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惨案是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一页，这一页，太沉重。
这一页，太沉重！右派劳改农场夹边沟惨案幸存者的口述者告诉我们：在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年代中，一个个应该有尊严的人，是如何变得比畜生还不如，如何变成鬼的。
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并有杨显惠先生《告别夹边沟》垫底，加之对第三帝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了解，以及多年前读过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对集权和暴政的统治并不陌生。只是拿起赵旭先生给我寄来的《夹边沟惨案》，还是无法将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一页翻过去。因为，这一页，太沉重。
这是一本夹边沟惨案幸存者的口述，它不是文学小说，也不是戏说历史，赵旭先生没有对它进行再创作，但幸存者的口述者告诉我们：在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年代中，一个个应该有尊严的人，是如何变得比畜生还不如，如何变成鬼的！
甘肃酒泉夹边沟军垦农场在1957年后改为右派劳改农场，对象为右派和地方反革命，人数最多时近3500人。到1961年初能从里面活着出来只有500人，死亡率高达85％，其中明水滩的死亡率竞高达90％。从1985年起，赵旭先生开始寻找夹边沟的幸存者，共计一百多人，并为他们作口述，历时二十年。
这二十年，大部分人活下来的都已作古。夹边沟农场已被黄沙吞没，明水乱葬岗的白骨也在风化。过去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似乎又在被人刻意地遗忘。夹边沟死去的阴魂真的只能伴着几声狼嚎，再也不会让后人知道了。感谢赵旭先生的正直和有心，《夹边沟惨案》记下了这段历史。
几乎所有幸存者表述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饥饿，强体力劳动，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政治上的高压。
幸存者朱照南：农场里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其中之一是，生活最紧张时，场里让犯人提合理化建议。一个犯人建议，让场领导组织人在大便里找粮食，大便里的麦粒干净还可以吃，尤其在干部的大便里找营养。
幸存者杨光荃：人们饿得挖不动蔓菁（一种根部比较大的疙瘩子菜），只好撅着屁股爬在地上用袖子擦了，像吃草的动物一样爬在地上啃着吃。
幸存者刘汉章：我们伙房里有一个炊事员，在高台明水时被精减下来。他饿得不成，就将死人的心肺掏出来吃煮着吃。
幸存者高学武：人们不相信会碰到一根大海上的救命稻草，因为，在明水想捞稻草救命根本不可能。有人去偷吃死人的内脏、割死人臀部的肉吃。他们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一个人害怕狼。有一个人因为单去与狼争食，差点被狼吃了。
幸存者孙绍斌：我爱人有次来，大地窝子里死完了人，她和我住在一起。此时，吃沙枣树叶、苦苦菜、谷壳子吃上拉不出屎，我们互相掏，掏得个个屁股血红红的。
幸存者郁万夫：小时候听老人说，吃了死人要死的，可这些人吃了死人的肉不还好好的？我当时还想这些人怎么没死呢？以后经常看到一些埋了死人的人，回来后将茶缸塞到灶房的火洞里，煮了后去吃。当时，狼和人争着吃死人。
幸存者王永兴：有一天，看见场边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耳朵毛茸茸的直翘着。我如获至宝，偷偷洗了毛垢，用罐头盒在炉子炖烂，加点盐末，一次吃一点，舍不得一次吃完。最后一次放了半罐水在炉上煮，上了厕所回来不翼而飞了，我没作声，默默地躺在坑上，闭目想着那张（偷吃者）惨白苦笑的脸。
幸存者益希朋措（藏族）：我吃过癞蛤蟆、蜥蜴和蚂蚱，有时去挖死人。将死人的内脏或臀肉割下来煮着吃；还去农场偷猪崽，猪崽头朝上就不会叫，所以经常得手。
幸存者韩统纪：最多一天晚上死了二十多人。人死的时候，可能是生理起了变化，身上会生出密密麻麻的虱子来，非常可怕。那些死了的犯人的毛衣上的虱子满满的，足有几万只。
幸存者罗舒群：右派傅作恭（傅作义胞弟）50多岁，一人背一块石头还嫌重，这时非让他背两块。第三天，他实在背不动了，队长搓个草绳挽个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后推，刚走两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傅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坑”，喂了野狗。
幸存者陈丕德：水中沤好的柳条必须及时捞出晾晒，以免霉烂。我干活不惜力，上身流汗，腿上冰凉，不久双腿痛彻骨髓。一位老人说，见过陇西腊肉吗？盐碱能把猪骨头腌得变色，此水碱性这么大，能不得病？天啊，我残废了……
幸存者王志：一天早起准备出工，发现少了一个人。此人似乎姓陈，是个军官，附近寻找良久不得，闫队长断定逃跑。一次工地上有人发现较远的硝池边，有东西随风摇动，走近看才知是一双军用大头鞋。那位“逃跑”的人，军皮帽的头和军皮大衣大半个身子扎猛子到了硝水里，只有双脚在池边。
幸存者徐万夫：地头上放一桌子，桌上放着馒头。割两亩地奖励三个馒头，割一亩地奖励一个馒头，割不上的只能喝稀糊糊汤。晚上割，没月亮，盯不住行子，天亮后看时乱七八糟。
幸存者吴毓恭：夹边沟劳动太苦，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经常在犯人中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整死了。挖排碱沟，运肥，完不成任务扣饭。本来就只喝些菜汤汤，刚才看上去好好的，还在说话，可一会儿人就死了。
幸存者……
当然，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恶劣的不适人类居住的环境、根本不把这些被视为“敌人”的人作为人来看待、国家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加之以革命的名义，使夹边沟的惨案令后人惊骇、发指。当纳粹奏着轻音乐，微笑着把被征服者送进毒气室，还把尸体集中起来送进焚尸炉；当台湾的李敖坐在监牢里号称读着《蒋介石全集》，并写了八十本书；甚至包括当年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倒霉下放江西吃饱肚皮养猪，这一切，对夹边沟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而言，太幸福、太奢侈了，这批社会的精英，活着不如狗，死了狗不如！
在夹边沟死去的，有留洋的博士，有爱国的华侨，有爱党的知识份子，并有共同打下江山的红色同僚。虽然这些人只占1949年以后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个很小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同一地方，同类人群中这么高的死亡比例，在短短的“共和国”的历史中，却是罕见的。
人吃排泄物，人吃同类，畜生再吃人，一个制度居然可以颠倒了自然界的食物链。鬼变人漫长，人变鬼却在瞬间。夹边沟惨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个讽刺，对人类基本文明是个退化，同种同类如此残杀、吞噬，在动物界也极为少见。
赵旭先生所著的《夹边沟惨案》，通过每个幸存者给我们讲述了同类型的故事，口述的重复不等于故事的重复。相反，不停的重复揭示了当年的夹边沟不仅是一个灭绝人性，而且是极度蔑视人的生命价值的杀人机器。
1961年初，这架在夹边沟的杀人机器突然停了下来，原因不是统治者的仁慈，也不是被统治者的反抗，只是觉得这把刀钝了，应该再磨一下。反右以后的历史证明：刀是需要经常磨的。不过，夹边沟惨案的结尾颇有戏剧性、偶然性。
据幸存者司继才回忆：当年任内务部长的钱瑛到河西走廊考察，那天司机开车迷了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青烟冒出，他们便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沟边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警卫员就在坎上喊：“这是什么单位，怎么死了那么多人？”当时有个管教干事说：“我不知道，问场长去。”我和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走了出去。这时只见刘振玉（夹边沟劳改农场场长）往钱瑛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场长。”钱瑛迎上去，抬手就给刘振玉几个耳光。刘振玉喊道：“把这几个人给我押起来。”钱的警卫员当即拔出手枪：“这是钱瑛！”
横空出世的好人，横空出世的救命大侠。我们与夹边沟的幸存者一样，为晚来的这一刻激动，中国还真的出了“佐罗”，感谢钱瑛作为人，心还在中间；感谢施暴群体中难得的恻隐者。
历史没有假设，但忍不住还是要假设一下：如果那天钱瑛的汽车没有迷路，死剩的人还能活着走出夹边沟？杨万益这位夹边沟的受害者还有机会说谁伟大？
赵旭先生原先约好幸存者高吉义给夹边沟和明水滩的亡灵立一块墓碑，上面刻上“千古奇冤，旷世英魂”，可惜没等到一天，老人走了。
“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对数百万的受害事件，却没人负责。这也许是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乌克兰总统他这样“谆谆”地教导我们。
谢谢《夹边沟惨案》一书，谢谢赵旭先生。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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