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张季鸾与《大公报》同仁合影。（网络图片）
编者按：铁流先生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
题记：一位哲人曾说：“对严冬的回顾，犹如对春天的赞美。”回忆逝去的痛苦岁月，正是对未来时代的向往和企盼。一夜之间使55万民族知识精英沦为政治“贱民”，自此销声匿迹埋葬一生，然而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是棵长青的绿树，都是““新中国””的奉献者……一位觉醒者曾惨痛地喊出：我们营造的是一座红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却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狱！
57年前那一场“反右斗争”，一夜之间使55万民族知识精英沦为政治“贱民”，自此销声匿迹埋葬一生，然而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是棵长青的绿树，都是“新中国”的奉献者！在那逝去的岁月里，他们用激情燃烧的一腔热血和生命，真诚无私的青春年华，去努力追求和营造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共和国，得到的却是皮鞭、镣铐、饥饿、劳累，甚至是抽筋剥皮的杀戮。一位觉醒者曾惨痛地喊出：我们营造的是一座红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却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狱！
吴永良先生，曾是北京《大公报》的名记者，生活在今天的年青一代，甚至上溯到他们的父辈，也搞不清楚《大公报》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蒋、毛两家逐鹿中原的决斗中，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它曾拥有一支什么样的采编队伍，有过哪些堪称世界一流的名记者？
先说说《大公报》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大公报》在中国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年创刊，时值清朝末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以文人论政为特色的民间性，在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这对当时政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于1941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报社。在《大公报》全盛时期同时或先后出版有该报的天津版、上海版、武汉版、重庆版、桂林版和香港版等，也是中国报纸中唯一的一家。抗战时期，重庆版的发行量是重庆其它报纸的总和，可见它在读者中的声誉。
1949年以后，天津《大公报》更名为《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则继续出版，但原来的特色已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读者。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并于1956年9月将社址迁到北京，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该报分工报导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年9月14日，这张具有六十五年卓越历史的报纸被迫停刊。现在只有香港还在出版这份报纸，它是作为香港地方的一份报纸而存在，延续着《大公报》幸存的一脉生命，但已没有昔日《大公报》的精神，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声音代表。
《大公报》已没有昔日的战斗精神，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声音代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这样一份人才荟萃，群星闪烁的报纸，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喜爱。其中有朱启平在二战中被该报派遣在美国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1945年9月2日，他参加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向盟军的投降仪式，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通讯《落日》，后来他又被派驻美国；萧离是抗战前的北大学生，抗战爆发后一直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抗日胜利后在北平《平明日报》，1954年以后任《大公报》记者部的领导，他才思敏捷，语言幽默，待人亲切，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高汾是活跃在抗战时期的女强人记者，30年代末在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报》，后在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驻南京记者，在国民党首都报导政治文化消息，锋头甚健。
没有想到在１９５７年的那场摧英毁蓓的反右运动的狂飙中，竟把这些在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进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公报》精英们，整整二十人被划为“反党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沦为人世间的“贱民”，饱受凌辱达二十余年。他们是：总编辑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记者部副主任萧离、记者萧凤、戈衍棣、单于越、尤在、吴永良、顾国权，理论部编辑朱沛人、毛健吾，副刊部编辑高汾（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划为右派后回报社），国际部编辑徐梅芳、总编室编辑曹铭、通联组编辑余悦、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经理部有：副经理赵英达、业务科副科长冯隽民、财务科科员徐文兰、业务科科员石文华等。这些人都是新闻界的资深人员，如朱沛人，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编辑；毛健吾，抗战时期任《大公报》社长；袁毓明，曾在《晋绥日报》，后任《西南新华日报》总编辑；赵恩源，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大公报》编辑部主任。
吴永良先生在他的《雨雪霏霏》一书中写道：“我戴了二十多年右派份子的帽子，长期受压抑而无力摆脱的焦虑情绪……，无论何时何地，自己总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总是处在遭受冷眼歧视的政治贱民地位，常被斥责讥讽，以致动不动就被批判惩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肠一日而九回’的滋味，我深有体会。尤其是右派生活的最初三年，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正是大跃进的三年，后来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则明白无误地称之为饿饭时期。我亲身体验到什么是饥寒交迫，也亲自经历过一些伙伴被夺去年轻生命的悲剧。”
当提及为什么被划为右派份子时，他笔下诙谐而调侃：“我被划为右派的根据有五、六条之多，其中有几条是‘附和右派言论’，‘同情右派言论’和‘右派主张’等罪名，似乎是用来凑数的。比如我的所谓罪行中说我附和徐盈、子冈等人的右派言论，其实我从未读过他们的此类言论，而且，他们早已离开报社了，我和他们再也没有来往过，这在法律上是根本不成立的。只有强加给我的第一条的罪状倒是事出有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头版下方的一篇题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一文，此文虽未署名，是我综合整理本报十几位记者提供的材料写成的。”从他的该书中摘录如下：
“此文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实很可笑。因为所讲述的内容，无非是记者到一些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些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此文竟被扣上那样大的罪名，说明主其事者真是草木皆兵，神经衰弱。而且，我在写作时，完全出于补台的愿望，无非是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缺点，以利记者采访，就好像是在说，您的鞋上沾了点土，请擦掉，注意抹去棱角，可以说达到了四平八稳的水平。想不到却恰逢上级党组织在盛怒之际，忠而获咎。”
“我后来又听说，由于外国通讯社或境外报纸转载（或摘登）了此文。依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这一定式来推论，问题可就大了，遂被附加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而定了我的案。事实究竟如何，时过境迁，我早已失去考证渊源的兴趣了。”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把《大公报》精英们，整整二十人被划为“反党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沦为人世间的“贱民”，饱受凌辱达二十余年。（网络图片）
书中还记述了几位名记者落难的凄凉惨况，就像是一幅幅水墨画：“1958年3月25日，《大公报》社划定的右派份子——朱启平、萧离、徐文兰、高汾、余悦、尤在、吴永良、石文华等八人被列入中央几个部门约六百名‘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遣送到黑龙江东部农场垦荒。那里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大荒，是著名的劳改农场。”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云：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现在的镜头不是才子，而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右派份子到北大荒去作流人了。高汾和徐文兰大姐，在北大荒一直在灶房劳动，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形容憔悴，名副其实的‘满面灰尘烟火色’。1959年初，由于饥饿，不断传来她们也患浮肿的消息，特别是高汾面部浮肿尤为犯忌。转述者加上一句话说：‘男怕穿靴（即脚肿），女怕戴帽（即面部肿）。’伙伴们一直为她担心，幸好高汾于当年夏季奉调回京，而徐文兰也在年底和全体女右派份子一道调回。”
“余悦约为三十四五岁，稍小于上述两位大姐，比较幸运。她到北大荒后，由于身体较差，生活很不适应，大家一直比较担心。所幸1958年6、7月间，《大公报》的一批人被下放到贵州省，她的丈夫陈楚熊在内。她因此得以早日离开北大荒，和楚熊双双去了贵阳。1980年我调到《财贸战线报》（《经济日报》前身）贵州记者站后，曾到他们府上看望，她患脑血管病在家疗养。她谈起1958年在北大荒的事，唏嘘不已，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
“记者尤在，较我年长两岁，以孤儿而自学成材，有一种流浪者的气质。他在采访中常能追根问底，其报导文章颇有气势。他口无遮拦，在1957年的一次社内的鸣放会上，把自己在四川某地采访中的见闻，归纳为三句话：言论不自由，人权无保障，社会地位不平等。当时，这类情况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绝非妄语。然而，他却因这一席话而被定为右派份子。”
“尤在的身体瘦小，在北大荒的强劳动中，常常力不从心。他面黄肌瘦，用‘面如土色’来形容很贴切。同组的难友电影演员张莹的语言幽默，曾开玩笑说：‘尤在，不管什么时候，在你脸上蒙一块黄纸，都可哭。’但他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于1960年秋先我两个多月回到北京。次年又被报社下放到湖南省劳动基地养猪。我的年龄排在倒数第二，1958年我三十二岁，是足球场上的老将，作为流人，还算年轻，体力和心态都略强于尤在，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属于弱势人群中的一员。这些年，我曾两次亲耳听到消息，说我已死在北大荒了。”
“一次是在1983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和复旦新闻系的同窗、诗人张天授兄，在重庆一家小茶馆对座品茗，我明明坐在他的对面，他却皱着双眉对我说：‘有人确实告诉过我，你早已死在北大荒了。’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但又有些吃惊。我想，很可能是有的伙伴据我当时的情景而有此判断，想不到我福大命大，安然脱险了。”
“另外一位传谣的是文化部的焦勇夫兄，我们在北大荒是难友，虽然交往极少，但彼此是相识的。直到1985年，他和《经济日报》的一位同事同赴欧洲访问时，交谈中得悉我在《经济日报》工作，他有些吃惊地说：“听说他早已死了，居然还在。”这说明我当时的形象不是一般的狼狈。然而我居然活了下来，安然进入了21世纪。此所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吧。……在北大荒当流人，将近三年时间，每天劳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左右。冬天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苦战、夜战，再加上两年左右的饥馑，人食狗彘食——以豆叶、玉米叶充当部分粮食，以至于个个浮肿，终于葬身黑土地中的不乏其人。”
历史，历史，一部可怕的辛酸血泪史！想忘记却又忘不了，五十多年了整整半个世纪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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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傅龙山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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