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内斗内行，图为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后的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刘少奇在“万言书”中，对中共的政治路线没有肯定一点成绩，而是说得一团漆黑，认为“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声称中共10年来的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让人觉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无可救药的地步。
上世纪50年代末，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几点不同意见，结果引起毛“龙颜大怒”，毛措辞严厉地将此信批为反党“万言书”，毫不留情地对彭“新帐老帐一起算”，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一封并不足万言（大约四千余字）且不够尖锐的“万言书”，使彭德怀遭遇万劫不复的厄运，先被罢官流放，后被迫害致死。而当时位居中共二号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遗余力地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批判，其调子之高、火力之大，丝毫不亚于一号人物毛泽东。尤其是他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不仅把彭的言行上纲上线为一种“破坏活动”，大有让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而且再次积极鼓吹和大力提倡毛的个人崇拜，把毛的个人权威和专制作风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为后来毛随心所欲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仅仅时隔几年，毛的脸犹如庐山的风云说变就变，以一纸不足千言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他“打倒在地”，其下场比彭德怀更为悲惨。
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愤怒声讨的刘少奇，竟然忘记过去自己也曾写过“万言书”的历史。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给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写了两封分别长达万言的信，主要内容是大量列举中共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对中共10年来的政治路线提出诸多质疑，并对中央政治局和主要负责人表示强烈不满。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在《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中分析指出：刘少奇的两封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其一，刘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这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其二，刘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特别集中抨击中共10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中共10年的政治路线；其三，刘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10年历史，并且详细叙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参见高华着：《革命年代》155～15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比，刘少奇的“万言书”可谓名副其实，不仅在字数上大大超过，而且在“反党”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彭在“万言书”中，对“三面红旗”本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那么几点错误，而且根本没有把错误的原因直接归结到毛泽东身上。彭时隔多年还自我辩解说：我给毛主席写信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引自《彭德怀自述》28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可毛抓住彭的“万言书”中使用了一个“有失有得”的词语大做文章，认为彭一反“有得有失”的常规用法，而把“失”放在“得”的前边，显然是“别有用心”。毛在会议上怒形于色地质问彭：“失、得之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引自李锐着：《庐山会议真面目》219页，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刘少奇在“万言书”中，对中共的政治路线没有肯定一点成绩，而是说得一团漆黑，认为“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声称中共10年来的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让人觉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无可救药的地步。尤其是刘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批评和责难，所提问题之尖锐、所用语气之强硬、所怀用意之“如何”，更是彭的“万言书”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历史上海瑞骂嘉靖皇帝的《治安疏》方能与之不相上下。
刘少奇不仅在“万言书”上“公然反党”，而且在随后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竟然面对面地向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公开叫板”。刘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其精神实质与他的“万言书”如出一辙，都是“肆无忌惮”地痛批中央的错误，而且，刘借开会之机把批评公开化和白热化，大有为推翻中央最高领导制造舆论之势，套用文革中批刘的话说：“反党气焰十分嚣张”。刘少奇当年在延安的这一“历史壮举”，当然是彭德怀后来在庐山会议上难以做到的。彭的“万言书”一经被毛泽东御批为“反党政治意见书”，他哪还能像刘少奇那样胆大包天地与毛“公开叫板”？由此看来，论“反党”的能力和胆量，刘少奇也堪称“老资格”，而彭德怀不过是“后起之秀”。
更让彭德怀“自愧弗如”的是，刘少奇当年上“万言书”和作大报告“公然反党”，可他竟然“安然无恙”，不但没有被打成什么“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友，随后与毛联手一举瓦解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并由此“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位居中共第二号人物。
当然，刘少奇的“万言书”和大报告，当时并不是没有遭到非议。刘对党中央的“恶毒攻击”，在党内引起了“公愤”，有人给他扣上“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的大帽子；有人讥讽他是陈独秀的“应声虫”；有人指责他中了张国焘的“流毒”；有人甚至当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老右”……高华说：“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由于会议争论激烈，致使会议开不下去了而不得不临时“叫停”。张闻天当然不同意刘少奇在“万言书”和报告中对白区工作进行全盘否定的说法，与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他在会议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的报告得到了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刘不得不“被迫退却”，便在会议结束时不大情愿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参见《革命年代》157、158、159页）
刘少奇如此“公然反党”，为何没有“遭殃”，反而得到“好下场”？有人说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遇到了“大救星”毛泽东。刘上“万言书”和作大报告遭到众人非议之时，毛确实是中共高层人物中唯一一个坚定支持刘的人。他从一开始就为刘撑腰打气，声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后来又专门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并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毛为何“孤家寡人”力挺刘呢？原来他们在对中共过去错误问题的认识上是“心有灵犀”。毛其实早就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领导时期的政治路线怀有一肚子不满，认为他们那一套“教条主义”害死人，把白区的共产党几乎闹得“一干二净”、把革命根据地几乎搞得“片甲不留”……可毛在遵义会议上由于考虑到当时军情紧急就只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而不便同时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后来一段时间又因为他与张闻天结成了政治同盟，一时不好与之翻脸清算他们的“历史旧帐”。正在毛泽东认为解决历史问题的“时机已到”之际，刘少奇犹如“半路上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无疑使毛“如虎添翼”，于是便把刘视为新的政治盟友，暗中和明里鼓动刘对着张闻天等人“打头炮”。正如高华所说：“促成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尽管当时毛刘结合的“首演”并没有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参见《革命年代》155、159页）
不过，尽管刘少奇得到了毛的鼎力支持，但当时的毛毕竟还不是名正言顺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不能一言九鼎决定刘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因此，刘“公然反党”之所以“幸免遇难”，并非因为毛充当了“大救星”，而是遇到了张闻天这个难得的“明君”。张虽然被人认为是“挂名”和“虚位”的总书记，但他毕竟是中共公认的马列主义水平最高的领导人，而且在遵义会议上与毛泽东、王稼祥联手推翻了“三人团”，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挽救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凭他当时的威信和权力，对付刘显然是不成问题的。而刘虽然也是中共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方局书记，但他长期在白区工作，较少参与中央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在党内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还不那么高，与张“公开叫板”一时还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倘若张闻天和后来的毛泽东对待彭德怀那样，刘少奇恐怕就“在劫难逃”了。
张闻天为何只是与刘少奇“打嘴仗”——进行观点争论、而不利用权力对刘“上手段”——进行政治打击？高华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引自《革命年代》156页）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张闻天崇高的个人品格和可贵的民主作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张闻天堪称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身上有着浓厚的“五四”文化精神情结，因而具备人文关怀的“天性”，缺乏某些政治家心狠手辣的“基因”。著名学者何方在《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中说：“正像许多后人和同代人的评价，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引自何方着：《何方谈史忆人》4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称张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份子的典范。”（引自程中原著：《张闻天传》49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对于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为人处事，何方说道：“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作风，反对突出个人，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把中央的领导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和新水平。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
毛泽东对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就曾倍加赞扬，戏称其为‘开明君主’或‘明君’，说洛甫（张闻天）这个人很民主，不争权，主持会议能让人畅所欲言。整风开始时他还说，五四运动到大革命（陈独秀任总书记）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后（张闻天任总书记）是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比较好和我党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引自《何方谈史忆人》62页）也许是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太“过犹不及”了，使得毛泽东“领受不起”，竟然批评“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这样一个老老实实讲民主的张闻天，怎么可能会对刘少奇“上手段”呢？他这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虽然不赞同刘的观点，但坚决捍卫刘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样的总书记，这样的个人品格和领导作风，要是能在中共一以贯之，并能形成为制度和固化为法律，那么就一定不会发生彭德怀因写“万言书”而获罪挨整的悲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