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香港政府公布“开心香港”活动细节。（图片来源：香港政府新闻处）
“开心香港”活动是如此的失败，但它又有其正面意义。它的失败，在于政府在挥霍纳税人血汗钱时，似乎香港人虽然“着数照攞”，但没有被幻象所迷倒。经过这几年，香港人，以以世界各地的人，都似乎有所觉醒，明白到政治的本质，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在占别人的便宜。
当“别人的钱”都花光了，政治工作者也没有本钱继续挥霍；群众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威胁：如果政府没有钱了怎么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传统智慧告诉我们，当别人的钱用完了，政府就会开始借钱。要记住的是，政府借钱，就是对未来的一种税收。
以贷渡日的社会，唯一希望就是未来的世界，比今天的更具生产力，更繁荣。那么，我们现在“先使未来钱”，也只是将来世界的零用钱。然而，当我们见到目前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是否连未来的福祉也透支尽了？”
关于社会进步，有两件事情必须紧记。一，浪费是拖慢社会进步。二，社会进步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竞争和合作。专制极权可能都会想减少浪费，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创新；所以专制极权的社会永远都在追落后，而这种追落后的心态，长久下来就成为了一种集体的自卑感。
因此，真正良好的管治，打好社会进步增长基础，必须让人们能够合理地相信彼此并合作。同时，社会应该开放思维，让人民有空间提出创新的想法，并与既得利益者竞争。
但是在中央集权的社会，根本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因为政权本身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当一切的想法念头都是来自位高权重的领导人，这些在专制的神奇国度里面，在执行阶层的人不能对上头说不，这也是为何集权的专制国家中，可以发生难以想像的各种人祸。
当然，在开放的社会，人们一样也会犯错。然而，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一，犯错的人应承担代价，并为他们所造成的问题负责，二，其他人可以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以免重蹈覆辙。
香港曾经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这也是它过去繁荣的原因。然而，现在，香港已变成为一个专制的警察国家。当言论自由受到压制，不能自由地批评政府的错误，人们也怎能从错误中学习？位高权重的人，自以为知道会如何反光自己的错误，但其实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傲慢。因为他们极可能掌握不到真正的情况；别忘了，刚才提到那些在执行层的人，通常都会隐瞒问题，因为他们不想为执行不力负责。
此外，在权力集中的社会，决策也会变得缺乏创意。又以“开心香港”为例，明眼人会见到这是个了无新意的浪费，也没有真正切入问题的根源，而且执行也是一团糟。有理由相信，北京的决策者，要香港的官员尽快粉饰太平，好让他们向全世界证明，过去几年的暴力统治是正确的，问题是香港的政策执行者，既不知道具体应该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怎样的结果所算达标，结果就是“做咗当得咗。”当执行层面的官僚，只知道他们必须讨好位高权重者而“为做而做”，做出来的事必然是肤浅的，也令香港政府显得更加无能向绝望。
过去香港的繁荣，可能也有引起不满情绪；毕竟，再繁荣的社会，也有贫穷落后的族群。然而，现在的香港，那怕是小康的中产，也对这个城市的未来感到不安。而且严苛的统治，也扼杀了创造力和竞争力。的确令人难以对未来感到乐观。随着社会停止进步，希望越来越渺茫，香港人又如何能快乐？
然而，香港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困境，规模更大，问题也更加复杂。甚至可以说，香港今日的困境，很大程度是由于这个社会，失去了自主的机动性。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共统治的错误中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社会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没有单一的权威可以指挥社会的进步，花别人的钱，亦绝对不会令社会进步。当社会停止了进步，权力结构也变得僵化，既得利益者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也会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以保他们的利益可以千秋万代，高亦意味社会更少创新进步的空间；这个恶性循环，就是经济学里面所谓的中收入陷阱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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