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感慨，长春的围城，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偌大的红色中国，就是一个老百姓苟活以挣扎但逃不出去的围城啊。（网络图片）
一
有一次，我和杜斌经过北京永定河边的一个小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高兴地把他拉住了，这是一位杜斌以前采访过的一个访民。老汉把我们拉到桥边的“家”：一个挂满锅碗瓢盆和被褥的“房车”，这是他用板车改装的，为了能在北京长期上访。老汉想找出新的上访材料给杜斌看看……后来杜斌对我说：“我很伤心，除了拍照外，你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什么问题。”他还讲到，十几年来，看到、听到的事情越来越糟糕，对他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心也越来越硬了”。
2016年，我和杜斌合作，一起拍摄一对夫妇。对着摄像机说话的女人一边哭一边讲述：由于其丈夫被劳教、监控，这么多年她受牵连，时时生活在恐惧中，她不得不与丈夫办离婚手续以求得安宁……我忽然瞥到，一条白亮亮的线，从杜斌脸上垂下来，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泪呢。因为他手持摄像机挪不开手，顾不上擦，流泪、鼻涕竟然垂流下几寸长……这就是杜斌。
我知道这些年杜斌一直在收集关于长春围城的资料，相关档案史料被封锁，百度上能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所以他一般都是翻墙或者去旧书店淘。
每次见他，他的话题经常就是找资料，谈起他在哪里又买了什么书，又发现围城的什么细节了等等，每找到新的资料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他是如此沉浸在这本书里，如果你不忍心打断他，他就会一直说下去，没完没了……他已经是几天都没有和人说过话了！
有一次他在旧书店发现了一张老报纸，卖三百块钱，他觉得太贵，不舍得钱，他讲过这事。因为2012年中共政府就不给他工作许可了，他也就不能继续给《纽约时报》做摄影师，所以经济上很惨淡的。
二
“不得不佩服1949年《纽约时报》社论的远见：‘国共内战，……中国最老的敌人是饥饿，和最新的敌人共产主义已经会师了……’”
同杜斌其它的书相比，《长春饿殍战》这本书的封面没有以前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了，大红调子里多了一些暗红，文字叙述也少了很多抒情。它不是那种精彩纷呈、适合大众轻松阅读的畅销书。
书中史料杂陈，国共两军的机密电文与作战会议的秘密讲话、官方公开与内部的出版物、军方的阵中日志与内部数据、报刊的新闻报导等等，都按时间顺序罗列一起。
据书中征引的史料（引文出处从略）：
长春围城“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没发一枪一弹”，“这是我国第一个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一座大城市”，是“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范例”。
1988年9月，在中共庆祝夺取长春胜利四十周年时，东北沈阳军区公开历史的回答是：当时长春人民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所造成的恶果。国民党军在长春奉行的杀民养军政策，是导致长春市民大批死于饥饿的根本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罪魁祸首是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应该痛恨的，是亲手炮制杀民养军政策的蒋介石！
而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在长春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拖垮国军，共军不让饥民出逃。大批百姓聚集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真空地带，无法逃生。
“长春之战的可耻之处就在于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当时的独立媒体《大公报》称之“可耻的长春之战”。
杜斌以编日体的方式，以幸存者的口述及国共两军双方的见证文字，展示了内战的整个过程。如果你自己去仔细看，去仔细思考，那些宏大历史叙事中被忽略的细微之处，就会使你震撼。
书中指出，林彪的部队围困长春其实从1947年11月4日就开始了，当时虽然未将长春城都围死，但切断了小丰满水电站通往长春城的电，炸掉了煤矿，百姓也弄不到木柴，到冬天，冻死、自杀者众；到了1948年的4月18日，林彪才报告毛泽东要采取死死围困的行动。
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自6月25日起，共军正式开始对长春封锁围困。
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拖垮国军，共军不让饥民出逃，“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
7月下旬，蒋介石电令守军疏散长春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出城谋求生路，但出城遭到了中共军队的阻挠。
《罗荣桓48年围困长春报告：不让饥民出城》一文披露，“成群饥民为了逃命，曾跪在共军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甚至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岗哨前上吊的。”
幸存者及见证者回忆：
有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当时城里传闻，有一名共军的连长，因为看到不准放人的惨状，内心极度不安而自杀身亡。……
……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长春党、政、军负责人郑洞国将军，在撰文反思长春饿殍战时称，长春的“尸横遍地”令他“心惊肉跳”，每每追忆时都“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翻摄自杜斌《长春饿殍战》）
……睡在尸骨上，身旁还有探出地面的死人手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死尸和难民，附近是啃着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
用一枚金戒指只能换到一个小小的窝头，……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每斤人肉卖价250万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种。许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对被困在长春城里的人来说，他们像城外的共军一样急切地盼望着共军能早日打进来。……只有八路军打进来才能有粮食。
……“解放军什么时候来救救我们呵？”其中一人立即跪倒在香案面前磕头祷告。……这张黄纸所敬的是菩萨，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对年老的夫妇一同向我跪下来，哀求着说：“同志，来救命呀，我们四个孩子统统饿死了，解放军再不来，我们就得死完。”
1948年11月11日，在长春城内，中共举行盛大的围城部队入城仪式，庆祝长春解放暨东北全境解放大会。八万群众高声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
多少天没有吃到粮食的老百姓领到黄灿灿的小米，人人笑逐颜开，他们说：“如果长春再晚解放几天，我们都得饿死，还是共产党好！”
……每当难民端起粥碗，就止不住流下泪来，感激救命恩人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政府……
在中共军队内部史料里，还可以看到中共宣传的力度：
……政治委员肖华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开展市民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
……在百姓饥寒交迫的时候，我围城部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那个小家伙的姐姐追上来，到我跟前就跪下了，双手拜起一直说：“谢谢解放军，谢谢解放军救了我弟弟，我们永远忘不了您！”我迅速把姑娘扶起来，说：“不用谢了，这是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要谢你就谢共产党、毛主席。”
不仅幸存者需要知道是谁给他们饭吃并拯救了他们，甚至连警察也要接受革命洗脑。……“（干校）主要是对学员进行革命人生观和公安专业教育。由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上难免存在一些胡（糊）涂认识，主要表现是：对国共两党内战的责任问题、长春被困饿殍遍野的责任问题以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等问题。通过学习，使学员逐步搞清了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独裁发动的内战，共产党是被迫还击，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长春被困饿死不少人，是国民党杀民养军反革命政策造成的。”
……从切身经验中，东北人民已经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东北人民真正的救星，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给东北人民以民主自由与幸福，才能引导东北人民走向革命的最后胜利。
…………
虽然杜斌有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每段文字都有依据，每句引语都有出处”，“不去改变其语境，更不进行转述，而是直接摘引，让文字自己去述说”，但在压抑的、有节制的叙述里，你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对人间饿殍的哀叹与悲悯。
而且我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948年的中共长春围城，确实是“有组织的饥饿计划”，饥饿是“现代的、隐形的”、“大规模的杀人武器”。
还有，我这个曾经被大陆历史教育洗脑，从小就把美国看成“美帝”的“好学生”，不得不佩服1949年《纽约时报》社论的远见：“国共内战，……中国最老的敌人是饥饿，和最新的敌人共产主义已经会师了……”
三
“没有历史书告诉我：1948年长春围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还要严重，不只是饿死人的人数，而且，竟是中国人饿死中国人。”
我就是一个长春人，在长春出生、长大。长春人民广场的苏联英雄纪念碑，曾经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去列队纪念的地方，但没有历史书告诉我：当年苏联红军在长春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48年饿毙长春人最多的地方是洪熙街，就是现在热闹繁华的红旗街，小时候过年，我们全家人都会去那里买年货。
但没有历史书告诉我：这地方是当年中共封锁百姓出城的“卡子”，“饿殍堆成了几座山”；也没有历史书告诉我：1948年长春围困的事件，竟然要比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还要严重，不只是饿死人的人数，而且，竟是中国人饿死中国人。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哪个国家哪个政党都是这样。政治的斗争就是残酷啊，老百姓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很多长春朋友、父辈现在都这么认为。
中共围困长春，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数字众说纷纭，中共称难民死亡人数在8万至15万之间，国民党称饿死了65万，有数据表明，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
每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朋友圈都在高调转发着对日本人的愤慨，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去质疑这场战争：到底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中共党史、战史里？这场饿毙数十万百姓的战争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
四
“大量事实证明：在中国，当你试图了解真相、说出真相并表达你的态度时，你就有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了。”
当然，我深刻地理解，任何事情，如果想要得出一种正常、符合人性与普世价值的判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都是非常艰难的。
首先是必须尽可能占有大量完整的信息：官方的、非官方的、民间的、对立方的、公开的、不能公开的、不被屏蔽的，翻墙才能看到的信息等等，这个就非常不易了；还需要一个说真话不受惩戒、自由表达不受打压的社会，而一个没有利益诱惑、没有威逼恐吓的环境，是让人讲真话的基本保障。
因为大量事实证明：在中国，当你试图了解真相，说出真相并表达你的态度时，你就有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了！
1989年大陆出版了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其中“说到359旅进东北打内战，一路经费就是靠鸦片”。而且，内容也涉及了长春围城话题。后来《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称：“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总政下令抓捕作者编辑”，“无需法律程序，（责任编辑）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刘家驹，《〈雪白血红〉蒙难记》，《炎黄春秋》2015年10月号）后来此书在大陆被禁，只能辗转在香港出版。
日本幸存者远藤誉女士的《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也因为讲述长春围城那段历史，在中国被出版社以“过于敏感”为由拒绝；我注意到杜斌的这本《长春饿殍战》，出版社是台湾的白象，书皮上写着：不需出版社审核，人人都能出自己的书。
龙应台曾采访过一位长春围城的幸存者，后来记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里。书出版后，这位幸存者撰文，称接受龙应台的采访为其带来麻烦，他写了情况说明给长春文史办备案，不断表白他对长春围城的“认识”，最后终于使自己的结论再次符合了中共的口径：围城饿死人的罪责都在国民党。（文史季刊《往事》创刊号，2014，长春市政协文史办内部资料）
据说日本幸存者远藤誉女士在回日本前，竟然也遭中共的洗脑和批斗，现在想想这一点都不奇怪了。
去年在北京南站，一位上访者拿出包里随身携带的五星红旗，披在身上，希望我为她拍照，曝光她的冤情。我问她为什么披国旗照相呢？她说：我相信党、相信政府，他们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事后，她给我打电话，因为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她所有照片全部删掉。
前几天，两位因失地上访十多年的访民求助我拍视频上网，好让当地及中央知道他们的冤情。我问他们，你们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你们解决吗？他们说，当然啦，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主的……
能说什么呢？我不禁感慨，长春的围城，其实一直都没有结束，偌大的红色中国，就是一个无形的“卡子”，就是一个老百姓苟活以挣扎但逃不出去的围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