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美军士兵驻守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洛东江河畔，准备阻止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三）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
就中朝关系而言，抗美援朝也是失败的。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不大看得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当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中的中朝同盟》，《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停战后，朝鲜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12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11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历史上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它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迫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很难有什么大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苏、中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50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被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全线后退20公里。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天朝大国皇帝的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了解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得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现在，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还在说，不进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则金日成政权垮了，敌人就开到鸭绿江边了，因此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这个逻辑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实仔细想来，这恐怕不一定对头。韩国怎么就是敌人？和韩国交界就受到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和韩国的关系似乎还比和朝鲜好一些，起码是比较好相处一些。韩国经济比我们强，起码不要我们的援助。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例如，毛泽东曾罕见地在金日成面前认过错。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向金日成承认1956年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后来毛泽东还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并指名彭德怀和历任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金正恩一上台，我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四）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
还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美国就积极同我们拉关系，并认真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中美间的正常关系，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仍未放弃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国才最后放弃幻想，决定与我为敌，进行遏制与包围，开启了中美的全面对抗。鉴于美国在二战后急剧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挤到边缘地位。
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我国对美国的意图有两次误判。支持金日成发动南下进攻，虽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决定时是误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给予正面回应，但我国也对美国不会干涉心存侥幸。美国军事介入后，我们又过高估计它的战略意图。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来两次表示，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对东亚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借口，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如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加以压服。毛泽东8月4日也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朝鲜。
事实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失利后，杜鲁门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两度考虑过让美军撤出朝鲜，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195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政策辩论中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毛泽东对战争对美国做出误判，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时代的交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共领导人还认定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继续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认识美国。
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它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条约组织，为的是防范我国继续在这片地区推进红色革命，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御。凯南提出并由几届美国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义就是以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为敌国，企图把它们关在国门以内，挡住它们向外扩张，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冷战一结束，老布什总统就宣布今后要变遏制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这些国家为敌人，打交道的办法也一改而为欢迎它们对外开放，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共同体。因此，把遏制政策说成是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军事侵略政策，并不符合美国原意。但对此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以美国为我国主要敌人的舆论，仍倾向于以往对美国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是我国防御和斗争的主要对头。
借抗美援朝在国内掀起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浪潮，大有助于我国政府在国内肃清被视为亲美以至整个西方的势力和影响，自封为国际上坚决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苏美拉关系，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经过长期的国内群众教育和积极的对外行动，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门等，都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以美为敌的决策夯实了基础。朝鲜战争停战20年后，我国采取了“一条线”（实为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美国也以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为标志积极拉拢中国，以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直到这时，中美关系才出现松动和取得突破，使中国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地位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这才改变了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大家庭边缘的孤立地位。
事实证明，建国后头20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三、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思
在谈了朝鲜战争和相关情况后，现在根据停战后60年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反思，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二战结束后，上世纪50年代实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即从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渐转变为下半期以及此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动战争，因为违背潮流，所以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或是造成局部混乱，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一方。中国同意并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之所以根本错误，就正是因为朝鲜战争违背时代潮流。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的战争，除给参战国特别是南、北朝鲜人民带来惨重伤亡和物资的极大损失，以及朝鲜南北方国土的严重破坏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战争的性质也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三年多的战争经过互相妥协而停下来后，几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状，被分裂的两个朝鲜依然对峙着。因此，不仅金日成的武力统一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就是我国的抗美援朝也不能说取得了胜利，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战场上和美国打成了个平手。如果用实现毛泽东原先设想的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结局也只能说是完全失败的。
第二，应当承认，杜润生老人把“抗美援朝”批评为“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超过文革）这一见解是深刻和正确的。他认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倒还不是人员伤亡和物资受损，而是影响甚或改变了我国的建国方略。这场战争使我国没能适应人类发展和世界演变的潮流，即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使我国只能照搬苏联模式，还大搞各种运动，社会、经济、文化出现长期全面倒退。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造成中朝两国的不正常关系长期延续下来，无论对两国人民还是对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明显地不见得有利。抗美援朝似乎让我们对朝鲜承担下一些义务：对它在国内事务上的错误政策如“先军政治”和搞导弹、核武器等所造成的困难进行补偿，援助粮食和能源；在国际事务上对它进行保护和偏袒。在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崩溃的情况下，还要单方面地保留朝鲜为“兄弟国家”（宣传上和实际上）的名义和地位。这不但使我们半似自愿地长期背上这个包袱，而且在国际上还要落一个是不守规矩的朝鲜的黑后台的骂名。因此，我国在外交上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使中朝关系逐步走上正常国际关系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