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投奔延安中共，幻想“干革命”的青年人。（网络图片）
历史车轮碾过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近七十几年前参加中共，跟着“闹革命”者以及那些革命者的家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字。前阵子网络上有篇韦君宜的《思痛录》，记述了当年的热血青年吴英、丁汾到延安被严整的经历 ；还看到署名介子平发表的《茶已凉》，文中提到傅作义长女傅冬菊、陈布雷小女陈链，都是明里暗里跟着中共“走上革命道路”。最终，她们都后悔走上了这条“革命之路”。
韦君宜的《思痛录》
在中共获得政权前，就已经有无数革命者后悔走上这个道路，而且有人当年就已控诉。尽管在其他回忆录中我们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现象，而韦君宜的《思痛录》是她个人经历，这样，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中共历史是怎样一种“丰富”的“革命历程”。
《思痛录》中有一章题目叫《“抢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读来，也能感受到当年的惨烈：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有一时间段，仿佛延安到处是“特务”。
韦君宜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回忆：“父母告诉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当时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甚至明知被审讯者不是“特务”，审讯者也会编造口供送上去。大约也正是这种荒谬之极的现象，让一些天真纯洁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后悔不已。
有一个叫吴英的，是从天津跟韦君宜一起出来干革命，在延安见到韦君宜后，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说着说着，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绝不会来。”（17页）这让韦君宜感到很难堪，“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以对”。
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韦君宜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然说道：“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17页）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她绝没有如此说话的勇气。当时一定是豁出去了。
韦君宜说她当时听了这个叫丁汾的讲的这些话，使她胆战心惊，如冷水浇头，“我倒是不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作者气的是中共当时“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18页）
作者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如果这个叫丁汾的女革命者能活到文革，如果人们又知道她当年曾说过那样几句话，即使不死，也要脱层皮。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知有多少人背叛自己的家庭“奔赴延安”加入中共，如果没有这众多热血青年的加入，中共夺得政权可就是未知数了。
作者之所以将书取名为《思痛录》，想来，正说明作者的痛，钻心的痛。而通读增订版，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看到作者的痛里包含着后悔，深深地后悔。
1949年之后，当年的热血青年们历经各种运动，被批被斗。（网络图片）
介子平的《茶已凉》
从《思痛录》中记述来看，延安的那些年就把人心搞乱、搞坏了，到了1949年之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一直把人心往邪路上引。
这些革命者熬到有自己参加的中共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后，包括对中共作出巨大贡献的傅作义的女儿以及陈布雷的女儿仍不得安生。
《茶已凉》文中有几个细节，估计傅冬菊后来每每想起都会做噩梦：1941年，傅作义长女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1948年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中共，使这位军事天才的战场行动屡屡受挫。正是通过她，中共根据取得的傅作义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适时掌握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所率部队抑困华北。
傅作义被困其间，其“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此时，冷眼旁观的宝贝女儿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且反而促其父亲赶紧投降。秘密和谈阶段，她更是将父亲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等细节记录后上报组织。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始终掌握着和谈主动权。
单纯女子，未谙世态，怀抱所谓信念，接受中共组织考验，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傅冬菊被认为是平津战役期间，最有价值的间谍。
然而，到了“文革”期间，傅冬菊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残酷批斗。期间，傅冬菊带着孩子探望父亲，傅作义沉默良久道：“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傅冬菊晚景凄凉，病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指使她的那些人，早已身居高位，却也形同陌路，未有一人肯为之出面说话，直至临终也不见谁来探视。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曾对其言：“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她随即打断之：“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
而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小女陈琏，于重庆国立二中上学时，被中共发展为地下党员。1947年，热恋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陈琏夫妇，因秘密电台被捕，又因陈布雷的关系被释放。此事非同小可，甚至惊动了蒋介石，蒋命令陈“严加管教”之。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顿觉颜面丢尽，不久自杀身亡。
到了“反右”时，袁永熙打成右派，陈琏成“右派家属”，子女成“右派子女”，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会被当作敌人！”于是她毅然选择了离婚绝路。“文革”爆发，陈琏即被定性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竭尽侮辱。1967年11月19日，她自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纵身跳下，竟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谢幕。
现在想想，这个中共组织不就是在一大群像吴英、丁汾、陈琏、傅冬菊这些所谓“有坚定信仰”的人维系着一直走到今天的吗？如果反右派运动或是文革之后，跟着中共“闹革命”的人都觉悟了，至少都像韦君宜这样觉悟了，这个中共组织还能支撑到现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