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新疆警察对普通民众进行安全教育。（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拜登政府曾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因为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包括让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当奴工。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年，建立政权70多年，一直在大规模实行奴工政策，至少杀死10亿中国人，迫害了20多亿人，把他们当奴隶使唤、剥削，我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全家6口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奴隶，都当了多年的奴工！
我父亲，著名国画家郭笃民，1958年之前是河北省通县女子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工资90多元，肃反的时候给降了一级，降到87元。但是打成了右派，送走劳动改造，工资就一分钱没有了。教师是月初开支，他是月中被抓走的。学校派了两个老师押着他回家拿行李被褥。那时候老百姓跟银行借不到钱，各单位实行储金会制度，每个人交一定数量的钱，比如每月5元，家里结婚、办丧事可以到储金会支钱。把他打成右派，就取消了工资，月初发的要扣回去，他储金会有50多元存款，就扣了这笔钱。还剩下几块钱。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储金会的钱扣了，还了以前发的工资，还剩下几元钱，我带走了。”
我母亲抱着7个月大的、还在吃奶的我，心如乱麻，因为他一走，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天就塌了，4个孩子，最大的10岁，其次8岁、6岁、7个月，自己没有工作，还要带孩子，以后怎么生活？但是丈夫这一去也不知道要遇见什么情况，自己说了带上那几元钱，母亲也不能说不让带啊。就这样父亲被押走了。
到了劳改营之后，父亲还总是来信要衣服。因为共产党不管工作服，只管饭，父亲干的是重体力劳动，特别费衣服。他信中让母亲把衣服事先补上、纳上、加固，再寄去。一般是一两个月就来一封信要衣服和其他物品。家里他过去穿的旧衣服都没有了，都寄去了，连包袱皮都没有了。最后母亲只能买新布当包袱皮寄包裹，要花很多邮费。但是父亲从来不问家里的几口人怎么活着，寄包裹都是哪里来的钱。母亲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家庭副业，大姐、二姐、三姐（这就是童工啊）也都尽量干，这才能吃上饭。
历史上，非洲黑人当了美国农场主的奴隶，但是美国奴隶主也没有让非洲的家人给奴隶邮寄劳动服啊！希特勒也没有让犹太人寄工作服啊。只有共产党这样缺德，这样残暴！
1979年，我父亲被改正了右派，回到北京市通县，安排了工作。因为他当过国民党政府警察局的中尉文书，文革中共产党怕苏联打过来，他的档案给藏到了大山里，平反时找不到档案，所以他平反较晚。本来胡耀邦解决右派问题说是补发20年全部工资的，但是后来说没钱了，补发了父亲13个月的工资。那20年就纯粹是奴隶待遇，白给共产党卖命了。
母亲王碧波从1958年父亲走后一直到文革，都是辛苦劳动，挣钱养活我们，还纺过石棉。六七十年代，北京有一个石棉厂，把很多石棉下发到街道办事处，让家庭妇女们，上不起学的女孩子们把石棉纺成线，给加工费。工厂再把它织成布，做防火的工作服。石棉是非常细小的纤维，钻进人的肺部就不再出来了，将来就让肺部发炎，不制造氧气，人慢慢地就死了。北京市石棉厂下发石棉的地区，死了很多人，都是属于职业病，但是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没有赔偿一分钱。我母亲算轻的，但是1989年也爆发了，1990年病危，因为没钱治病，不愿意拖累儿女，我们也确实承受不起巨额的医疗费，她就自杀了。她是一个得了职业病但是没有一分钱公费医疗的奴隶！
1964年，我大姐郭朝初中毕业了。那时候初中毕业共产党负责分配工作。但是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没有地方招人，工厂不需要人。北京市市政府就绿化郊区的沙漠，成立了林场。我大姐就去了潮白河林场。去了之后才知道，在林场工作的也主要是家里有政治问题的，父母离婚的，那时候离婚的很少。大姐从小吃不饱，吃不好，没时间锻练身体，才70多斤的体重，但是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抬土。因为都是沙子，种树也不活，要掺土。抬着上百斤的大土筐要跑，不然速度慢，就会挨批评。没有洗澡的条件，出汗却很多，头发都黏到了一起。这样的工作每个月是20元工资，后来定为一级工，31元。每天有两毛钱鞋袜费。但是文革中，有人提议，这是资产阶级的，不应该要这笔钱，捐了。以后就没有了。大姐的肩膀都是一个肩膀宽，一个窄。因为她只会使用一个肩膀抬土。
文革中，再次返回城里后，母亲连家庭副业也不让干了，全家几口人就指着大姐的30元工资。她的林场在顺义，每个月回来一次，还要花掉1元多钱的车费。为了省钱养家，吃食堂她都是只买半个素菜，缺乏营养，导致牙齿坏了不少。直到1975年，结婚后才想办法调到了大姐夫的单位，北京花丝镶嵌厂，回到了通县，离开了林场的繁重体力劳动。
二姐郭红，1966年初中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再安排工作，而且我们全家被轰到了河北省涿县西河村的老家。后来返城，但是不给恢复城市户口。1968年二姐是拿着粮食关系而不是户口本去插队的，到了农村，因为原来没有户口，就没有从城里供应的食用油，就占了便宜，同学就更欺负她。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愿意吸收她入团，但是一起去的同学是组织委员，坚决不同意，二姐积极要求进步，特别想入团，就使劲哭，最后就神经出了问题。后来回到城里也几次自杀。我在1974年救过她一次。她在家里上吊，夜里，我被惊醒，救了她。因为神经有问题，找的二姐夫文化很低，小学也没有毕业。90年代，她出了车祸，在解放军的医院做的手术，输的血液有肝病病毒，后来她转化为肝癌，2015年不到70岁就去世了。
1969年，我家还是没有恢复城市户口，共产党毛泽东又整出了新的幺蛾子，“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还是往农村轰，但是不是建设红色城市了，而是减少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当时我家还有三姐、母亲和我。母亲还有肺病，医院给开了不能重体力劳动的证明。但是三姐18岁了，是劳动力，可以养家。街道就一定要轰我们走。母亲就让三姐到河南焦作老舅那边的农村去插队了。老舅是煤炭部煤炭文工团的话剧演员，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焦作的煤矿。河南人欺生，三姐也被折磨成了神经病。后来回到北京也老犯病。1999年父亲客死北京西郊的卢沟桥生产大队队部。三姐负责操办丧事。这当中还写了几千字父亲的生平。她比习近平大一岁，文革爆发那年刚上完初一，哪里有那文化水平。她就说1947年父亲和一个远房舅舅去了东北，受了戴笠的训练，回来后，父亲是军统特务，远房舅舅是保安司令。实际上，戴笠1946年就飞机失事死了。国民党再没有人才，也不可能训练几个月就给一个保安司令的官啊。写着这些文字的练习本给了父亲学生们的一个朋友，这个人老是骗我父亲的国画。后来，这些学生出父亲的画册，却是为了抬高自己，说父亲这个军统特务，生前怎么样得到他们的照顾和衣物，几乎就是一个乞丐。我2016年起诉了他们，通州区法院使用简易程序审理，应该是只开一次庭。但是为了找到那个练习本，几次开庭，一直等到找到那个练习本。法官就说：“军统特务是你们家里人这样写的，所以不算侵犯名誉权。”我三姐疯疯癫癫，所以婚姻也很不幸。第一个丈夫是河南的复员军人，北京地铁的员工。因为第一胎是女孩，那时候已经开始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了，因此老打她，离了婚。她二婚的丈夫过去经常诈骗，被开除，儿子是诈骗犯，加之她身体不好，拒绝出庭作证，我的官司就输了，白花了6000多元起诉费。
中国共产党是50年代就开始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初是去黑龙江北大荒垦荒。那里冬季漫长，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死了很多人。文革中，更是大规模推行上山下乡。二姐、三姐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逼疯了，一辈子都不幸福。我是1975年1976年，最后阶段下乡的。初中毕业。
1980年我发奋图强，自学高中文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夜大学，国家承认学历，第二年国家财政部拨专款交学费。我们后4年是公费，所以我调进了中国青年报。那个时代是拨乱反正的时代，胡耀邦掌权的时代。被后人称为“黄金十年”。那个阶段中国的阶层还没有固化，还可以流动，所以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就进了党报。
但是共产党终究是要吃人的，1999年我就被打成了待岗职工，再上班，算玩儿，不算正式的工作。档案放在了“待岗部”那里。2010年之后，我和报社打了4次官司，最后打到了北京市高级法院。但是中国大陆的法院都是骗人的，都是共产党的帮凶，所以尽管铁证如山，但是法官胡乱引用法律，所以我还是输了。这样报社就欠我20年工资，在中国大陆现行的体制下就无法要回来了。我们父子二人都被共产党剥削了20年的工资。父子都是奴隶啊。
什么叫奴隶，第一是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私有财产；第二是被强迫劳动；第三是没有尊严。共产党的亲爷爷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就是不允许有私有制，被他们抢走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的人当然就是奴隶。所以，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直到现在。强迫劳动，特别是非人的劳动，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我父亲在济南山区的采石场干了好几年砸石头运石头的工作。1969年回到河北涿县老家，又给打成反革命，继续受剥削，经常义务劳动，包括挖出死尸去火化，死尸都烂成了水儿，臭不可闻，谁也不愿意干，但是他们这些黑五类就必须无偿地干。1976年大地震，夜里让他值班，他喝了点酒，村党支部书记就扇他大嘴巴。斯文扫地！
我待岗，“试岗期间”，强迫我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连续一个月。奥运会、足球世界杯期间都是如此。但是法院后来说，我的收入高于北京市最低工资，就是农民工的工资，所以报社没有欠我工资。但是我是党中央直属机关的专业干部啊。既然不把我当成党中央直属机关的专业干部，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义务维护共产党的尊严，保守它的秘密。这是北京市最高法院导致的。
共产主义制度实质上就是奴隶制，所以就会反人类，实行种族灭绝，知识分子灭绝，文化灭绝。1989年，美国的《读者文摘》杂志就发表了中国右派在新疆被强制劳动，赤身裸体站在有毒液体中劳动的报导。还专门派记者调查、报导。第二年我在旧书市场上买到了这本美国出品的英文原版杂志。那时候就知道了共产党在新疆迫害右派，让右派当奴工的事情，那时候还是胡耀邦、赵紫阳当政。他们还算开明的，文明的，都是如此，何况是现在的习近平！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所以我一家6口人就都成了奴隶，死了3个，活着的还有一个疯子。我现在60多岁了，还要流亡海外，自己谋生。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只能用罄竹难书、罪恶滔天来形容了。所以，世界各民主国家不仅应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还应该有进一步的行动，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不断害人，直至把全世界都拖入地狱，让全世界人民都成为新疆维吾尔人。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