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还是写给自己看的？（网络图片）
蒋介石日记开放之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曾四赴胡佛研究所。在杨天石的印象中，去胡佛读蒋日记的学者，并不是传说中的“如过江之鲫”，而是“屈指可数”。“‘胡佛’本来读者就不多，很多时候只有两三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在那里阅览。”尽管如此，蒋的日记还是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两年以来，胡佛档案馆里读者最多的还是蒋的日记。其他档案读之前都要填申请表。蒋介石的日记就放在柜台管理员的身后，你跟他说我要看1943年5月的，他一转身，一分钟不到就取出来了。”杨天石说。
蒋日记开放之后，杨天石所在的近代史所大约有10人次到了“胡佛”。近代史所的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是其中之一。2006年3月，他和杨天石同时踏入胡佛档案馆的大门。张海鹏在胡佛档案馆待了5个星期，第一个星期读国民党改革委员会（蒋介石赴台之后一手创办的改组国民党以求自新的机构）的资料，剩下四个星期专攻蒋介石日记，抄录了30万字。
7月1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胡佛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学者在北京座谈他们依据最新资料得出的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蒋日记“在历史大势上没提供新东西”“抄日记”是近代史所每个到胡佛翻阅蒋介石档案的研究人员共同的任务。抄回来的日记，在小范围传阅。
有赖这些笔迹各异的抄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几乎把蒋介石从1919年到1949年的日记都读完了。
金冲及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产党的历史常常跟国民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蒋介石的日记，金冲及读到一个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蒋介石。1932年是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金冲及顺着日记看蒋介石在这一年里一天天看什么书，见什么人，感觉到“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蒋介石的主要身份是军人、总司令，兵书看得很多。“一二･八”之后，蒋介石经常在日记里感叹知识不够，人才不够，所读的书从儒家经典、圣经扩展到法国革命史、拿破仑传、俾斯麦传、管子……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老党员观念陈旧，新党员又多流于浮躁，外敌内乱之下，国民党要自新必得吸收新鲜血液。于是在这一年，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内的一大批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没看过胡佛所藏的蒋介石日记，但他至今记得1988年在胡佛翻阅宋子文档案的时候读到的关于蒋的一个“段子”：蒋发电报委讬在美国的宋子文给他买四部二手汽车，每部车用在什么场合都有详细的交待。
面对同一本蒋介石日记，不同的学者读出不同的东西。“研究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会是很大的损失。”杨天石说。
他的同事、抄录蒋介石日记30万字的张海鹏则认为，蒋介石日记“在历史大势上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写给别人看 还是写给自己看？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另一个“根目录”级别的争论是：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到底有多高？他的日记到底是写给别人看的还是写给自己看的？
金冲及在蒋介石1928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读到宋美龄留的字条：你今天记的东西如果让别人看到会有麻烦。但这个字条有太丰富的含义，既可以理解成蒋介石在日记中写真话，又可以理解成蒋介石在写了真话之后，预留了包括请宋美龄过目在内的“审查机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从蒋介石日记联想到了雷锋日记。“雷锋是一个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从来不留姓名的人，但是偏偏他做的好事我们都知道了。原因就是因为他记了日记。”章百家认为，日记相对回忆录来说可靠性更高。当事人记录下来的东西更接近他每天的真实想法。
宋曹琍璇以家属的身份，以更近距离的观察，捍卫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我想每个亲身读过蒋公日记的人都晓得他是写给自己看的。在他1949年之后的日记里不断出现他把1949之前某一天的日记拿出来看，并且给经国先生看的记载，如果当初的日记都是假话，我想两蒋父子也不必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我们当初决定公开日记的时候，受到来自家属的非常大的阻力。蒋孝梅甚至一度要起诉蒋方智怡。只是因为蒋方智怡的做法完全合法，起诉才没了下文。因为日记是蒋介石留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留给蒋孝勇，蒋孝勇死后又留给蒋方智怡的。我们在决定是否公布蒋公日记之前还曾经回台湾向各位老先生请教。像秦孝仪先生（蒋介石秘书）就是非常反对开放的，理由是对老人家隐私不尊重。”按照胡佛研究所和蒋家的约定，宋曹琍璇在五类信息上“贴条”：个人隐私；个人财务情况；健康状况；敏感的人际关系；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某人给出刻薄的负面评价，而这个人的后人目前还在台湾执政。
按照这个标准，蒋介石日记被贴条的地方非常少。
掀开国民党赴台后的“整党”序幕
1950年2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次复出主政对于军政经济制度政策、人事组织以及本党改造方案皆未确定，恐蹈过去功亏一篑之覆辙，或不如过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三十日之内必须积极准备，对于下列各项必须切实研究，有所决定也。
在下文中，蒋介石用红笔勾出六个圆圈，每个圆圈后面是一项有待落实的“要务”，包括政府组织形式、干部会议纲领与人选、总体战实施程序与经济政策、监察制度与组织之实施、党的改造方针、台湾党政方针与人选。
这篇日记掀开了国民党赴台之后“整党”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局之危险困厄至开封沦陷以至极点，乃知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实在与内部之分崩离析所致。尤以亲近左右之干部不知自强自立而一意推诿塞责……只怪他人，互相抱怨，而不肯为国家尽职责，减损丝毫之权益与名利，凡一切失败皆推至元首一身……”那个时候蒋介石就萌生了整党的想法，但是每况愈下的战况，再加上国民党“中立委”对整党提议敷衍塞责，蒋介石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到台湾之后，1950年8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他吃了定心丸，“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间，“改造委员会”一共开过420次会议，一周要开4次会。胡佛研究所把每次会议的记录及委员们之间的通信都收入档案馆。
蒋介石以“改造委员会”取代了被认为无能低效的“中立委”和“中执委”，改造委员会以陈诚为首，由16名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组成，平均年龄47岁，全部拥有大学学历，其中9人有海外留学经历。蒋介石把他的反对派组织到一起，形成没有任何实权的“中谏委”。
蒋介石开始了他在台湾高度集权的铁腕统治。意识形态灌输和党纪整顿被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附近建起了国民党的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任何人如果想在国民党或者中华民国政府谋得高位，都必须先在这个研究院接受4到6周的培训。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研究院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
继“改造委员会”从上层改组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国民党基层的“换血计划”。蒋介石认为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知识份子的支持。从1950年年底开始，国民党以“党员再登记”的名义，把“内战中与党失去联系”的国民党党员重新召募入党，并让这些人作为种子从台湾本土发展党员，特别是知识份子党员。到1952年，台湾的原住民党员中40％具有高中或大学以上学历。国民党党员从赴台时的5万人扩大到28万人。
“村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1950年到1951年，“改造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组织村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1949年到1953年，在陈诚的直接领导下，台湾进行了不流血的土改。第一步是减租——规定最高地租是农民年收入的37.5％；第二步是向佃农出售岛内1/5可供耕种的土地，佃农买地不用真金白银地掏现金，而是以十年为期用劳动所得还债，而且不算利息；第三步是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政府以土地债券和股票的形式赔偿他们的损失。“‘土改’全面铺开之后，陈诚和‘改造委员会’成员的执政信心大增。”胡佛研究所的马若孟教授在《与过去决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1950到1952》中写道。
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