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漩涡〉是一篇34年前的调查报告文学，它记录了当年发生在徐州曾轰动全国的一桩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这个地方就是丰县铁链女所在的地方。（绘图：Winnie Wang/看中国）
编按：〈黑色漩涡〉是一篇34年前的调查报告文学，它记录了当年发生在徐州曾轰动全国的一桩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这个地方就是丰县铁链女所在的地方。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历史与今天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某种合理的关联。这篇回忆证明，中共不仅阻止记者曝光罪恶，解决问题，而且处罚听从良知、同情受害人的记者。
徐州，史书上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以及一代枭雄曹操都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叱咤风云，各领一世风骚。“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战争给徐州留下无数鲜明印记，无疑，这是一块沉积着太多历史烟尘的土地。
一份有关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报告中，赫然罗列着这样几组数字（这仅仅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自1986年以来（至1988年初）：钢山县12000人，睢宁县8700人，邳县9400人，丰县8100人，沛县5300人，新沂县4600人。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犹如地震引起海啸，火山爆发导致城市毁灭一样。由此，再来看丰县铁链女8孩妈的悲剧并非是一件孤立的悲剧。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吧。如果要做一个普查，在全国又有多少这样不幸的被拐卖的妇女呢？我们感谢这两位勇敢的记者，在34年前就给当今留下了如此真实的历史和不可辩驳的证据。
引子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拐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就像在改革的大潮中旋起一股黑色的漩涡，尤其在沿海开放地区来势凶猛。并指出，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
徐州，史书上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以及一代枭雄曹操都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叱咤风云，各领一世风骚。
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短短五个多月时间，韩端荣、张成明、杜文彬、蒋昌友、张玉喜、张成祥、尹兴龙等43名罪犯公然结成团伙，以铜山县伊庄乡、吕梁乡、郭集乡和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为窝点，与徐州市40余名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在徐州火车站广场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至窝点，以1800元至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县、睢宁县、宿县、灵壁县一带。
被这伙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达101人，其中有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罪犯共获赃款高达136700余元。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让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感到震惊。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种贩卖人口的罪恶竟然发展到如此猖狂的地步！
善良的人们在沉思着。
沉思之余，我们如实地记录下造成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的历史与现代的种种原因，目的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法律的回归。
第一章 金钱本色
19世纪中叶英国的评论家邓宁格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蔓延的祸水
早在公元之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有过“置奴卑于市，与牛马同栏”的贩人市场。但那时，“卖人妻子”也是“逆天心，悖人伦”的。被旧戏骂作奸贼的皇帝王莽，上台后实行的第一个新政则是禁绝关于人的赎卖、自卖、拐卖等非法行为。
然而从中共执政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这种人世间最肮脏的交易却以最恐怖的方式，在中国发生着。
1980年代之后，一些不法份子见机做起了“女人”生意。女人成为“商品”，在全国流通起来。
1983年以来，国家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女联合会曾多次发出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经过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似乎有所收敛。
但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人贩子又卷土重来。在人贩子活动猖獗的地区，人们正常的安全感被恐饰所敢代。姑娘、媳妇不敢单独外出，做父母做丈夫的下地干活，外出办事就像自己家门上的钥匙一样，把女人们牢牢地带在身边。上班、上学都要有人来接送，孩子们不听话时，长辈们常常这样吓唬他们：“再哭，人贩子来了。”
仅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被拐骗来徐州的妇女儿童就有104人，其中有31人是未婚女青年，有6名是14岁以下的幼女。
在买卖妇女的罪恶活动中，也有些不法份子以诈骗的手段来骗取买主钱的，弄得那些光棍汉人财两空。
这些诈骗拐卖分子有些来自四川、云南等省，而且多为男女团伙行骗。他们与当地的不法份子相勾结，建立秘密的固定联络点，进行有组织预谋的诈骗活动。
他们往往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出年轻的少女，然后高价卖出，也有的以介绍对象为名将女骗子高价卖出，然后女骗子再伺机逃脱。如无机会可逃，便用随身所带的安眠药、麻醉剂药倒买主，然后席卷贵重物品逃走。用人贩子的行话为“放鹰”。
还有的私刻公章、伪造证明，以妻被拐卖为由，上门索要。以此敲诈买主。
仅1987年7月份，铜山县公安局就破获这类案件17起，抓获犯罪份子22名，缴获赃款13000余元。
铜山县张集乡店东村26岁的农民刘德雨，家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父亲，生活比较困难，婚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1986年5月，有人从四川带来一位姓唐的妇女，声称谁给钱就嫁给谁。刘家求媳心切东挪西借付了1900元钱，把唐某领回家，没想到，唐某在刘家没住上三个月，8月1日晚，趁刘外出干活之机，席卷价值三百余元的衣物逃之夭夭。
刘家为娶媳妇欠了2000多元的债，唐某走后，刘德雨来到徐州火车站广场，四处寻找“妻子”。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于是，刘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便喝了剧毒农药死在家中。
1987年6月29日，铜山县张集乡孙弯村来了位50多岁的老妇人带着一个20多岁的姑娘，也是声称要为她侄女找个婆家。青年农民孙某交了2100元的养育费将姑娘领回家，但只过了5天，这个姑娘就偷偷地跑了。
新沂县黑埠乡永旺村38岁的司某也遇见了同样的事情。
年过40岁的邳县新桥乡高桥村农民娄某娶妻心切，花了2000元钱买了一个贵阳市的女人。新婚之夜，竟发现新娘是个男人。这个闹剧发生在1988年5月1日。
钱能让人富有，也让人变得丑恶、疯狂，丧失良知。
——贵州省息峰县人贩子黄由财，为了钱最后竟在1987年8月，将自己的妻子带到徐州，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
——云南省镇源县张某为了搞钱享受。1987年9月，竟把自己只有18岁的外甥女以2000元价钱卖给了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回去后，马上买了一套家俱。
——四川省朱西县某某于去年12月，把亲生的4岁女儿黄术华以15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自己拿着卖女儿的钱跑到东北做生意去了。
罪恶之子
在这个庞大的劫持拐卖妇女集团中，以韩端荣为首，有20余名罪犯是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年仅17岁。
这个乡位于铜山县东郊，贫穷落后，交通不便，古老的黄河故道就从这里流过。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片浑黄的土地，它记载着这伙人贩子的罪恶历史。
从孩提时起，韩端荣就随着其父，四处游荡。后来在河南省洛阳落了脚，成了家。他办起一个烟酒店、几分钱一盒的火柴，几毛钱一包的香烟，他都掂量过：要靠这些发家，要等何年何月？
直到有一次，他回到老家伊庄乡，看到村里人贩子从四川带来的女人，竟然在当地卖了几千元，这令他眼界大开。金钱，刺激着他决心要大干一场。
他来到徐州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睁大眼睛，四处寻找着“猎物”，终于发现了两个愁眉苦脸的四川站娘。他上前搭话，姑娘羞怯地说是出来找婆家的。他马上使起自己多年走南闯北惯用的骗术，对姑娘说：没问题，我可以帮忙。我们那里生活富裕，比你们四川强多了。
“真的？那可谢谢你了！”天真的姑娘高兴起来，就跟着韩端荣走了……到了伊庄乡，两个姑娘很快就被韩端荣卖掉。第一次拐卖成功，骗款4000多元，他喜不自胜。
从此，他的骗术日渐“成熟”，一次次得手，浸透着血泪的钞票轻易地流进他的腰包。
时间久了，他深知自己在“第一线”诱骗妇女风险太大，而且认识的买主有限。他需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扩大买主范围，因而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自己可以退居“二线”指挥，坐收渔利。很快，这些伙伴就从吕梁乡、郭集乡、安徽省宿县栏杆区神奇地来到他的面前——他们都是被金钱诱惑而来的。
这块黄土地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营养。他们精神贫困，不懂法律，甚至不知有法，任凭自己对金钱占有欲的畸形膨胀。
于是，一群幽灵魔鬼开始在淮海大地上游荡着。
这伙丧心病狂的人贩子，有的模仿云、贵、川的口音，在火车站以老乡的身份进行哄骗，有的则是采用“黑吃黑”的手段，以治安人员的面目出现，将妇女从外地人贩子手中强行劫持走。
有的利用云贵、川一带的妇女在火车站勾挂。
有的与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把受害妇女及亲属骗上车，在途中强行将其亲属推下车，将受害妇女单身劫持至人贩子的窝点。
有的出租汽车司机乘机索要高价车票，一次行驶50公里，索要的车票竟高达1000元。
1987年8月26日，年仅19岁的姑娘陈流英与邻村的高某等二人，从老家云南省桥家县双河镇泰岗坝来徐州做生意。8月30日中午到徐州。在火车站，韩端荣以给他们找生意为名，用出租汽车拉到伊庄乡牛楼村，换乘该乡人贩子王振民驾驶的拖拉机。途中，由韩端荣、牛德华、牛德峰押送。
当行驶到伊庄乡陆头庄南头的玉米地时，韩端荣、牛德峰手特棍子，牛德华抽出一条铁链，对两名男青年大打出手，两名男青年被打得鼻青脸肿，拚命逃了出去。陈流英吓得跪在车上苦苦哀求，从车上跳下来，却又被韩端荣等人将她拖上车，拉到伊庄乡尚庄村，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村民周永得。
1987年12月20日，贵州省修文县六广区大石乡妇女李华菊同丈夫及表姐来铜山县探亲。在徐州火车站，张成明、牛德峰、吴雨、王槐中等人贩子，用出租汽车将李华菊等三人拉到安徽省宿县栏杆区张成明家附近时，把李华菊丈夫、表姐强行推下车，并死死按住哭喊挣扎的李华菊，拉到张成明家。
他们一伙人拿出七首、铁链威吓李华菊：“我们要给你另找婆家，到了买主家，你要敢说你有丈夫就捧死你！”其中一人照她的脸上就是一拳。
12月22日，他们以3300元的价钱，将李华菊卖给栏杆区贡山乡前塔山村陈永权为妻。
1987年12月27日，年仅17岁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凉水井矿待业女青年杨某和姑妈，来徐州转车，准备到泗阳县看望前年被拐骗来的表姐。刚出火车站，韩端荣、张成明、牛德峰就以介绍廉价住宿为由，将她们骗上一辆乳白色的出租面包车。
途中，他们把杨某姑妈推下车，将杨某在车中轮奸了。到了张成明家，杨某又遭到牛德峰的奸污。第二天，她就被他们以3500元的价钱，卖给韩山口村的农民韩广民为妻。
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赘述这伙人贩子劫持、拐卖、强奸、轮奸一个又一个良家妇女一幕又一幕罪恶行径，公安人员查证工作才两个多月，仅整理的证人材料就高达一米多。
令人深思的是，这伙人贩子在作案前，均没有犯罪前科。他们有的在家种地种菜；有的下河抓鱼摸虾；有的干个体运输……是金钱的诱惑，使这些原来朴实憨厚的农民，顷刻之间丧失了人性，变得那么凶狠、残暴。
1988年5月6日上午，在徐州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倾听着一组丑恶的，令人震惊的数字和事实。
首犯韩端荣，男，32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伙同四十余名人贩子，先后拐卖30多名妇女，在转运途中，将4名贵州妇女强奸。该犯得赃款639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一：
——张成明，男，36岁，安徽省宿县栏杆区贡山乡六台村农民。从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拐卖妇女13名。得赃款5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二：
——张成祥，男，26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30多名，得赃款600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三：
——蒋昌友，男，37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23名，其中有7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4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四：
——杜文彬、男、22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10名，并伙同罪犯孔凡银、王会唤将湖北妇女杨丽娟劫持，轮奸后卖掉。该犯共得赃款1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五：
——牛德峰，男，23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9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张成明等人将贵州少女杨某劫持并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90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六：
——尹兴龙，男，31岁，钢山县吕梁乡桃园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6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36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七：
——柳方平，男，26岁，徐州市云龙游服务公司出租汽车司机。该犯先后多次为这伙人贩子提供交通工具。1987年12月3日夜11时，伙同罪犯韩端荣、尹兴龙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劫持，途中将该女强奸。从中分得大量赃款。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八：
——甄如胜，男，37岁，徐州市个体出租车汽车司机。该犯从1987年10月至1988年1月，先后用出租车为这伙人版子接送被劫持妇女达10人次，得赃款1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九：
——-张玉喜，男，36岁，铜山县拾屯乡九里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7名，其中一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17950元。
罪恶，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
第二章 沉沦的土地
那些被罪恶之手轻易地扔在这块土地上，已为人妻人母的不幸女人，那些至今下落不明的少女们，她们用滴血的心，痛苦地呼唤着庄严的法律。
如果我们要寻找滋生这些罪恶的渊源，寻找导致这一幕幕悲剧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那么，我们还必须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中世纪的“伊甸园”
自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于是，一片莽莽苍苍的黄河故道永远地遗留在这一片干涸的土地上了。人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穷困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默默无声地书写着自己暗淡的历史。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现代社会里会有这样一些角落，贫穷落后得让你难以想像。
三中全会后的农村，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不都是那些富足的具有更高理想的农民形象吗？他们中有的自费出国考察农业去了，有的购买回国家科学最新研制的喷撒农药的小飞机，还有的西装革履成了农民企业家，出入于广州、深圳、厦门，和外商洽淡生意。当今的农村盖起红砖洋楼的已不是少数，亿元乡在苏南如今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在这一片被中共抛弃了的土地上，还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弟兄，在呼唤着富足的生活。
——沉寂的小殷庄是铜山县吕梁乡（人贩子活动猖獗的一个地方，紧挨着主犯韩端荣所在的伊庄乡）冠山村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组，位于乡驻地西部约五公里处的山沟里。
在今日人口大爆炸的时期，这个村人口竟然逐年下降。它并不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现的一个典型，而是婚出多、婚入少造成的这种反常现象。
中共建政初期，这个村人口尚有121人，1974年下降到106人，到1987年3月只有29户102人（调查时间：1987年3月）。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本村的站娘没有一个嫁在本村的。
从1975年到现在，11年间只有三个男青年结婚。对象都是四川妇女。这三个四川妇女已跑回老家一个，另外两个成天有人看着，害怕再跑掉。
难道这里竟然连一个爱情之果都生长不出来吗?
现实确实如此。这个村可耕地面积270亩全是山坡地。地块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大山的褶皱里。土地瘠薄，耕作方法原始落后，完全靠天吃饭。全村无一件动力机械，只有二匹马、五头牛和一头毛驴。大部分土地靠人工用铁叉耕翻。全村的运输工具只有三辆平板车，八辆独轮车，最先进的农机具是两架喷雾器。
村里干旱缺水，农民吃水要爬高上低往返五里去挑一担水，所以不少人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一些小孩子身上的灰已经结成很厚的一层黑痂。由于缺水，盖房和泥难，不少户的房子内连一层泥也没抹。墙壁全是由大大小小的片石垒成的，四壁透亮进风。
几年来，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百元上下。不少群众至今仍靠山芋干、山芋叶果腹。过年前民政部门发给的二斤猪肉，有的户一个多月还舍不得吃完，留着每一天割一小片“炼炼锅”。
——光棍汉殷召法母子俩住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石头屋子里，房顶是用瓦片、山草、破塑料布胡乱盖上的，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只好常年在别人家住宿。他的全部家当是一张用麻绳编的软床，一床破被，一口铁锅，仅有的一点口粮是50多斤山芋干、七斤高梁和一篓子山芋叶，还欠了500多元的债。
——殷宪龄一家三口盖的是一床拿不成块的破网套棉絮。
——全村人均欠债百元。
这个村四面环山，不通电，不通广播，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卫生室，连一个代销点也没有。群众看病、称盐，小生学上学都要往返七、八里山路，全村绝大多数是文盲。只有七人是上过小学的，最高的文化水平是一个上了五年小学的高小肄业生。
——这个村从来没放过电影，没演过戏。是一个被文化遗忘的角落。
（调查时间：1987年3月）
寻找夏娃的亚当
贫穷和历史上的诸多因素，使这里的男人们得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一家有二三条光棍并不少见。
30岁以上的光棍大多过去家庭“出身”不好，父辈和祖辈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他们自然是地、富、反、坏的子孙。在那成份决定一切的年月里，招工、征兵没有他们的份，甚至连读书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人哪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们？
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姑娘，也不愿再背“黑锅”，她们急于找一个出身好的小伙子，做为自己娘家的靠山。
还有的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谓的“三年灾害”时夫去父母的孤儿，没有亲人来帮助他们张罗婚事，所以只好狐身至今。
那些30岁以下的光棍，情况更为复杂，或家境不好，或本人缺少谋生的本领，或是因为残疾和痴呆。这几年比物价上涨更快的高额彩礼，不要说让这些贫穷的光棍汉们望而生畏，就是让那些城里人和富裕的庄稼汉子们也打怵。
——一份关于结婚花销调查摘要：
目前徐州市（包含六县农村）青年结婚平均消费高达6000多元，其中用于结婚仪式的1000元左右，购置物品的5000元左右，光棍汉们决心自己寻找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女人。
一位商店经理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待婚青年，手拿大把钞票，涌入商店。片刻，像蝗虫扑食庄稼一样，将一家家商店扫荡一空。这是为了满足未婚妻的需求。
铜山县潘塘乡一位农民结婚，竟在一个小时内燃放了300多元钱的爆竹。
市区淮海路一位开彩扩商店的个体青年结婚，为了摆阔，免费两天，门面险些被挤塌。
铜山县“亿元乡”青山泉乡，因为紧邻贾汪煤矿，家家都有积蓄。但是，他们也被婚事大操大办之风搅得家家不安。谁办喜事，起码婚礼得花去3000元，请几十桌酒席不算大场子了。
这个乡有一户开煤窑的农民办喜事，租了两辆轿车，三辆大客车，还请了民乐队，大吃大喝三天，共花费4000多元。据这个乡初步统计，1986年仅这项开支就达200多万元。
黄河故道上的光棍汉们对此不敢奢望。
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女人！这仅仅是人类生存最原始最低级的一点要求！可是谁能赏赐一个女人给他们呢？
现代的文明离他们太远。劳动一天后唯一的娱乐，就是聚在一起谈一些下流不堪的关于性方面的笑话，以满足一下生理上的需要。
村里人家晾晒的女裤头、汗衫，经常不翼而飞，最后发现穿在了光棍汉身上。
伊庄乡某村，一个和吕梁乡小殷庄相邻的村子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光棍汉竟然在一只母猪身上发泄性欲。
贫困，使这些农民的心灵重负越来越沉重。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愿离开这生养他们的祖祖辈辈生死相依的土地。他们无处可去。他们固守着这片贫瘠的疆域，依旧饱受着黄河故道风沙之苦，依旧在梦中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渺茫的幸福。
可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无愧于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这些光棍汉们决心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女人，永远属于这片土地的女人。
于是，他们开始拚命挣钱。好在经济开放了，这些光棍汉及他们的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开始了资本大积累时期。
做豆腐的，吆喝卖香油的，推车播铃的，嘶哑着嗓门在乡村的土路上高唱“酒矸倘卖无”的，随建筑施工队跑到东北、新疆去出苦力做小工的。一切都为了活得更像个人样。
钱攒多了，就去四川、云南、贵州那些更加贫穷的大山深坳里带一个媳妇来，带一个可以给他们生儿育女的女人来。但是，这样十有八九是古黄河故道上目光狭隘的汉子吃亏，常常人财两空。这让他们感到异常地悲伤。
有需要就会产生供给链。于是，一个专门为光棍汉们提供“商品”的“第三产业”出现了——拐卖妇女的专业犯罪团伙由此诞生。
好多光棍汉们至今还在感谢着他们呢！是韩端荣这些人贩子给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感谢他们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一个将要诞生的能立门户的儿子！
有了钱就有了女人，有了女人就有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配合人贩子一起，灭绝人性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
野蛮的贸易
贫穷和野蛮是一对孪生兄弟，愚昧和金钱为伍，让他们无所不为。
1987年9月中旬，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7名人贩子在自己家门前，公然将劫持、拐卖来的12名妇女公开拍卖。
12个只穿着裤头和背心的女人，瑟瑟发抖地站在围观者的面前（几乎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她们身上标着价格，羞辱几乎让她们抬不起头来。
她们有的在抽泣；有的用双手竭力想要掩盖住那让女人羞惭的部位，摆脱那些贪婪淫邪的目光；也有的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手拿铁链的人贩子，眼里流露出企盼人性同情的目光。
没有一个人出来搭救她们！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挺身而出愿意搭救这些可怜的女人。
村民们们都在议论着这12个女人的姿色，肥瘦，谈论着哪个女人可能会给这片土地留下一个男性子嗣，哪个女人会让这片土地失望……
有几个男人甚至当着那么多的人挤上前去，伸出那茧痕累累的粗大的黑手，去抚弄那几乎全裸露着的女人！
起哄声，咒骂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地上，进行着空前的妇女大拍卖！
伊庄乡空前地热闹起来，在那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蛮荒之地，一次次地拍卖妇女的场景，刺激得他们热血沸腾，轰轰烈烈地像赶大集，蜂拥地围住那一个一个可怜的被拍卖的女人，看着那些强悍的光棍汉成交后的喜悦，看着他们终于抱着属于自己了的女人，疯一般往自己家奔去的疯狂样子，围观者心满意足地等待着光棍汉的黑漆漆的大门咣当一声关在他们的面前。这时，麻木了的人群才会散去。
有了女人，就有了生机，土地就不会荒芜，老屋就不会颓塌，人丁就会兴旺。老人们也张开没了牙的大嘴哈哈笑了起来。
农民从心里喜欢、敬佩那些能带来女人的人贩子。有时，乡里的农民看见那伙人贩子用出租车拉着拐骗来的妇女回来时，竟高兴地停下手中的农活，赶到村口去迎接。
自1986年以来，牛楼村从原有人口1300人增加到现在1500人，这其中200多人全是云南、贵州、四川一带的青年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教是被韩端荣等人贩子拐卖来的。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牛玉泉，是被村民们认为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是县人大代表。他所在的牛楼村就有7名人贩子，而且人贩子每次拐骗来妇女后就在村里公开论价拍卖。围观的群众多达200余人。他从来没有对此进行干涉，或向上级机关报告。
正是因为他与村民们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不管不问，给人贩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致使他们有恃无恐，愈来愈嚣张。
这里确实是太穷了！尤其是对照那些富裕的地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1986年初到1987年底，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用于购买外地妇女的费用竟高达一百多万元。
正是这笔巨额的金钱，诱惑了灭绝人性的人贩子，他们出价也“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了”。他们根据这些“商品”的身高、相貌、生殖器官、生育能力、性感来决定价格。
几年前，买一个外地女人只用七八百元，而现在一个未婚的要价达到三千多元，已生过孩子的妇女要价为二千元左右，那些丧失生育能力的则降价处理为500元至800元。
人贩子中有几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检查工作。他们将劫持、拐卖来的妇女扒光衣服，用手插入女性阴道，检查生殖器后，再标价出售。
为了买女人，有的光棍汉倾家荡产，借债累累。因此，当用那几乎榨干了他们血汗的钱买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女人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蹂躏那手中的女人。那些因贫困、生活不如意的种种积怨，全部以性欲这一最低级的形式，发泄到手中的女人身上。
第三章 落难的夏娃
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大声疾呼，要求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制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拐卖妇女罪恶的浪潮。但拐卖妇女案件确实持上升趋势。这都说明了什么呢？
土地承包政策使农民首先从地上解脱出来，大批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多少年来，农民眼前第一次展开了一个广阔面新鲜的世界。人口学家们曾经断言：目前，共和国正处在又一个人口大流动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还区别于任何一次人口大流动的最明显特征，便是几亿农民的流动。农民走出家门，毫不犹豫地走向城镇，涌向陌生的他乡。在这种形势下，女性农民也随着这股浪潮走出她们母亲、祖母居住的乡村，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求生存，谋职业，寻找致富之路，便毫不奇怪了。
但是，她们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因为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却正巧为犯罪份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么，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这近十年来，从云、贵、川等地因拐卖到异乡的妇女到底有多少呢?
没有。
因为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到今天还未灭绝。那么，人们不禁要大声责问：人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让那么多的妇女就轻易上当受骗呢？
从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中受害的100多名妇女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她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的偏僻、落后、贫穷的山区农村。比一比外面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富裕起来的世界，家乡也是太贫穷了。谁不想告别那熬不出头的穷日子，到外面去寻找幸福呢？尤其是那些平时比男人还辛苦，却又没有与男人平等地位的女人们，那些对人生充满幻想的姑娘们。
贫穷——为人贩子拐卖妇女提供了客观基础。
贫穷，带来了教育落后，一批又一批新文盲在贫困中产生。
看不到电视（地处山区，电视转播台没有建好），听不到广播（土地分配到户以后，过去扯的有线广播废弃了），一年也很少能看一回电影（山高路远，有多少放映队不顾经济效益，去为人民服务呢？），加上她们中许多是文盲，无法借助文字，从书刊报纸上对现实社会有一个明智清醒的了解。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由孤陋寡闻带来的轻信正是人贩子求之不得的。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中受害的101名妇女中：文盲、半文育（小学未上完的）就有80人。
轻信、愚味为人贩子拐卖妇女提供了方便。
被劫持拐卖的妇女绝大多数身心受到摧残和凌辱。她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不得不屈从于那伙人贩子的淫威，稍有不从就遭到毒打，捆绑。这些妇女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产。
这些遭到劫持拐卖来的妇女，在那些买主家里大多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她们并不甘心被命运摆布，不甘心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去陪伴一个陌生的野蛮的男人时，那么，她们的命运就更加凄惨了。
她们是买来的女人，这首先决定了她们在买家的地位。买她们的目的，是让她为这个家繁衍后代的。所以，她始终受到这个家族的所有人的监视。软禁，是客气礼貌的，不堪忍受的是为防止逃跑用铁丝捆绑在床头。
就这样，一直到她们肚子里有了这个家族的后代以后，一直到她们认为反抗、逃跑都一点没有希望的时候，她们才从禁闭很久的古老的农屋被放出来，强烈的阳光让她们感到刺眼、头昏。
在这场肮脏的贸易里，贵州省兴义县顶校乡21岁的唐玉玲，是一个被转手卖过三次而又幸运地回到故乡的姑娘。
唐玉玲是一个多兄妹的大家庭里的宠女。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帮助父亲做生意，经营面食等食品。
1987年7月的一天，她姨妈的女儿曾老五来找唐玉玲，说是好些人在外面跑生意，既见了世面，又赚了钱。并提出到湛江去贩山楂回来卖。
唐玉玲正值青春幻想多于现实的年纪。她想出去走走，山沟里的生活毕竟太憋闷，太狭小了。但是，她们的想法却遭到父亲唐才高的反对，他怕女儿年龄小，出去不经事。
最后，在女儿的软缠硬磨下，这才勉强点了头，并再三叮嘱女儿，出去看看，生意成不成没关系，要紧的是快些回家。
谁曾想到，二十天后，曾老五独自一人回来了，带回一个可怕的消息，唐玉玲被同去的两个人贩子卖到徐州了。
唐才高得知后，犹如晴天霹雳，一家人吓得不知所措。第二天，他便启程来到徐州寻找女儿。
茫茫人海，哪里有女儿的身影呢?一天，二天、三天，这个五十多岁的庄户人，再也经受不住丢失女儿的痛苦和寻找女儿的奔波，终于病倒了。五天后，当盘缠花完了，他只得返回贵州。来的时候壮实的一个人，走的时候，他竟是让人抬着上的火车。
回到家里，女儿的身影时时在眼前闪现，女儿那甜甜的声音也时时在耳边响起。一家人终日以泪洗面，再没心思过日子，只是呆呆地坐在饭桌前，怔怔地盯着桌上那为女儿摆上的一副空碗、默默地流着泪水……
唐玉玲的母亲周福玉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每晚倚在门边，向着山野呼唤：“女儿啊，回来吧！女儿啊，回来吧！”那凄惨的声音传得很远，听见的人忍不住也暗暗落泪。
就这样到了8月份，唐才高突然收到女儿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被人拐骗到徐州市铜山伊庄乡卢套村，卖给人家做媳妇，受尽了欺凌。让家里马上前来搭救。
女儿终于有下落了。唐才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再次北上徐州。
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唐才高终于见到了女儿。女儿见到父亲，哭着诉说了自己被拐骗的经过。
原来，她从家乡出来，在车上遇到两个男人，一个外号叫黄老三，另一个姓吴。黄老三说：“我们是同乡，你们到湛江做生意，路途太远，不如到徐州，那里我认识很多的生意人，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就这样，唐玉玲跟着他们来到徐州。
下了火车，黄老三又要了一辆出租车，车上坐着一个陌生的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副农村人打扮。唐玉玲坐上车跟着走了。她以为，那个男人只不过是黄老三的一个朋友。现在跟着他去找个地方歇歇脚。
出租汽车开了很久，进了一个村庄，是苏北常见的那种土墙草顶的房舍多于红砖瓦房的村子。唐玉玲心中有些生疑，但是一路上都是黄老三他们照顾她，买饭打开水，她不好意思对黄老三开口问一下，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那个陌生男人带着他们一行四人进了他的家——一间比其他房屋漂亮的红砖房。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雨，那陌生男人说：“下雨了，你们明天再走吧！”当夜，吃了饭，唐玉玲带着那么多疑问和恐惧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唐玉玲醒来发现黄老三和那个姓吴的不见了，急得快哭了，说什么也要走。谁知，那个陌生的男人指着另一个黑壮壮睁着一对牛眼的男人说：“黄老三已经把你卖给我们了，你如果能拿出2000元钱我们就让你走。”唐玉玲一听，就哭喊起来吵闹着要回家。但是，他们根本不理，反把她推进屋里，锁上门。
她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又砸门，又拍打那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搭救她。
次日上午，门被打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领她走出房门，并带她到了他的家里。后来才知道，那两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叫张成祥，一个叫韩端荣，都是当地有名的人贩子。买她的叫卢贤，花了1600元。
到了买主卢贤的家里，唐玉玲跪在地上，给他们一家磕头哀告，诉说自己是被拐骗来的，不愿意给人做媳妇，求他们放一条生路，让她回家，家里的父亲，母亲姐姐哥哥都在等她呢。
但是，无论唐玉玲怎么哭诉、求情，卢贤一家七、八口人全都像石头人一样毫不动心，只说花了钱买的媳妇，愿意不愿意由不着你。并将她和卢贤反手关在一间做为他们新房的屋子里。这一夜是她人生中凄惨的一夜，卢贤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白天，她被关在屋里，吃饭时有人送饭进来，吃完饭又关上了门。他们怕那1600元买来的媳妇跑了，全家老老少少像防贼似的死盯着她，却不和她说一句话。
就这样，唐玉玲也不发一言，寻找着逃走的机会。她不愿意继续忍受这非人的生活，她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一切亲人，山沟里的那个不怎么富裕的家庭，突然像天堂一般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后悔死了，后悔当初不该不听父亲的话。
到了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唐玉玲见卢贤家里的人全部出去乘凉了，于是，她趁没人注意逃了出来。
漆黑的夜晚，静得吓人，她在沙地上跑呀跑呀，一直跑到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叫迷马村的小庄子，叩响了一户农家的门。开门的是个农妇。她向她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通，恳求她让自己住几天，等父亲来接她。那位妇女很同情她，把她拉进屋里，让她安心休息。第二天，唐玉玲偷偷地给父亲发出了求救信。
七天以后，唐玉玲仍没见到父亲的人影，她急得直哭。到了第八天晚上，那个人贩子韩端荣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她的下落，追到这家，和言悦色地说，如果不想和卢贤过，就回家去吧，还说是她母亲来信了，要他把唐玉玲送回贵州。唐玉玲喜出进外。高兴地跟他走了。
善良的小羊羔误信了大灰狼的假话。
她被带到韩家，韩端荣将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将唐玉玲一下子按到在床上，嘴里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要跑吗？再跑好了，我看你能跑出我的手心？”
说着，韩端荣野兽般地扑向吓得瑟瑟发抖的唐玉玲，强行奸污了唐玉玲。
当她撕心裂肺地绝望地哭喊出时，韩端荣的母亲却冲进屋里对她说：“你再哭，我儿子就会杀了你！他就这脾气！”
唐玉玲愣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魔鬼群居的地方，她被这些日子里遇见的坏人给吓懵了。
第二天晚上，来了四个男人，用自行车把她推走了。在路上她才知道，韩端荣又以1600元把她卖给伊庄乡太平庄的吴继钟。
她在吴家住了十多天，那第一个买主卢贤得知她的下落后，带着一伙人又把她抢了回去……
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磨难，使唐才高老泪纵横。看着女儿那面黄肌瘦的样子，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初那圆润丰满，有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的女儿！一个鲜嫩活泼的生命，竟然在这片土地上凋零了。他苦苦哀求买主卢贤要带走女儿。谁知卢家人一听，又拍桌子又咆哮，非逼着唐才高还出买他女儿的钱，然后才能带走他的女儿。
这是人间最悲惨的一幕了。唐才高没有钱赎出他的亲生女儿，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哭着喊着被卢家的人带走了。
唐才高的腰一夜间弓了起来，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没有带回自己的女儿，他对不起女儿，对不起自己那盼女儿归来望眼欲穿的老伴。
回到家乡，他弓着腰到处诉说、流泪哀求当地政府去救回他的女儿！他不知给多少人下过跪，一个农民能做的一切他都做了。
1988年4月18日，贵州省兴义县公安局的九名公安人员和唐才高一起，来到铜山县伊庄乡卢家，当场宣布，购买人口已构成违法，任何人不得阻挡解救工作。
唐玉玲经过三次被卖和人贩子的蹂躏，终于回到亲人的怀抱。唐才高见到女儿时上去就是一巴掌，随后又心疼地抚慰女儿，为她理顺凌乱的头发，拍打她身上的尘土，嘴巴哆嗦着说：“为了你……你母亲都快急疯了！”
说完，一把将女儿按在地上，“还不谢谢政府！谢谢政府！磕头！磕头！磕头！”，三个虔诚的响头，是磕给政府的。
犯了“重婚罪”的女人
四川妇女罗云，在这场人口买卖交易中，将自己“劈成两半”，同时给了两个男人。
那还是1984年的7月。她从四川《妇女生活》杂志上看到安徽省淮北市某煤矿保卫干部刘国材的征婚启示，她毫不犹豫地给刘国材寄去了照片。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相识并且相爱了。
1985年1月，她千里迢迢地来到淮北与刘国材结了婚，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由于没有工作，罗云不仅要操持家务，还到矿上找点零活干，平时做些服装小买卖。
1987年11月底，她从淮北到江苏无锡市石塘湾购买一批衣服，准备拿回去卖。因为其他原因，生意没有做成。12月1日，她乘车来到徐州，打算转车返回家里。下车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她犹豫着要找一家便宜些的旅社住一夜，等明天再走。
伺机一旁的韩端荣、尹兴龙等五名人贩子主动上前搭话，说是能介绍一家一元钱一夜的旅社，并有车接送。罗云信以为真，上了出租汽车司机柳方平的车。
汽车飞快地向郊外驶去，窗外一片漆黑，朦胧的星光下隐约可见飞驰而去的是一片荒野。罗云这才发现事情不对，连忙叫司机停车。但柳方平不理会，继续高速行驶，她吓得哭了起来。
当汽车驶近一个小村庄时，柳方平将车停下，对韩端荣等人说：你们下去！我要办事。不然我就开车把你们拉到派出所去。
韩端荣等人心领神会，嘻嘻哈哈地到车外等着。
原来柳方平在罗云一上车时，就已窥视这个白白净净丰腴动人的妇女了，他今天也要开开“荤”。等那几个人贩子一下车，柳方平一把将罗云拉到前座，对她威胁道：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把你交给这伙人贩子，他们可什么事都敢干！说罢，一把撕开了她的衣裳，强奸了罗云。
柳方平发泄完兽欲，满足地点起了一支烟，才把韩端荣等人贩子叫上车，按照他们事先约定的计划，把罗云拉到了宿舍栏杆区贡山乡云台村人贩子张成明的家里。
当夜，韩端荣、崔伯利、尹兴龙三名人贩子先后又轮奸了罗云。当罗云反抗时，韩端荣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喊道：“你要不依，就杀了你。”
第二天，他们将罗云以2800元的价钱卖给云台村农民王亚为妻。
买主王亚，二个月前妻子病故，为了料理后事，变卖了全部家当。妻子死后，韩端荣答应给他找个外地妇女。于是，他讬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债，买回罗云。
王亚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他对罗云关怀备至，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吃，自己倒舍不得吃一口。时间一长，罗云竟然感激王亚将她从人贩子手中救了出来。但是，她思念远方的丈夫和女儿，几次都想跑掉。只因王亚看得紧，才没有跑成。
罗云也觉得王亚怪可怜，三十多岁的人了，死了老婆，又欠了那样大的一笔债，她要是跑了，王亚可怎么活呢？再说又是王亚将自己从人贩子的火坑中救了出来。
她想前想后，竟恍惚觉得自己遇上了好人，爱她的人，她要报答王亚对她的恩情。于是，她将自己唯一的本钱——身体给了王亚，与他同居了。
在这样的矛盾痛苦中，罗云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现在，每当她思念丈夫、女儿时，就挎上包袱回到淮北，住上一段时间；每当她要报答王亚的恩情时，又告别丈夫和女儿，回到宿县栏杆区的云台村。当我们调查此案时，罗云还奔波于两地之间、两个男人之间。
也许人们不敢相信这个女人的经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死后所担心的事，如今在罗云的身上应验了。她用无形的刀将自己劈成两半，给了两个男人。
没有办法用现行的道德和法律给予这个女人以公正的审判。法律在她面前变得苍白了。法律威严的利剑竟没能保护住一个柔弱的女人不受恶人的欺凌，你如今又能以什么条令来判决这个实际上犯了重婚罪的女人呢?
逃出魔爪
湖北省杨新县某单位的采购员、34岁的杨丽娟，是这起劫持拐卖妇女案中受害的100多名妇女中，惟一一个向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的受害者。
她是在去江南出差途经徐州，被人贩子劫持的。
那还是1987年12月21日，人贩子杜文彬、孔凡银等犯罪份子，以二十元价钱骗她游览了徐州彭园，又驱车去了皇藏峪。在碧云寺里，她遭到了绑架劫持。
这一次犯罪份子同样是用了出租车——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
当车停下来时。蒙在杨丽娟眼睛上的衣服给解了下来，车窗外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她被两个男人架着胳膊，向坟地深处走去。“带她上山转转，吓唬吓唬她就认不出地方了。”那个男人粗声粗气的话在空落落的山上回响着……
在山下的小村庄的一间农屋里，三个野兽一般的人贩子扑向了这个丰姿绰约的柔弱女人，黑暗中只剩下杨丽娟那一对惊恐万状的悲哀的眼睛。
在黑暗的小农屋里，杨丽娟度过了三天三夜地狱一样的生活。白天只有一个农妇从窄小的窗口递进来一碗水，那农妇麻木似的听不见她的哭诉和哀求，转身就消失在屋外那苍茫的冬天原野上。夜晚，那三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不知从哪里回来后，首先就是粗暴下流地围着她戏弄，然后就在她身上先后发泄着他们的兽欲！
三天三夜，杨丽娟只是靠着一点清水维持生命，在人贩子的暴行中，她已经失去了任何反抗的力气，任他们摆布着自己那一具没有一点生气的身体。
第四天晚上，三个人贩子将玩腻了的杨丽娟以2400元钱卖给了一个外乡男人做妻子。
在买主家，杨丽娟将自己的身世及三天三夜所经历的一切不幸全部告诉了他。买主听完杨丽娟的哭诉，害怕起来。对她说：“我不该买你，你受了这么多苦，你到徐州告他们去吧！”
说罢，又掏出十元钱让她做路费。杨丽娟当天就赶到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值班室报了案。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是她轻轻地掀开了第一页案卷。
出卖人性的悲剧
妇女买卖交易中，不但有卖人者，被卖者，而且更可悲地出现了被卖者过后又充当卖人者，卑劣地出卖自己的同性姊妹。
昨天，被拐卖时，曾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今天，在淫威和金钱的诱惑下，忘掉了自身惨痛的经历，成为罪恶的帮凶。
贵州省郎担县安乐乡大树脚村22岁的农村姑娘周训秘，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
这是一位面容较好，有一副匀称丰满的身材、一笑就显出女性十足的那种甜味的姑娘。
1987年9月，她在贵州省水城赶会，遇见两个男人，说是做生意的，可以带她去徐州跑买卖，一趟也能挣个百把十块的。周训秘轻信了他们的话，连家里都没来得及通知，就跟着他们上了火车。哪知到了徐州。那两个男人竟然以2000元价钱将她卖给人贩子韩端荣。
在人贩子张成明家里，韩端荣带来一个40多岁的山东买主，要将周训秘带走，周训秘恐惧地看着那和自己父亲差不多衰老的山东汉子，一下子扑在张成明母亲的脚下，死死抱着这位老大娘的腿，苦苦哀求着不要买她。
韩端荣的眼睛淫荡地盯住她，竟然将那位山东汉子打发走了。
当天，在这伙人贩子喝酒取乐之际，周训秘从人贩子的窝点逃了出来。可是，她人生地不熟，又像惊弓之鸟，慌不择路，刚跑出村子不远，她又被这伙人贩子给抓了回来。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人贩子用皮鞭抽打她，打得她浑身青一道紫一道，昏过去好几次。
事后，韩端荣答应不卖周训秘了。但提出必须跟他们合伙干，去勾挂外地妇女。
人贩子不仅看中了她年轻的身体，还看中了她那浓重的贵州口音。因为由她去勾挂外地妇女，尤其是贵州妇女，会比他们这些徐州男人更让人相信。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
周训秘屈辱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与韩端荣达成了无耻的协议。
第一次在徐州火车站干拐骗勾当时，周训秘在韩端荣的授意下，去和三个从四川来的少女搭讪，转了一圈，周训秘又回来了，她不忍心去欺骗那三个花朵一般的女孩子。
韩端荣见她空手而回，就恶狠地拉住周训秘的胳膊说道：“你要不干，就把你杀了！反正你是外地人，政府没法破案！”
迫于威胁，软弱无能的周训秘又走上前去诓骗那三个少女。三个少女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15岁。
她们是去山东滕县走亲戚的。周训秘以有车送她们去亲戚家为幌子，将她们骗上出租汽车。当天夜里，这三个少女被拐卖到铜山县伊庄乡。
周训秘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人生三百六十行，不都是为了一张嘴吗？平时，韩端荣不仅给她钱花，还管她吃好、穿好，比起在那四面都是山的老家，这里简直是天堂。不用下地干活，出门坐小轿车。何乐不为呢！她在罪恶的深渊中尝到了“甜头”，就连韩端荣将她作为姘头这屈辱的事情，她也感觉是一种荣幸。
周训秘先后参与拐卖了7名妇女，得到的赃款却仅有200元。
如果说周训秘是由受害者变成害人者的话，那么云南省景东县文井区23岁的张传云，却是由害人者变成受害者的一个典型。
张传云是因金钱走上贩卖人口这一罪恶道路的。她好逸恶劳，又一心向往高消费的现代生活。于是，她选中了一个无本却有大利的“买卖”——拐卖妇女。
1987年12月7日，她与当地人贩子栗国强狼狈为奸，在景东县县城举行的物资交易会上，遇到当地只有18岁的女青年罗xx，以做生意挣大钱为名哄骗这位天真的农村姑娘，跟着他们来到徐州。他们将罗xx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
谁知，韩端荣不仅看中了罗xx，同时还打上了张传云的主意。韩端荣谎称身上钱不够，让张传云和粟国强一起随车跟他回家拿。这二位男女，不知其中有诈高高兴兴地跟着去了。
一进家门，韩端荣、张成祥等人贩子，拿着铁链就揍粟国强。粟国强见势不妙，顾不上张传云，拔腿就跑了。见男的跑了，韩端荣又用一个烧红的火钳吓唬张传云，命令她老实一点，就在这天晚上，韩端荣、张成明将张传云、罗xx强奸。
张传云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有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罗xx被韩端荣等人贩子以3400元的价钱卖给安徽省宿县张山乡大张李庄农民李本贵为妻，张传云也以3200元的价钱被卖给张山乡农民李朝银为妻。
没想到张传云被卖后一个月，被打走的人贩子粟国强竟偷偷地赶到买主家，用钱赎回了她。张传云是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受害者妇女中，唯一由个人用钱赎回自由的一个女人。
第四章 悬起的利剑
这天早晨许仲林市长上班之后，桌上有一沓信访办公室转来的人民来信。其中有一封由睢宁县邱集乡鲍楼村农民陈伯兰反映女儿杨保翠遭人劫持拐卖的控告信，这位上任一年多的市长目光扫到信尾那非常醒目的几个大字：求求政府，救救我的亲人吧！
事情很清楚，在他管辖的范围里，有一群不法份子在劫持、拐卖人口。他取过钢笔，重重写下：“请公安局局长阅。妇女被劫持拐卖如此严重，应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和保护。对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应依法严厉打击。”
信转到市委副书记吴伟峻手里，他也在上面作了批示：“请公安部门拟定有力措施，加快侦破此案。”
1988年1月3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根据先后接到五起受害人的报案，决定立案侦察。
几天后，一个由刑侦、治安、预审、收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专案组成立了。在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德文、刑警大队大队长张清花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市政府又专门拔出大量专款、车辆用于此案的侦破。
黑暗势力越是猖狂的时候，越预示着他们末日的来临。那些被拐卖、被凌辱的妇女并非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她们认清这伙人贩子真面目的时候，便勇敢地站起来进行斗争。她们相信法律能够惩罚这些吃人的魔鬼。
受害人之一杨丽娟来到市刑警大队报案后，被热情地安排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一天中午，她吃过饭后，在公安局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偶然碰上了那天劫持和凌辱她的其中一个人贩子，由于报仇心切，抑制不住内心的积愤，她大喊起来：“抓坏人！他是坏人！”那家伙见状吓得拔腿就跑。等到公安人员赶来时，那家伙早已不见踪影。
市刑警大队立即组织力量，根据杨丽娟提供的线索，寻找参加劫持她的出租汽车司机。经杨丽娟辨认，公安人员在徐州火车站广场抓获了司机王立清。他供出那三名人贩子分别是杜文彬、孔凡银和王会唤，并交待了人贩子在铜山县郭集乡的窝点。
1月5日深夜，当孔凡银和王会唤二名犯罪份子刚刚踏进西王庄村的家门，就被埋伏多时的公安人员抓获。
经过审讯，这两名罪犯供出了杜文彬以及其他同伙的下落。1月6日晚，当杜文彬、张成祥、刘德华、张玉喜等五名罪犯用拐卖妇女得来的赃款，在徐州火车站地下宫旅社与外地两个女流氓进行淫乱活动时，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他们抓获。
在这同时，市公安局积极与友邻地区宿县公安部门联系，请求协助抓获这个拐实妇女集团中的两名首犯韩端荣和张成明。谁料竟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1月8日，住在宿县栏杆区的张成明刚走到集上，就被当地一个农民抓住。说是从他手里买的一个四川妇女到家没几天就跑了，至今找不见踪影。硬逼着张成明退回3000元的买金。愚昧无知的张成明竟然不知道拐卖妇女是犯罪的，争吵了半天，见那农民仍死死纠缠不休，就拉着他来到乡派出所，请政求府出面，“公正”解决这场纠纷。
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正准备去抓他，见他主动送上门来，就势“请君入瓮”。接着，他们又于当天抓获了首犯韩端荣。他是在带着两个拐骗来的四川妇女，送到张成明家时，被戴上铮亮的手铐的。
随后，由刑警大队一队队长张炎栋率队，十几名刑警参战，直捣这伙人贩子最大的窝点——铜山县伊庄乡，在乡派出所的同志配合下，神速出击，一举将剩余的十几名罪犯抓获归案。
至此，这个庞大的拐卖妇女犯罪集团，开始土崩瓦解。
2月4日，一份关于韩端荣等人劫持、强奸、拐卖妇女案件的情况报告，送到了许仲林市长手里，他看了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刻提笔签道：“此系大案建议政法委员会加强协调，加快审理。”市委副书记吴伟峻责成市检察院组织有关人员，提前介入此案。
这伙人贩子被押解到徐州市公安局收审站后，专案组成员立刻对案犯通盘审理。经过三十多次审讯，主犯韩端荣、张成明、张成祥等人避重就轻，遮遮掩掩，拒不认罪，甚至有时在审讯中吵闹：“我没有罪，你们抓错了人！”
后来公安人员当面出示证据后，其中张成祥又装着冤屈地样子说：“我们不过是为乡里的大男大女解决婚姻问题，就像你们城里的婚姻介绍所……”妄图抵赖到底。
同时，韩端荣在监房内，贼心不死，千方百计伺机逃跑。他乘看守的武警战士不注意，竟偷偷地在床板下掏起洞来，手磨出了血仍不罢休……每当武警战士走来巡视监房时，他便迅即用床板掩盖起来。几日后，被一个同监的罪犯揭发了他，一次空前的越狱才没有得逞。
专案组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侦察，走遍了苏鲁豫皖三十多个乡镇，南下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调查、走访了六百多人，最后终于掌握了韩端荣、张成明这个拐卖妇女团伙的大量犯罪事实。
当我们和头顶国徽的公安人员一起，寻找一个又一个受害妇女的下落时，我们心里总是充满莫大的慰藉和喜悦。同时，那种沉甸甸的压抑感也让人心里很疼很疼。
“解救难啊！”干了几十年刑警工作的市刑警大队长张清化叹息着。
当他们来到宿县栏杆区，要求解救被韩端荣一伙拐卖的13名妇女时，买主们竟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妇女藏了起来。后来，他们找到该区的区长，哪知，区长非要办案人员作出保证不将她们解救走，才肯出面做工作。
在此同时，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有104名妇女儿童被拐骗来徐州。根据受害人家里的要求和提供的线索，禄劝县专门成立解救组来到徐州。
解救之一：冯玉风。18岁，被人贩子拐骗到徐州铜山县郭集乡，以1500元的价钱卖给38岁的农民陈思良。当时买人的钱不够，村长鲍广科还亲自和人贩子签定欠款合同。
解救组的同志到来时，冯玉风哭着提出要回家，不愿在这里生活。当解救组同志要带她走时，遭到群众的围攻。愤怒的农民打掉公安人员的帽子，并且撕下象征法律庄严的帽徽。当时，村治保主任和村长都在场，他们不但不劝阻反而支持群众闹事。致使冯玉风未能解救走。
解救之二：李桂芳，23岁。现在家乡有两个孩子。买主听说解救组来了，马上把她藏起来，未能带走。
解救之三：杨文翠，30岁，在南方家中有三个孩子。现被人贩子拐卖到邳县八路乡十定村。杨家乡的公安人员得到家人的报案后，前来将她解救出来。因当时晚了没有火车返回，只好住进旅社。两个公安人员有事出去的时侯，当地群众冲进旅社，把杨文翠抢走。南方来的公安人员请当地乡政府和派出所带助，他们却置之不理，不管不问。
这次，他们要解数的共有27名被拐卖来的妇女，因当地群众阻挠，又得不到乡政府、派出所的支持，致使解数工作无法进行，只带回去4名妇女。
当我们将此事询问到当地乡政府、妇联、派出所的同志时，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帮助解救工作。他们说：“人家半辈子找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好不容易拼凑几千元买了一个，人家要过日子，生孩子，你们解救走了，他落个人财两空。天天找你闹。昨办？”
是的。当买主人财两空时，他们会置法律于不顾，要和前来解敦的人拚命的。他们像守护自己的一件私有财产那样理直气壮地“守护”她们，把她们禁锢在自己的“堡垒”里。可是，我们的一级政府、人民的仆人们，我们维护法律尊严、保卫人民安全的公安人员，你们最基本的是非观念、法律意识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这由几千年封建思想构筑的“堡垒”就攻不破吗?
1985年，从中南海发出的中央办公厅文件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买卖人口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许的，收买妇女、儿童是违法行为。对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所支付的款项，一律不得让受害妇女、儿意的亲属补偿。一定要让收买妇女、儿童的人人财两空。任何人如有阻挠解救工作、进行人身迫害等行为，应依法严重处理。”可是这白纸黑字的“圣旨”，到了这里就不管用了。
我们突然明白了那么多的被拐卖来的妇女，很少有逃出去报案的原因。她们不仅仅受到买主一家的监视和禁锢，还受着整个社会环境的监视和禁锢。
我们突然悲哀起来。
历史在这里沉思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的寻证工作结束了。然而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胜利后的喜悦，却是一个沉重的忧思。
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拐卖妇女团伙，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杖、有恃无恐，而未受到及时打击，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究吗？
当我们来到铜山县伊庄乡时，只见村里村外的大树下、墙角旁，到处是操着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口音的妇女，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互相倾诉自己不幸的命运……
据乡领导介绍，自1986年以来，该乡的农民就买进2000多名外地妇女。我们问伊庄乡的白乡长，这么多外地的妇女被拐卖到这个乡，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竟坦然地一笑：“过去我们乡治安状况很乱，偷鸡摸狗、杀人盗窃层出不穷。自从来了那么多女的，光棍汉们都有了家，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乡里的治安就好多了。”
仅1986年以来，外地涌入铜山县的妇女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云、贵、川妇女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们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罪恶之手被扔到这片土地上来的。但是，这个县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竟然根本不知道该县有一万多“非法入境”的人口！
一位铜山县妇联的妇女干部，在接待我们采访时，也不愿吐露一个真实确切的被哄骗、拐卖来的妇女数字。她说公布出的数字越多，她们的解救工作就越多，她们妇联没有钱。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理由！
怨不得那些人贩子如此猖狂！
大量的外地妇女流入，使这里兴起“买媳妇热”。不仅农民光棍买，而且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党员也热衷参加。
——1987年8月伊庄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姜立本花了1500元钱，从人贩子韩端荣、张成祥那里为儿子姜德生买来年仅18岁的贵州女青年覃堂平。当晚，姜德生把覃堂平拽进自己的屋里，欲与她同房，她死也不从。姜德生气得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狠狠地打了她几个嘴巴，她吓得一边哭，一边向姜德生求饶。最后，她只好忍辱屈从。
当公安人员为获取韩端荣等人的罪证，找到覃堂平时，她哭着要回家，此事被身为干部的姜立本知道了，竟然指使儿子又把覃堂平毒打一顿。至今覃堂平还痛苦地生活在姜家。
——伊庄乡李林村村长李林邦，四十多岁了没有媳妇。1987年7月，人贩子杨延秀主动找上门，为他介绍媳妇。几天后，杨延秀便领着一个四川妇女刘某，交给李林邦，要价2000元，李竟当场付钱。
当他发现女的不愿意和他生活，当天又把那妇女退给了人贩子，要回了买金。当我们问起此事，他说：那女人不管玩。说得坦然极了，并不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更别说他是犯罪了。
半个月后，这伙人贩子又领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四川妇女，只要400元钱。李林邦和她同居一个月，又以同样的价钱转手倒卖给菜洼村一个姓萨的农民。他就像一头贪婪的公牛爱吃鲜嫩的草，而且总是在吃着这一片的时候，贪婪的目光又伸向另一片草地……
直到1987年8月，人贩子韩端荣以2000元的价钱，卖给他一个24岁的姑娘，他才心满意足，生活至今。
——伊庄乡工商所所长刘德运，有三个儿子，因为妻子张云想要个女孩，竟在去年中秋之夜，叫人贩子牛德华、吴雨，从他们拐骗来的四川妇女杭世荣怀中，强行夺走她的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当时，人贩子吴雨一脚将杭世荣踢倒在地。
刘德运付给人贩子200元钱。一家中秋之夜得了个女儿，欢天喜地，马上给这女孩改名为“欢欢”。当夜，“欢欢”的母亲杭世荣也被卖给李林村农民党世华为妻。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从此神志恍惚，每日只凄惨地呼唤着：还我孩子！还我孩子！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
这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实，实在太残酷了！
事实上，案发前，当地公安机关就曾发现了韩端荣等人的犯罪活动，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把几个人贩子传唤到派出所训斥一顿，放人回家自我悔过。致使他们的胆量愈来愈大，终于从一般的拐卖发展到劫持、强奸妇女。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10月，贵州省铜仁县女青年李晓红被当地人贩子骗到徐州，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当这伙人贩子捆绑着李晓红前往买主家时，李晓红在路上看见佩戴着金色盾牌的乡派出所民警李志成，就像在苦海中抓住一根救命的草，拚命呼喊起来……
李志成不但不抓人贩子，反而把李晓红带到其堂兄弟李志刚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李晓红被李志刚强奸了。第三天，又将她以1800元的价钱，卖给该乡尚庄村的农民赵绍志为妻。
一份有关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报告中，赫然罗列着这样几组数字（这仅仅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自1986年以来：
钢山县12000人
睢宁县8700人
邳县9400人
丰县8100人
沛县5300人
新沂县4600人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犹如地震引起海啸，火山爆发导致城市毁灭一样，拐卖妇女，诱发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恶性连锁反应：违法婚姻增多（那些买云贵川妇女做媳妇的家庭绝大多数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民事纠纷增多，刑事案件增多。
1988年5月17日，安徽省宿县桃山乡人贩子胡长奎，将21岁的四川省乐至县光明乡女青年鲍素珍，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铜山县三堡乡三堡村38岁的农民张瑞士为妻。5月27日凌晨，鲍素珍手持菜刀将正在熟睡的张瑞士的脖子上砍了4刀，腿上砍了5刀，直到张瑞士呼救，邻居们才冲进屋里抱住鲍素珍，将她送到乡派出所。
类似这种刑事案件，铜山县今年已发生3起。
1988年6月16日，市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这个犯罪团伙中的15名犯罪份子，其他犯罪份子也已收容审查，我们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欢欣的喜悦。然而，一种沉重的忧郁又压到我们的心头。
我们收到一封睢宁县沙集乡大顾村女青年顾某寄来的信。信中说：“我们这里经常发生妇女买卖现象。4月下旬的一天，紧靠着我家附近一个农家小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呼救声：‘救人啊，救人啊！’我寻着这嘶哑、惊恐、稚嫩的声音奔去。在小院门前，看到一个才十六、七岁哭成泪人的姑娘，跪在两个可怕的中年男人面前苦苦哀求：‘好心的叔叔大爷，让我走吧，放我回家去吧！’
‘哭什么，老子是花了二千三百元钱买的。哭也没用，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当老婆生孩子！’说着，这两个男人抓起她，在哭闹声中，将她强行拖走了。
我一打听，才知道她是云南人，被人拐卖到我们这里来的。看到这一悲剧，我一个农村姑娘，洒下同情而又悲愤的眼泪。求求你们，救救她吧！”
这样的求救信，我们先后收到十几封。
看来，徐州地区的妇女买卖并没有因韩端荣那一伙劫持拐卖人口的罪犯抓获而消失而天下太平。罪恶的祸水，还在这块土地上蔓延着……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照样每天在这里交汇，如水的人流依旧从徐州火车站检票口涌出，然后消失在这古老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农村的女孩子们照样地会从那些封闭、落后的山沟里。源源不断走向城市，走向文明。
1988年5月1日，当徐州人民从梦中醒来，猛地发现东站广场对面白云大厦上，高高地耸立着一只巨大的北极星石英钟，它准确悦耳地在古城清晨鸣响。
石英钟的乐声替代秦墓汉坑中的兵马俑的呐喊，然而，它能替代黄河故道上那依旧凄惨的呜咽声吗？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