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图左至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网络图片）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与四人帮有过密切接触，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有过耳闻目睹的印象。因为是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彼此爱憎相同，难免有所偏向，不能完全客观。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于我们了解四人帮，也提供了不同侧面的认识和思考。
一、姚文元留起了山羊胡子
在刘庆棠印象中，姚文元比较“闷”，公开场合很少讲话，只有周恩来、江青点到他名字，特别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上几句。
其实这人是很能说的，我读初中时，读过他的《不登堂集》，别的话全忘了，但有两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天无止境，路无尽头。”原创是否属于他的，就不得而知了。后来临近文革，他跳出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篇是《评“三家村”〈燕山夜话〉》，这人就一下子红了。
再后来，从上海进京，主管宣传口，成为四人帮一员，是他人生中大富大贵的巅峰。等到1976年10月被粉碎，接受审判，住进秦城监狱，和刘庆棠分开关押，彼此便不再见面。几年后，姚文元被安排跟刘庆棠、迟群、王洪文一起看电视，大家才突然发现，姚文元留起了胡子，山羊胡子长及前胸，跟大家打招呼，变得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
刘庆棠问他：“怎么留起了胡子？”姚文元答复说：“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还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爽朗。
姚文元喜欢看书，有一次刘庆棠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听小看守说，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二、王洪文茅台酒能喝两瓶
在秦城监狱，关押是各关各的，但有两年时间，刘庆棠和王洪文、迟群是合在一块儿看电视的。
1984年国庆阅兵，刘庆棠几个人是当天晚上看的，第二天监狱方面来征求意见，大家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同意了。重播时，王洪文讲话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人。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也不管，自顾自说。
有一次，王洪文跟大家去看菜地，就当散步锻练。走着走着他突然摔倒了，迟群和刘庆棠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动他，说：“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大家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的，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了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大家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问刘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
王洪文说，他已经摔过一二十次了，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了几次。
他后来悄声跟刘庆棠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刘庆棠还记得，当年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用花生米下酒。这时，许世友来了，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处，许司令就跟王洪文、刘庆棠几个人扳手腕。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了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刘庆棠得了肝炎，送去住院，就剩下王洪文还待在里面。
三、张春桥并非不说话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审判四人帮时，张春桥总是侧身而坐，梗着脖子，一言不发，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样子。
后来担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当年是张春桥预审组的组长，预审中，他前后提审过张春桥11次，张均采取“三不主义”：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法庭上，张春桥也是全程保持沉默。只有唯一的一次，王芳在提审时，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他后来索性不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刘庆棠在秦城无意中碰到过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刘庆棠后来因肝炎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张春桥就住在隔壁病房，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他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张春桥，部长问你话，你必须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走出房间，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还表现得非常有礼貌。
据刘庆棠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话就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帮人都佩服他，都听他的。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刘庆棠、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由刘庆棠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诉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派人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刘庆棠时，提及这件事，说他巴结江青、张春桥，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刘庆棠解释说，这是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刘庆棠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了。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张春桥曾对刘庆棠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了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桥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这在当时，是需要冒风险的。
四、监狱没安排江青参加劳动
江青有时会与周恩来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刘庆棠几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刘庆棠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因为江青还记得，当年在延安周是支持她与毛结婚的。
按惯例，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是不要交粮票的。但是到钓鱼台开会，江青却要让大家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她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有时也检讨，请人原谅。这是原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讲的。
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刘庆棠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江青听了大怒，说这人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刘庆棠能打保票吗？”刘庆棠后来将调查来的材料告诉江青，此时江青已经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会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江青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器材收起来了，不使用了。林彪、叶群离开钓鱼台时，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说：“你混账，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后来被换下。这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但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练，负责喂猪。
八十年代刘庆棠在秦城监狱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刘庆棠在走廊里碰到江青，江青看着他，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江青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狱中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这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利）！”她似乎忘了，十年浩劫中她伤害了那么多无辜者，这是不能被原谅的。
由于年龄的关系，监狱里没安排江青参加劳动，只是给她提供了织毛衣的工具和毛线，让她自己在一针一针的编织中度过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