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儿童与父母（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3年10月18日讯】最近孙卓、符建涛被拐案引起媒体强烈的关注。
2007年吴某龙先后拐走4岁的孙卓和符建涛，并把俩人分别交给同乡或者亲属抚养。
直到2021年，俩人才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他们已经18岁了，整整14年的离别。
很难想象这14年里，孙卓和符建涛的父母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渡过每一天的。
最后一审判决下来了，嫌犯吴某龙以拐骗儿童罪判了五年。
这个结果一出来，引来一片哗然，拐骗两名儿童只判五年，这是在鼓励诱拐儿童么？
媒体不满，围观群众不满，被害者家属的愤怒更是难以言表。
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两名幼子的父母，看到这个结果一定也会气得发抖。
为什么拐骗儿童这么人神共愤的罪名，只判了五年呢？
实际上五年已经是“拐骗儿童罪”的顶格处罚了，而公众的一贯认知是停留在“拐卖儿童罪”。
一字之差，但量刑区别很大。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
那么这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没有金钱交易。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目前没有查到相关资金流水凭证来证明吴某龙有贩卖意图，只是把孩子交给亲属抚养，所以检方没办法以“拐卖儿童罪”提起公诉。
对于这点，我个人是表示质疑的。
首先，吴某龙在不到半年里接连拐骗了两名儿童，分别给老乡和亲属抚养，如果没有金钱交易，他这只是做好人好事，不求一点回报吗？逻辑上讲不通。
其次，金钱交易未必只是转账，线下现金交易更隐蔽，只是现金交易很难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最后，吴某龙可以短期内拐骗两名儿童，如此熟练的行为，我坚决不信只有这两次，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揭露的“拐骗”行为。
当然，以上都是我的猜测，检方和法院的确没有办法以猜测作为证据来给嫌疑人定罪。
所以从现有的证据上看，检方和法院都没错，那么错的只能是这个世界了。
众所周知，法律的本质是对社会价值的一种判断，它更关注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体。
如果某种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那么它就会从重，如果只是让某个个体生不如死，它有可能甚至不算犯罪。
举个例子，比如说抢劫。
你在马路上抢了5块钱，钱虽然不多，但是在公开场合，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旦被公诉，判个几年也是可能的；
同理，如果你偷盗5块钱，对方去报警，刑事犯罪肯定谈不上，甚至连治安管理条例警察都懒得拿出来，因为5块钱实在太少了。
这个就是对个体的伤害，法律是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同样是损失5块钱，但是行为不一样，结果大不相同，因此法律看的更多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造成的结果。
放在这个案子里也一样，如果拐骗儿童后有买卖行为，这种就是贩卖人口了，一旦形成产业链，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破坏性的打击。
所以“拐卖儿童”上可致死刑。
然而，你把儿童拐骗过来自己养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唯独是被害者家庭会遭受无妄之灾。
对于个体的损害，我们的法律非常淡漠，于是“拐骗儿童”的上限也就是5年。
我认为我们的法律对于个体的量刑太低，完全不足以震慑犯罪分子，只要买卖双方不签合同，现金交易，根本无法查明他们到底是“拐骗”还是“拐卖”。
而现在的审判结果，更像是让“拐骗”给“拐卖”兜底，找不到更有效的证据，那么就让一个低量级的法律兜底交差。
这种显然是有点捣糨糊了。
因此，应当借此机会修改法律，不单单要提高“拐骗儿童”的量刑，对于那些对私有重大影响的犯罪，都要加重刑罚，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个人的利益。
这让我想到最近新加坡一中国女子辱骂护士的案件挺火。
说的是一中国籍女子在新加坡叫代驾回家，由于代驾不熟悉车况把女子撞伤倒地，送到医院后，代驾又不知去向。
该女子一气之下对着医院护士发飙，对人家爆粗口，然后护士直接报警了。
现在判罚还没下来，最高1万元罚款或者3个月的监禁。
你看，新加坡这种法制社会才是真正的法治，对于个体权益的保护到了严苛的地步。
我是非常赞同新加坡这样的做法，个体理应和公众获得相同的权益，哪怕差，也不能相差太多。
有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中国，我们非常淡漠个人的权利，无论什么时候，公众集体这些词永远放在个人前面？
我们不说像西方社会那样，个体权利至高无上，至少让这两者对等，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太多，执法成本太高。
就拿这个案子来说，如果把“拐骗儿童”定义成“拐卖儿童”，那你就得有“卖”的证据，于是工作量会成倍地增加，警方和检方要调查十几年前的交易流水，还要挨家挨户访谈取证。
在电视上我们可能看到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的，哪个地方的公检法不是压了一堆的案子。
能套上适用的法律就赶紧给判了，再加上这两个被“拐骗”的小朋友也没缺胳膊少腿，最终结果也不算很难看，那么用“拐骗儿童”顶格判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无可厚非。
降级快速处理，提高了公检法的结案效率，无非损害个体的利益罢了。
类似的，你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经济纠纷，想去派出所报警，警官听了以后第一反应一定是，这个是经济纠纷，你去法院起诉他，我们这里不给立案。
他们压根不会想，表面看似借贷的背后是不是诈骗，是不是非吸，先把你推给法院再说，把刑事案降为民事案，这样他们就不用管这事了。
因此孙卓、符建涛的案子既有法律条款层面的不完善，也有社会层面的潜规则。
总之，最终让个体来承担结果即可，跟烂尾楼还要还贷款本质上是一个意思。
我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转变“一切让个体承担后果”的习惯性思维，以上矛盾才会慢慢得以化解，要不然也只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