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墨女孩董瑶琼（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0年12月4日讯】2018年，湖南女孩董瑶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后，被中国警方抓捕并送进精神病医院，从此销声匿迹。11月30日，董瑶琼再次出现在推特上，并上传了她的最新视频。董瑶琼在视频中说：她现在被安排在当地的政府部门上班。说是上班，它其实就是一种监控，因为她去哪里都受到限制。她现在发推特，是因为她不恐惧中共了，不害怕他们了。如果警方再次把她关到精神病医院，一辈子出不来了，她也认了。因为她要争取自己的自由，她工作的自由，选择交往朋友的自由。她现在所有的自由都没有，都被限制了。她跟谁去交往，政府都要打听，都要问。她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不就是死嘛。在这种强压的监控之下，她已经无法承受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她不知道发了推特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愿意去承受这个后果。最后，董瑶琼问道：“我做错了什么？我违法了吗？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我在泼墨之前，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你们可以去询问我的那些同事，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吗？”看了董瑶琼的视频，我心里很不平静。尽管她的容貌因二次住进精神病医院和被强制服药已经有较大变化，但她还是那么坚强和勇敢。她不愿意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地苟活在世界上。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发生在2018年，我们还是简要回顾一下这个奇女子的壮举。2018年7月4日清晨，时年28岁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瑶琼来到上海海航大厦前，她说，她要实名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和中共对她实施的“脑控”压迫。随后她拿出一瓶墨水，走到一幅政府宣传海报中的习近平画像前，三次对其头部泼墨。整个过程，她通过推特直播，并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当天下午，她在推特上发文说，门外来了一群穿制服的人在等她，随后她便与外界失联。
此后有消息透露，董瑶琼当天就被上海警方抓捕。后被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株洲市第三医院。2019年11月19日，董瑶琼离开株洲市第三医院，回到老家湖南与母亲同住。父亲董建彪今年1月2日见到了女儿董瑶琼，但发现她完全判若两人，面部浮肿身体虚胖，问她此前发生的事，她一言不发。
今年5月，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董瑶琼第二次被政府人员送进株洲市第三医院。“维权网”9月报导说，董瑶琼已于今年7月出院。她除了“痴呆反应迟缓”外，有时小便失禁也不换裤子，有时甚至在夜晚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她不许人接近她。下面，我就董瑶琼再次发声事件，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被精神病”是中共迫害异议人士的酷刑
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把“精神病院”当作“合法”迫害和关押异议和维权人士，以及上访者的手段。人权网站“民生观察”自2007年12月起至今就记录了510个全国各地“被精神病”的个案。
该网站表示，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与名誉权，如果不经法定程序就将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那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而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了，他说的任何话都会被认为是疯话，任何抗争便都是“疯闹”，强制服药、灌药、捆绑、电击则成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被看作是“迫害”，因此，“被精神病”实质上就是另类的酷刑。
重庆持不同政见者张吉林，2019年1月因在网上发表宪政民主的贴子，呼吁罢免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并到广场宣讲，而被警方先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在被羁押37天后，又直接遭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疗养”。张吉林表示，他在被“疗养”的28天里，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控制，每天必须吃下若干不明药片，身心饱受摧残，身心俱疲。湖北襄阳的维权人士袁宁女士因多次上访，2018年10月被社区维稳人员和医院护工，强行送到民政局下属的精神病医院关押了3个月。袁宁表示，医院从未给她做精神病鉴定，一被抓进去就直接给吃药，不吃就威胁打针或灌药。尽管她一直告诉医生自己没有精神病，不能被强行收治。她说：“到时间要吃药，你就去排队。口服药了后，旁边有人还要检查，打着手电筒，对着口腔里面检查，看你咽进去了吗。不按照要求吃药，或者药压在舌头下面藏药，那就要挨打。”
当今中国的精神病酷刑并非原创，而是效仿老大哥前苏联迫害异议人士的手段。前苏共就曾将政治异议人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折磨。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这是苏联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在苏联，凡被当局视做“社会异己分子”和“人民之敌”的人，不愿当“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人就会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修理。判定异见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鲁晓夫说过的那样极其简单：“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第二，中共的依法治国就是独裁专制
中共钳制自由言论；迫害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对官员的政治清洗以及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使中国人怨声载道，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它的敌人。应该说，习近平反腐曾颇有民意基础，但现在很多老百姓不这么看了。严家祺先生指出：习近平五年反腐，根本上是一场在党内、军内清除政敌的运动，这与中国历史上皇帝杀戮功臣、宿将、与近现代共产党国家清除党内反对派同出一辙。习近平的依法治国也曾得到广泛民意支持，但老百姓发现他的依法治国与法律至上和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说：他剿灭公民社会中独立于党国的社会团体、剿灭批评党国倡导宪政转型的意见领袖、剿灭促进法治和宪政转型的维权律师及各类民主维权人士、剿灭同情和资助宪政转型事业的企业界人士。他架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正常决策程序，摧毁中共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限任制而重新复辟已被废除的终身制，将掣肘党魁大权独揽的寡头专制转变为类似于君臣关系的个人专制。可以说，习近平当局的倒行逆施已经成功地让所有人成为他们的敌人，无任是普通百姓、中产阶级、权贵集团还是绝大多数中共党员。
第三，董瑶琼的勇敢正在唤醒沉默大多数
习近平希望通过对内政治极权，对外经济开放，维护中共的红色江山。但他和中共无法解决五个制度性问题：一是政治信仰危机。习近平想政治上返回毛泽东时代，但时代不同了。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中国人是有政治信仰的，尽管是错误信仰。请看今天的共产党还有信仰吗？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已接受了普世价值。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梦和中国人民的宪政民主梦无法兼容。二是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发展早已停滞，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中美对抗使本已衰落的经济雪上加霜。国有企业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但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给它打强心针、输氧。中共第二次公私合营使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信心尽失。三是开放与极权难以兼容。面对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习近平陷入两难。开放就无法掩盖真相和屏蔽言论，极权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的流通。九零后出生的孩子们没有互联网会疯掉，他们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没有网络。四是无处不在的腐败。国民党因腐败丢了江山，共产党正在重蹈覆辙，尽管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目前中共已到无官不腐的状态，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共产党无法根治腐败。极权主义社会往往是腐败触目惊心，反腐败风声鹤唳。须不知腐败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共产党自身，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五是官场权斗。极权主义国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没有分权制衡，所以权斗不断。毛泽东与刘少奇、林彪斗；邓小平与陈云、胡耀邦、赵紫阳斗；江泽民与胡锦涛斗；习近平与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和孙政才斗。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可谓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即使没有敌人，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告诉我们，极权没有出路，最终会天怒人怨；与世界潮流对抗，最终只可能是螳螂挡车，自不量力。
既然，习近平当局的倒行逆施已经内外交困、天怒人怨，但为何中国老百姓仍然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中国社会并没有大变局的氛围呢？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也是董瑶琼勇敢行为的意义所在，那就是唤醒中国沉默的大多数。
大多数中国人尽管内心对习近平当局和中共不满和怨恨，但处世之道仍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但也有人反对说，中国人为了孩子和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会群情激愤的，如假疫苗事件和P2P暴雷事件。但即使如此，也只是利益相关者局部示威游行，尚未达到香港人返送中运动的抗争程度，没有从人人为己升华到己为人人。
清华大学刘瑜教授说：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大多数德国人已经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命运，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
唤醒沉默大多数需要英雄，需要榜样。我们看到董瑶琼式的勇士不断出现，如刘晓波、高智晟、许志永、许章润、任志强、张展、孙大午、李怀庆、蔡霞等等。他们信念坚定，义无反顾，日拱一卒，在强压下显示了信仰、力量和尊严。他们承受着孤独乃至更大的代价，坚持表达和坚守。看似不自量力，但不正是微不足道的小火苗，使巍峨的大厦化为灰烬。当今大多数中国人对现状不满，但只要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发声，而真正站出来呼吁公平公正的，只要百分之一人群中的百分之一，中国的现状就改变了。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