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傅作义。（图片来源:wikipedia）
1948年，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抗日名将傅作义，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会打仗了，无论运筹帷幄、还是行军布阵，都在对方掌握之中。对手似乎特别会神机妙算，能将他训练有素的部队分割、包围、歼灭，让他处处被动，不是劳而无功，就是掉入陷阱。他百思不得其解，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要自杀。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作战计划、部队的移动布防、兵力配备，对方全都了如指掌，就好像是他的作战室，安放在人家的院子里一样，毫无遮拦，全都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仗还怎么打呀！
后来他才知道，他最喜欢的女儿，也是和他最谈得来的女儿，他最信任的女儿傅冬菊，把他所有的机密，都事无钜细地传送给了对方。难怪对手用兵如神，把自己打得处处被动，狼狈不堪。
话说也是奇了，内战时期，许多国民政府高官的子女，衣食无忧，却在学校读书时，思想激进，奔着与自己父辈相反的阵营去了。像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傅作义的大姑娘傅冬菊，莫不如此。
这傅冬菊出生于1924年，是傅作义的长女。母亲张金强是傅作义的第一任妻子，随傅作义入驻太原，生下傅冬菊。傅冬菊从小在太原长大，1937年抗战爆发，她随母亲辗转来到西安，再到重庆，考入从天津迁到此地的南开中学。1942年，傅冬菊18岁，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读书期间，她先是在中学加入了青年进步组织号角社，后又在大学被吸收为民主青年联盟（民青）成员。这些组织会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有次傅冬菊在昆明参加集会，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她在奔跑中崴了脚，蹲在地上难以挪步。此时，一个男青年飞奔过来，架起她躲入小巷。
这个人是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越南归侨。两人后来有了交往。1947年，傅冬菊毕业后，回到北方，在天津《大公报》担任编辑。这天，地下党李定通知傅冬菊，写好自传，届时会有人手拿一张报纸前来与她联系，正式履行入党手续。到了指定时间，傅冬菊在房间等候，有人在外面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周毅之。这让傅冬菊深感他来得不是时候，正想让他改日再来，却意外发现周毅之手中握有联络暗号的报纸，顿时欣喜地跳了起来。
对女儿女婿的真实身份，傅作义一直蒙在鼓里。陈布雷更单纯，直到死，也不知道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是中共党员。
傅冬菊和周毅之后来成了终身伴侣。傅冬菊当时的任务，是利用自己身为傅作义女儿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搜集傅作义的军事情报并将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遭受失败。正是通过她提供的情报，中共获悉了傅作义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意图，恰当地抓住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了华北。
1948年底，傅冬菊奉地下党之命，来到北平她父亲身边。当时两军正在私下接触，商讨和谈事宜。傅冬菊的任务，是负责了解相关动态，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及时上报。整个和谈期间，共军正是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始终掌握着和谈的主动权。傅作义则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使平民百姓和古都文化不受战火毁伤，同意和谈，最终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
一切看来都平稳顺利，和平交接指日可待。但就在此时，中共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份《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傅作义将军公函》。这封形同最后通牒的公函措辞强硬，语气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看到这封公函，大吃一惊，她深知父亲“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倘若父亲逞一时之气，怒发冲冠，下令撤销协议，愤然抵抗，那将是一场生灵涂炭、玉石俱焚的血光之灾，千年古都也将毁于一旦。幸亏这封公函是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恰好被她看到，趁父亲此时不在，她才有机会将公函压在了傅作义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下面。
1949年2月1日，在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函，此时傅冬菊才把公函原件翻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后，十分愤怒，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傅冬菊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他不是后悔签署和平协议，而是不能接受以这样的姿态，指责、蔑视他和他的部队，更不该在和平协议已经实现的时候，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侮辱他。
此前，根据协议条款，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已经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傅作义原本提出的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改编方案。
原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也遭到否决。1949年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直接告诉傅作义方面的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并重新将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就从形式和内容上定性了它的过渡性质。至此，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被瓦解。
作为回报，毛泽东评价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建政后，傅作义参加政府工作，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其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
傅冬菊在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后，离开傅作义，回到天津，转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她加入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在昆明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菊调北京人民日报社。
文革中，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批斗。原因是有人在调查傅冬菊的历史时，发现她入党的细节很不清楚。于是外调人员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傅冬菊说是李定。
此时的李定正在原单位挨斗，一听到外调人员问到此事，想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够多了，再承认介绍大军阀的女儿入党，岂不罪上加罪。当即断然否认。
那段时间，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参加革命，怎么就成罪过了？而且还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就连自己当年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刺激的动机，也成了“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就这样，内查外调了多个来回，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惊动了。直到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傅作义说了一句：“你女儿的党籍没有问题，你放心。”傅冬菊这才解脱出来。
“文革”后，傅冬菊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13年，直到1995年退休。退下来的傅冬菊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的傅冬主要居住在北京前三门的高层公寓里，从窗户可以眺望北京市区。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清贫，甚至可以用窘迫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因为身患多种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她的那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虽说她属于中央机关司局级离休干部，医疗费可以全额报销，但她住的特需病房，是给需要额外护理的普通患者提供的病房，每天400元的住宿费；护理费还要自己出，两人12小时轮班，每人每月数千元，费用低了人家不干。好不容易找来几个干护理的，开口就要价5000元/月，两个就得10000元，如何支付得起。
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把公房买下来，就是这样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来，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原本，可以考虑将她收治进高干病房，但她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入住这种病房。院方也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傅冬菊，可规定就是规定，不能破坏，院方也是爱莫能助。
她没卧床的时候，倒是常常牵挂希望工程，曾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当年平津战役时的那些熟人，许多后来都身居高位，待遇远比她好得多，只有她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仅仅停留在了厅局级。
2007年，傅冬菊病逝，享年83岁。
生前，有记者曾对她说：“傅作义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她岔开话题说：“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原来早就是地下党员，也从女儿口中，得知了当年她利用弟弟窃取情报的经过。虽然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女儿，但父女之间毕竟有了这道坎。文革期间，傅冬菊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揪斗，遭受残酷斗争。有次，傅冬菊携子探望父亲，傅作义沉默良久后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父女两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当年了，还写什么写？人一走茶就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