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网络图片）
在1948年11月毛泽东中共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前，渗透到国民党各部门的大小共谍们就已经刺探收集了国军各方面的情报，国民党在战前已经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局面。
共谍郭汝瑰祸害国军的罪行，早已经广为人知。在三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汝瑰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直接参与制定多项剿共作战计划。他把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大别山国军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江防计划、国军在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密送给毛泽东中共。这个吃里扒外的匪谍，在徐蚌会战期间，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故意误导国民党国防部，把国军往共军“口袋”中输送。
除了郭汝瑰，还有许多间谍特务们在为中共刺探收集情报。据陆媒披露，国共内战爆发初始的1946年10月，张澜任主席的“中国民主同盟”即派邹铎来徐州开展地下工作。经共谍宋庆龄介绍，邹铎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中尉司务长。后来，邹铎被提拔为上尉总务主任，遂以“主任”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地下党派出的共谍互相配合，对国军开展了情报刺探收集工作。
在毛泽东中共发动淮海战役之前，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在徐州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系统，可提供战略情报的联络点就有六处。
其中打入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机要处的共谍钱树岩负责收集搞清国民党军几十个军的番号、军长姓名等战略情报。民盟派出的特务邹铎则负责在陆军总医院刺探了解国军高级将领的性格，高级将领间的相互关系，各军师的作战特点、各军中的新兵老兵比例、官兵士气以及作战实力等情报，并搜集每场作战后的国军士气的变化等情报。
为刺探收集情报，特务邹铎假装关心国军官兵，经常主动找住院的国民党军官“谈心”聊天，为他们进行所谓的“心理咨询”，还故意不时为他们多开些药。不少善良的国军负伤官兵见邹铎是医院的总务主任，不疑有诈，对他不加防备，什么事情都和他聊。狡猾的邹铎从这些聊天中，分析提炼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有一次，邹铎和一个新五军的军官聊起防御工事，那名军官告诉他：国军构筑的碉堡射击孔由平直射击改为向下倾斜角度射击。邹铎明白这个信息的意义：新五军内新兵多，缺乏作战经验，为防止新兵看到共军害怕，所以国军把射击孔改为向下倾斜，这样新兵的视野看不到百米以外。这说明国军新兵们的射击有效距离仅在百米以内。邹铎迅速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中共。此情报在后来共军的进攻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中共华野情报外线工作组，根据共谍们收集的情报，汇编成一份《徐州敌军防御工事》报送给粟裕。但粟裕对这份材料提出疑问。因为根据这份材料，国民党在徐州的防御工事比济南的工事脆弱，甚至可以说难以抵挡共军的炮火重击。粟裕便命外线工作组再进行一次复查。
邹铎接到任务后，以看望归队伤兵的名义，对徐州市内国军的各个据点、工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由于这家伙平时惯于伪装，和住院的国民党官兵混得很熟，因此迅速探明情况，证实了此前中共情报部门的判断：国军没有打算依托徐州城作坚决抵抗。事实上，当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后，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很快就放弃了徐州城。
除了郭汝瑰、刘斐外，另外一个中将级共谍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他是早在1928年就潜伏在国军中的“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6月，张克侠将自己保管使用的一套经“徐州剿总”审定的徐州城防图表共10余张，通过中共秘密联络员带给陈粟裕华野共军。这套城防图是图表式，并附有文字说明，较为详细地标注着担任城防部队的番号、兵员、武器数量，兵力部署，炮兵群的配置、地堡群的位置、结构、数量、火网地段以及封锁区域和指挥机关的位置等。
11月初，黄百韬第七兵团跟共军开战后，张克侠伙同另外一名潜伏共谍、第77军军长何基沣，策动第59军、第77军共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叛变投共，从而开放了台儿庄运河上的通道，使徐州东北门大开，陈粟共军得以直取徐州，并截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徐蚌会战，国军惨败，并非毛泽东、粟裕、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有多么英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通过大小共谍们充分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情报，以及共谍策动某些见风使舵、投机攀附的国军官兵临阵叛变倒戈。
台湾报刊后来对共谍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评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此言虽然夸大了共谍个人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但也说明共谍是国民党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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