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七一在港发表讲话，被指为香港未来发展定调。（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7月27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怀橘综合报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七一在香港发表近四千字讲话，被指为香港未来发展定调。时评人刘细良解读习近平讲话，认为习希望香港绕开西方民主，从而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管治模式。不过刘细良直言，根本无法做到，并指香港过去25年“大败局”的根源，就是中共失败的管治手段所致。
习近平七一讲话被亲共人士奉为指点未来香港发展的金科玉律，上至香港政府下至民间亲共团体，掀起一场学习习近平七一讲话精神的运动。惟中共领导人发言一向都是空洞沉闷的党八股，那么今次七一讲话有何重要之处呢？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要将香港纳入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暗示“一国”凌驾于“两制”，并强调“爱国者治港”。习还提出四大要求，包括提升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优难、维护和谐稳定等等。
时评人刘细良解读，习近平基于共产党思维，认为香港过去花了太多时间讨论民主化问题，但民主化问题不能解决安居乐业和民生，习希望香港绕开西方民主，从而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不需要选举，不需要三权分立，不需要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不需要所以这些构成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系统的支柱”，也可实现一个“非民主化的现代管理”。
刘细良表示，看到此很多港人马上会意识到习近平的主张有问题，“独裁如何达到现代化管理？”刘细良明言，这是不可能的。他形容香港主权移交后的25年是一个“大败局”，其表现是民生凋零，包括楼价飙升、公屋轮候时间长、大学毕业生工资无显著提高，以及大陆新移民为香港社会造成的种种负担等。究其背后原因，就是九七后中共强行施加于香港的这种行政主导模式，导致旧有的政治秩序瓦解，也代表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整合”彻底失败。
谈到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政治体系，刘表示，左派对香港政治有很多错误认知。事实上，香港真正“高度自治”始于1967年。当时总督已经脱离英国外交部控制，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无需再事事请示英国政府。这是后期“行政吸纳政治”管治手法得以实施的条件。
“行政吸纳政治”是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研究香港发展政策时，提出的著名理论。刘细良说，当年曾与金耀基在中大讨论该理论，被金耀基精辟阐述为“行政政治化，政治行政化”。
刘细良解释，早年殖民地时代，权力牢牢掌握在港督、英资企业老板及英国驻港军队手中，他们是当年管治集团的组成部分，结果导致管治集团和普通市民脱节，“脱离香港民情，下情不能上报”。殖民地政府在反思后，决定要扩大管治中心，“行政吸纳政治”由此开始。
刘细良指，香港在1972年麦理浩担任港督后进入现代治理模式。麦理浩来到香港后，针对当时情况，做了几件改善香港社会的大事件：一、成立廉政公署；二、扩大政府功能，改善民生，包括兴建地铁、公屋等；三、（意识形态上）建立香港人身份；四、（政府内部）建立以财务科主导的政策讨论机制。
麦理浩还委任华人精英作为政府顾问，也提拔华人成为政府的政务官（AO），刘细良说，麦理浩在“放权”，将管治香港政府的权力分配给各AO。刘认为，AO集政客和官员责任于一身，需要接受电视、报纸采访，出席公众论坛，解释政府政策等。
但中共并不信任这些港英政府培植的AO，视其为港英余孽，私下培养一批自己人，如范徐丽泰、谭惠珠等。刘细良说，不过这些人不得民心，惟在左倾的大前提下，中共无法吸纳真正有才能。之所以中共在九七过度时期还保留一些殖民地政府的政务官，如陈方安生，目的是稳住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表面上维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
按照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方式，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是百官之首。不过首任特首董建华一上任便向陈方安生和整个公务员团队夺权，实施“官员问责制”，剥夺其在施政层面的自主权，再由一班人组成所谓“管治团队”，因此就出现了“董班子”。而陈方安生被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叫上北京训斥一番后，便辞职离开政府。
刘细良续道，“官员问责制”不得民心，因为共产党在背后操控，安排政治立场亲共但无才无德的人上位，其真正角色是共产党在香港的代理人，直接导致香港政府治理水平的低落。
刘细良总结指，过去25年导致香港“大败局”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安排自己人上位，而造成的管治失败；另外一点就是中共向公务员团队夺权，令公务员无法发挥能力。他批评，中共整套做法，“不符合政治逻辑，也没有政治理性”，因此才导致香港目前的这一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