“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控诉警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对爱国工人和同胞进行疯狂迫害”，《大公报》等亲共报章以“港英政府迫害民族、野蛮法西斯暴行”等口号煽动市民上街抗议。
5月11日，霸占新蒲岗街道的工人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防暴警察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工人以石头和玻璃樽还击，期间一名13岁少年死亡，政府宣布当晚9时半起在东九龙地区实施戒严。
5月12日，亲中的“工联会”宣布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
5月13日，示威演变成暴乱，蔓延至九龙城、黄大仙和土瓜湾一带，大批市民到处捣乱，又放火烧车和和公务员宿舍，政府出动英军协助镇压，提前至傍晚6时开始宵禁。
5月15日，中共政府指骚乱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和“港英政府对居民和工人的残酷迫害”，要求港英政府停止镇压，同时亦有红卫兵到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示威，港督戴麟趾爵士发表声明，表示港府会尽力恢复本港的和平与秩序。
1967年香港工人控诉大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各界人士成立“斗争大会”
5月16日，左派阵营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主张以武力斗争来对抗英国殖民统治，负责人是当年“工联会”秘书长杨光。
5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指警方已非常克制，会全力支持港府维持法纪；中共在北京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大会”，总理周恩来谴责港英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和重申“香港同胞学习、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
5月21日起，暴动恶化，从九龙蔓延至中区，示威的工人、学生袭击警员、警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示威者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167人被捕，当局除了要在九龙区，还要在香港岛区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人士“反英抗暴”的社论。香港各区都有左派工人、学生或甚至三合会成员成立“斗争委员会”，参加示威的左派人士会获左派工会发放“斗争费”。
6月8日起，防暴警察进入示威工人盘踞的工厂、煤气场、戏院、船坞等地去驱散示威者，引发流血冲突，数以百计的人士被捕，有数位工人死亡。
6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呼吁“抗暴要升级”。
6月24日，左派工会发放“斗争费”给工人，从而发动“联合大罢工”，约六万名工人参加，政府及有关公司将旷工的雇员即时解雇，不参与罢工的工人就遭到左派人士的恐吓或袭击。
6月28日，广州海陆空三军和市民八万人举行集会，支援香港同胞。
7月8日，约300名“共产党民兵”手持武器非法进入香港边境禁区，攻击沙头角警岗，与警察爆发枪战，有5名警察殉职，沙头角实施宵禁，冲突升级。
制造土制炸弹
7月12日以后，有几位示威工人在镇压时身亡，左派人士的行动再升级，以罐头来制造土制炸弹和地雷、以汽水樽来制造燃烧弹来攻击警署、和以镪水樽从高处抛下来袭击警车及公共交通工具，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制造武器的工场。港英政府则延长宵禁、加强军警去拘捕运动领袖和滋事份子、封闭左派学校和报社。暴徒在街上、交通工具上摆放真假炸弹，炸弹上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字样，有数位市民和拆弹专家被炸死，市民人心惶惶。
8月11日，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政局更趋紧张，港英政府封闭香港边境。
8月22日，“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红卫兵殴打和强迫在毛泽东像前下跪。直至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道歉。
8月31日，香港股市狂泻，跌到历史新低位。
10月至11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节”，左派势力在大街小巷上放置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真假炸弹，试图制造恐慌和阻止市民参加活动。
香港六七暴动，香港警察与示威者对峙街头。（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四、平息“六七暴动”
中共政权看到不能够斗垮港英政府，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亦弄得政局混乱、鸡犬不宁，在进退维谷之下，周恩来总理于1967年12月中勒令香港的左派人士停止制造动乱，持续8个月的“香港六七暴动”才平息下来。这起动乱涉及枪击、暗杀、1,167个真炸弹和8,074个怀疑炸弹的袭击，1,936位市民被检控，590位市民和212名警务人员受伤，29名市民死亡，包括“香港商业电台”主持林彬被烧死，10名警察和1名中国大陆民兵身亡，严重扰乱了香港的治安、窒碍了香港的经济和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五、“六七暴动”之影响
“香港六七暴动”期间，政局紧张，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影响民生至大至深：
(一)市民担心粮食短缺，经济较稳定的便会在家储备一、两个星期的粮食；
(二)做粮油百货、超级市场、金铺、表行、银楼生意的，时局稍稳定的就开门营业，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便立即关铺，恐怕货品被暴徒掠夺，生意大受影响；
(三)市民除了上班、上学，也尽量不外出，家长更不会让子女单独上街，我们住在郊区，父母亦不准许我们出市区，家家都靠收听收音机或看电视来了解局势；
(四)公务员或在外资机构工作的员工都不会踏进有左派背景的百货公司、银行、酒楼等机构，务求与左派势力划清界线；
(五)香港股市在1967年8月31日跌到历史新低位，股市狂泻引发大量家庭破产，香港亦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六)很多经济富裕的市民把价格跌至低无可低的房屋、地皮变卖掉，移民英、美、加、澳等地，生意人则远赴南洋，另谋发展，他们认为香港迟早会落入中共恐怖的统治中，引发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度移民潮，不过，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地产商就趁楼价、地价大跌而大量购入地皮和楼宇，使他们在香港政局稳定后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六、“六七暴动”之后续影响
传媒介受威吓
自1968年5月11日起，《明报》社长查良镛(笔名：金庸)在《明报》撰文反对暴动和“文化大革命”，澳门政府当时已受到左派势力控制，禁止《明报》和《明报月刊》在澳门发售。
8月24日，林彬被杀震惊国际，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还是发表文章谴责左派暴行，并呼吁新闻界联手对抗暴乱、维护香港的和平和稳定，之后，金庸被中共列入“暗杀黑名单”，金庸一家亦曾收到邮包炸弹，金庸就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左派、亲中人士使用暴力的抗争手法失去民心，尤其是“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和他的弟弟林光海于8月24日被活生生烧死一事，被认为是“香港六七暴动”最惨烈的一环，令人发指，更令香港人看到中共、左派、亲中人士的残酷，亦被认为是打压言论自由的举措，随后的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人士和中共存有恐惧和戒心。
节目主持人林彬和他的弟弟林光海于8月24日被活生生烧死一事，被认为是“香港六七暴动”最惨烈的一环。（网络图片）
港英政府的反思
“香港六七暴动”迫使港英政府去思考如何管治好香港：自1968年起，香港政府致力改善民生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修改“劳工法例”去保障劳工；成立“民政处”去加强与市民的沟通；增加文娱康乐设施和开设“林务营”去增加青少年的活动空间；暴动令中共地下组织和三合会曝光，大批这类人士遭检控或被遣返大陆，治安得到改善。
自1969年起，香港政府举办“香港节”，以加强青少年对香港的归属感；又将九座位白牌车合法化，成为今日的公共小巴，后来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和增加就业机会。踏入1970年代，政府大量兴建公共房屋、实施九年免费教育、成立“廉政公署”去追查警队、公营、私营机构的贪污。到了1980年代，经济起飞，市民生活大幅改善。
罗孚的歉意
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在1993年3月15日的《当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表示为“六七暴动”中制造和放置假炸弹等行为道歉，他亦坦言多年来在报章、杂志上写了不少假话。他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暴动道歉的领导人。
罗刹海市、黑白颠倒
时移势易，黑白颠倒。1967年，亲中的“工联会”主席杨光成立“斗委会”，策动了8个月的腥风血雨的暴力斗争，令数十位市民丧失生命，2001年，行政长官董建华颁授杨光“大紫荆勋章”，以“表扬他在工运上的贡献”，引起舆论的批评；杨光于2015年5月16日逝世，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又再表扬杨光对工运的贡献，被舆论批评为“一错再错”。2015年9月，香港警务处删改网页有关“六七暴动”的史实，“共产党民兵”非法越境持械攻击“沙头角警岗”，导致5名警察殉职中的“共产党民兵”篡改为“内地枪手从沙头角边境开火”；其他删改的字句都是淡化左派或亲中人士在暴动的负面角色。这些举措无非是为了要粉饰亲中人士在历史中的地位，不惜去篡改历史，颠倒是非。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之恩怨情仇就像一幕幕上演的舞台剧，就看你扮演的是正抑或是奸角，人当然要正念正行啦！为自己留活路，不要为了眼前利益而站在邪恶的一边。
七、生命智慧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本文第一道生命智慧就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此句名言出自于唐朝房玄龄等人合着的《晋书‧陶潜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是魏晋南北朝之东晋陶渊明所说，表示人要有高尚的气节，不应利禄薰心、埋没良知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本文第二道生命智慧就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此名言出自于宋朝欧阳修的《古文观止卷九朋党论》，意思是说：人要坚守道义，要以忠信待人，还要珍惜名节，“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不要为了利益而将自己卖给魔鬼。
八、小结
祝各位“莫嗟、莫叹、莫愁烦”！“欢笑多于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