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被中共批斗的彭德怀。（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彭德怀，原名彭清宗，后改德怀，湖南湘潭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彭德怀，后来成为中共的重要将领。中共窃取政权后，彭德怀因“战功卓著”被中共封为元帅，成为所谓“开国元勋”，曾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中共第六至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9年，因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指出“大跃进”带来的问题和弊病及根源，彭德怀被中共当局打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首。“文革”中，彭又被安上“反党抗日”、“勾结国民党抗日”等罪名，被迫害致死。
当年，彭德怀临死前的住院医生杨汉勤，撰写了一篇原题为《彭德怀最后的日子》的长文，回忆了彭德怀罹患癌症晚期最后两个月的情形。杨汉勤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中共军、政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罹患癌症的最后两个多月里，杨汉勤一直是彭德怀的住院医生。
据文章回忆，当年罹患癌症晚期的彭德怀被当局安排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14病室接受治疗，被中央专案组编为“145号”。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的彭德怀，此时已成了“专政对象”，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经常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彭德怀被关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靠近床尾总是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看到有新来的医生，彭德怀便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强调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对疾病，他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却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他一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样子，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但当局对医护人员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他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士兵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士兵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拉出去枪决好了！”士兵只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受尽病痛折磨。周身疼痛难忍时，彭德怀常用牙咬破被子、床单扔在地上。他拒绝输液，把针拔掉，狂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带着满腔的怨恨、痛苦、忧虑、困惑、愤怒离世，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