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认为中共全面管理国家机器，未来国务院旗下的港澳系统等，可能都会由中共中央直接指令。（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由于中共党政不分；权力架构中，同一班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身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反正来来去去都是同一班人，所以他们什么时候以中共党员身份行事，什么时候以政府机关干部行事，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地方。
其实在中国历史中，类似党和政府的关系，就有如皇室贵族与朝廷文武百官的关系，传统上掌握了权力，亦往往是同一班人。但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觉在过去千百年来，有时官僚系统支配了政治，有时是皇室贵族的力量比较大。
套用在当今的政局，我的比喻是中共是贵族，国家机器就是朝廷。以上这个比喻，相信大家应该不难理解。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在最近十年，中共仿佛连国家机器都容不下，非要将之吞噬不可。
中共在夺得政权的最初近三十年，有超过一半时间是耗费在内斗。文化大革命，说穿了就是毛泽东以游击队的模式，第二次夺权。中共几乎尽数切断传统脉络，旧社会精英绝大多数不是流放就是不自然死亡，剩下的中共党员，自然成为新中国的新权贵。其实在中国历史中，改朝换代往往都会伴随这种“大洗牌”，正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1978年后，中共一班老党员，如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意识到“由乱入治”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建立国家机器。而所谓国家机器，重点就是唯才是用，并且建立专业的官僚系统。专业官僚系统，不外乎机关有客观指标衡功量值，人事任命升迁有一定的规则。当然，以上所讲的是理想中的官僚体系思维，1978 年后的中国，那怕是有这个理想，也没有真正完全贯彻落实执行这一套。但当时这种思维，亦衍生出后来所谓的“团派”，也就是中共悉心栽培的专业官僚党员。
中共改革开放其实不到十年，由1986年起就开始出现内部矛盾和危机。当胡耀邦计划在中共十三大落实“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时候，适逢各地爆发“丙寅学运”；如是者堂堂一名党总书记因为背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被党内元老罢免。接任胡耀邦的赵紫阳，在几年后也落得同样下场。事过境迁地从宏观角度分析，1980年代的中共虽然尝试建设国家机器，但始终有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党内的权力继承问题。
任何极权专制政体都面对权力继承的问题，中共亦不例外。但是由邓小平将权力交给江泽民，再由江泽民将权力转移到胡锦涛，在外界看来一个极权政府竟然可以有序地在廿年间，两次和平的权力转移，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但那怕有了两次先例，中共内部仍然有一定的派系矛盾，也就是所谓的“团派”与“江派”之争。
但什么是“江派”？什么是“团派”？团派，正如刚才提到，是专业的官僚；他们的存在，就是要建立国家机器。而江派的冒起，主要是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一群既得利益者。这班人也不是真心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更恰当的形容，他们只是八、九零年代全球都走向新自由主义的风气下，在中国大陆里的时代产物。
江派和团派是否有意识形态上的分别？难道纯粹只是两班不同的人马吗？假如真的有很明显的路线分歧，就不会有江泽民与胡锦涛的交接。虽然有什么“邓小平隔代钦点”的讲法，但实情是中共始终很清楚，党这个统治集团继续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才是关键。所以在后胡锦涛时代，就不再有“江派”“团派”；而习近平执政以来所做的一切事情，说到底就是为了确保不会出现统治集团不会出现裂痕，更不容许任何党外的力量令裂痕加深。
“现在权力核心的，不是已经全部都是习的亲信吗？”别天真了，好吗？什么叫“亲信”？那怕是亲生父子兄弟，历史上同室操戈的事件亦屡见不鲜。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就是在海外进行的“猎狐2014专项”，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曾经接触过中共权力结构内的人仕。在外界眼中，不论是反贪、国家安全抑或是猎狐行动、天网等，都是派系斗争，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以上一切都是防止在权力结构中出现“二五仔”，亦不容许任何人妄想借中共权力核心的裂痕“上位”“发围”。
甚至连任何富可敌国的企业和个人，近年都被视为潜在危机。这些人不一定有什么异心，甚至他们已经不断表现对党的忠诚。问题是为何党中央会将这些人视为潜在危机呢？说到底，在中国大陆，任何人要赚大钱，就必须要向权力靠拢；当权力结构出现矛盾，这些既得利益者亦不得不“靠边站”。这是过去所谓派系主义出现的原因；所以今天的中共要完全杜绝派系主义出现，唯一的方法就是将所有分配的权力集中，亦不容许任何党外的势力，影响党内的权力分配。
以上就是二十届二中全会里所谓“党和国家改革”的背景。权力由国家机关转移到中共中央的现象，其实早在十九大之后已经出现。最新消息指，不论财金系统抑或港澳系统等，都会由中共中央直接指令；而更重大的转变是连公安系统亦不再听命于国务院。假如以上所提到的消息最终都被落实执行，可见将来中国大陆都不但会越来越远离自1978年的方针，甚至乎有理由相信，连香港的政治问责官员，尤其是行政长官，都会由党员出任。
自以为很懂得处理北京宫廷政治的香港“蓝朋友”，我建议他们还是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重要。今天的中共，任何企图影响中共中央的，都可能被视为外部势力。至于财阀世家，就更加应该知道时移世易，甚至乎连大陆的富贵都想尽办法要“润”出去；在香港的有钱人，短期也不要妄想可以得到中共的信任，长期而言，也应该学李嘉诚家族，早日在世界各地分散投资，别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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