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义的角度，“谣谶”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歌谣形式流传于民间的预言。（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谣谶。从最古老的“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谣谶就一直为所有人津津乐道。它悄无声息而又如影随形地和中国历史相伴而行，既无审其所来，又不知其所往，只是频繁出没于宫廷、朝堂与民间，大到朝代兴亡治乱，小到个人悲欢离合，都可以随着这一歌谣形式而改变。不过，谣谶究竟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发展的？历史上又流传了哪些预言灵验的谣谶？本文将就这个问题，为大家粗浅地作一介绍。
一、 什么是谣谶
“谣谶”一词，广泛见于各种古籍，清修《古今图书集成》曾专立“谣谶”一目，那么究竟什么是谣谶呢？
谣者，谣歌也。《诗经･魏风》“我歌且谣”，《毛传》注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左传･僖公五年》正义引《尔雅･释乐》注云：“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其声逍遥然也。”简而言之，谣就是一种民间流传的通俗易懂的歌谣，老百姓随兴而作随兴而唱，一般没有经过文人的加工，类似于当今社会上“一等男人，家外有家”的顺口溜，正因为其通俗易懂，因此可以在社会上极大范围内流传。
谶者，验也，就是能够灵验的预言或预兆，这是谶的基本含义。由此引申为预言之书，即所谓“图谶”、“谶纬”是也。
因此，从狭义的角度，“谣谶”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歌谣形式流传于民间的预言。但广义的来看，谣谶并不仅仅是以民间歌谣的形式出现的。相反，它的面目极其繁多，除歌谣外，还有诗词、金石铭文等形式。
二、谣谶的历史
（一）谣谶的起源
人类在蒙昧时期，就渴望着能对未来做出预测，因此谶语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比如甲骨文中大量的卜辞，就可以看做是谶言的一种。但谶言和民谣相结合，这却是古代社会发展到相当阶段后才出现的。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谣谶，是据说为周宣王时期流传的“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国语》中，倘若其果真出自周宣王时代，那么谣谶的历史可上推至西周末年，即使其为后人所伪造，以《国语》的成书时间来算，最迟也在战国初期出现。——总之一句话：谣谶起源于先秦时代。
“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檿”、“箕”，都是树木的名字，弧，即是弓；服，即是箭囊，“檿弧箕服”的意思就是“桑木做的弓，箕木做的箭囊”。
根据《国语･郑语》的叙述，周宣王时，国都内有这个童谣在流传，正好这时有夫妻二人卖檿弧、箕服，于是就把二人抓起来，责骂一番。而此时王宫内有宫女无夫而诞女，并把幼女抛弃在路边，被这二人捡到了，就带到了褒国。后褒君因罪被天子所拘，遂以此女进献，并为幽王所宠幸，——这女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褒姒，烽火戏诸侯的那位，最后果然因为她而灭亡了西周。
至于褒姒的来历。据《国语》解说，夏朝的时候，曾经有两条龙出现在王宫内，自称是褒人的两位先祖。夏王占卜，无论是杀之、留之、还是送之离开，都不吉，最后留下了二龙唾液（龙漦），藏于盒中，经历商周两朝近千年，未曾打开。直到周厉王末年，厉王发而观之，结果龙漦流淌于地，化为一玄鼋，有女童见之，及笄之后便有了身孕，至宣王时方诞下一女，因她无夫而孕，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所抱养，最终灭亡西周。
《左传》中也记载了一些谣谶，譬如僖公五年：“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炖炖，火中成军，虢公其奔。”这条谣谶预言的就是那场著名的假途伐虢的战争，当时晋军包围了虢都，晋献公问卜偃能不能取胜，卜偃引用了这条童谣回答。这条童谣中包括了很多的天文知识，“龙尾”、“鹑”、“天策”、“火”都是星宿名，解释起来相当麻烦，按照沈玉成《左传译文》直接翻译，就是“丙子日的清早，龙尾星为日光所照。军服威武美好，夺取了虢军的旗号。鹑火星像只大鸟，天策星没有光耀。鹑火星下人欢马叫，虢公就要逃跑”。从童谣中，虢国失败的结局，甚至亡国的时间，都已经预言出来了。
不过这个故事是有破绽的，首先，谣谶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而在天文知识为特殊阶层所垄断的春秋时代，儿童居然能传唱这样的童谣，难道晋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贯彻地居然如此之好？其次，既然有谣谶在先，虢公为什么不预作准备？要知道晋、虢相距只不过一、二百里，实在不算是远。
除此之外，《左传》中还记录了其它一些谣谶，但总的来说，先秦时代的谣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文辞艰深难懂，不排除作者自己创造的可能性。《左传》本来就好作预言，那么作者在其中加入几条谶语童谣，也不是不可能的。
（二）谣谶的盛行
谣谶的盛行是从两汉开始的，——或者严格说来，是从武帝后期开始的。高惠文景四朝，谣谶尚不普遍，但随着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流行、以及武帝寻仙好道的示范，西汉后期，谣谶遂大行于天下。
汉代谣谶流行，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谶纬的大行其道。所谓“纬”，就是纬书。汉代儒家认为，既然有“经书”，自当有“纬书”，《辞海》解释说：“‘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的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其起源是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 总而言之，纬书是汉代儒家将儒学神秘化、宗教化和神学化的结果，而其又与预言性质的谶相结合，遂成“谶纬”，其中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废，多为怪诞无稽之谈。至隋朝时，炀帝禁毁，其学始微，而纬书也基本上全部佚失，荡然无存。
正是由于汉代谶纬学的盛行，使得谣谶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并极大地影响了政治走向。我们知道，王莽之所以篡位成功，靠的就是谣谶。据说有人挖井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字，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遂以此为据，悍然居摄。后来又有人造铜匮，内有两题签，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当为天子，莽遂据此登基。
此后王莽失政，群雄并起，也多以谣谶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如公孙述称“废昌帝，立公孙”，又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后来刘秀中兴即位，依旧以谣谶为依据，这就是著名的《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在刘秀的《即位告天文》中，采用了另一版本，表述为“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谣谶之一。
刘秀称帝虽然更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武力征服，但和王莽相比，他却更相信谣谶。王莽是利用谣谶，因王莽那些所谓的符命，很多是自己伪造的。而刘秀对于谣谶，几乎是真诚的相信。建武元年，刘秀即位之初，即以名不见经传的王梁为大司空、平狄将军孙臧行大司马事，因为《赤伏符》中有“王良主卫作玄武”之语，而孙臧名亦见于谣谶，曰“孙咸征狄”。结果“众大不悦”，咸曰：“吴汉、景丹应为大司马。”刘秀不得已，才以吴汉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有流行即会有反对，就在谣谶之说高唱入云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其的批判。比如桓谭，他曾上书刘秀，反对谣谶，云“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直指刘秀“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后与光武议事，帝谓其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识谶。”几乎被暴怒的刘秀斩首。
还有一人叫尹敏，这是个妙人，刘秀派他校勘图谶，他便极力向光武言说谣谶之非，曰“谶书圣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语别字，颇类俗人之辞，虚实难识，恐误后生”，刘秀不接受，他便在谶书空白处写上“君无口，为汉辅”的自创谣谶。“君无口”者，尹也，这就是说他姓尹的，注定要在汉朝当大官。刘秀发现这句话，叫他来问，他回答：“臣见前人多增损图书，是以因自着。”——偶看前人的那些谣谶都是这么出来的，所以我也给自己弄一条。——颇有东方朔之遗风啊。刘秀当时没有责怪，但从此就不升老尹的官了。
最系统的反对谣谶的，当属王充的《论衡》，但这题目说起来太大了，暂且不谈。
到东汉末期，谣谶依然风行不衰。灵帝登基时，有“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和谐”之谶。十常侍之乱，有“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芒”之谶，董卓之死，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之谶，刘表将亡，有“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年无孑遗”之谶，等等。相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会对这些谣谶感到很熟悉。
两汉之后，曹魏开始对谶纬之学加以限制，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谣谶依然持续流行。王濬平吴，有“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之谶，——王濬小名阿童是也。东晋元帝司马睿称帝，有“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之谶，这也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条谣谶。冉闵杀胡，据说多年前，佛图澄也曾做出过“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的谶语，冉闵小名棘奴是也。
总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谣谶流传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自皇帝而下，君臣相与造谣传谶，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社会上谣谶蜂起，大行其道。
（三）谣谶的衰落
随着隋朝的建立，谣谶乱飞、人心惶惶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为了安定人心，隋朝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禁毁谶纬之学，炀帝甚至发使四方，搜取与谶纬有关的图书而焚之，至此，从西汉开始流行的谶纬之学，终于灰飞烟灭，彻底寿终正寝了。与之相应的，谣谶也随之受到禁止。
赵翼曾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这么轻松地从外孙手中夺取天下，恐怕杨坚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了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只好找些天命来为自己辩护了，于是谣谶再次粉墨登场。
不过隋文帝的谣谶，很有特色，几乎都是金石刻文，一是发现了几块石头，上面都有文字。其中一块上面有个“坚”字，下面有“八方天心”四字；还有一块从表面看来是块顽石，但剖开来，里面则有花纹，是黄根紫叶的一棵杨树。二是发现了一个大石龟，上有“天子延千年，大吉”字样，与之相配，又有一只活乌龟，肚子上有“天卜杨兴”四字。三是发现了一块大铁板，上写着“皇始天年，赉杨铁券，王兴”。只是这等遮羞布，终究难以挡住天下老百姓的眼睛，他夺天下于外孙之手，之后又杀尽其家的行为，并没有因为王八肚子上的几句鬼话而变得高尚起来。倒是民间另外流传的一条谣谶，更加反应出老百姓的真实想法：“白杨树头金鸡鸣，只有阿舅无外甥”。
隋文帝可以利用谣谶为自己的篡位行为涂脂抹粉，可同样的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那是坚决不答应的，估计这就是隋朝禁止谣谶的原因。——由此也可得知，隋文帝是深知谣谶的真相和本质的。
此外，隋朝的几次造反，都和谣谶有关，汉王杨谅反，有“一张纸，两张纸，客量小儿做天子”之谣，——杨谅小名阿客，量与谅同音。杨玄感造反，有“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谣，——杨玄感造反时，太白入于南斗。这两次大的造反都和谣谶有关，估计这也是隋炀帝下狠手整治谶纬的一个原因了。
当然，隋朝最有名的谣谶，莫过于那个“桃李子”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谣谶之一。此文同样暂且不提。
经过隋朝的整顿，到了唐宋元明清，谣谶影响力大为减弱，这时候很多皇帝明确不信谣谶，譬如唐敬宗时，李逢吉与裴度不和，于是散布谣谶曰“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非衣者，裴也。坦其腹者，谓裴度已经暴露了其腹中阴谋是也。至于“天上有口被驱逐”则是说吴元济被平事。而敬宗“虽少年，深明其谤，奖度之意不衰，奸邪无能为也。”宋太祖见到《推背图》，不认为这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反而认为它祸乱了民心，于是下令错乱其顺序，糅杂其内容，以消除影响。明太祖也不信谶，据沈德福《野获编补遗》记载：洪武五年，有人在建昌做歌，曰“龙盘虎踞势岹峣，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大臣奏之，“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
既然皇帝对谣谶的态度如此，部分人士对谣谶的敬畏，自然也不那么强烈，这一时期，谣谶多被某些人利用，或用来打击政敌，或干脆作为起兵造反的一种号召。前者如前面所说的“非衣小儿坦其腹”，后者如元末红巾军起义时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等。
至于民间对神秘谣谶的敬畏，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就算是不信谣谶的统治者，也很难完全对谣谶的传播嗤之以鼻。但以正史中记录的谣谶而言，这一时期的确收录极少，《宋史》为二十四史中篇轶最为浩繁的史书，但其所记载的谣谶却寥寥无几，和《后汉书》、《晋书》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谣谶继续在社会上悄然流传，但已经不复当年盛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