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向毛泽东如实汇报，后来走上自杀的绝路。（网络图片）
题记：自古“人相食”要上书的，我们上书了吗？中共至今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见胡锦涛十七大政治工作报告）。
毛泽东到底光辉不光辉？毛泽东到底伟大不伟大？发生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的那场人为的大饥荒最得说明问题。毛泽东罪恶滔天，毛泽东思想臭不可闻！我们老一代的人要站出来控毛泽东，揭露他的罪恶，决不能让历史再走回头路！
田家英回四川调查
我是新繁县崇义桥（现叫大丰镇，已划归新都县）高家巷村人，老邻居都叫我小名润芝。崇义桥距成都市约二十华里，由一条成（都）彭（县）公路相连，那时是黄泥土，现是百油路。新繁县属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从未有过饥荒和饿死人的事。这里土地肥沃，一年两熟。阳春三月菜花千里，黄灿灿胜似锦绣；秋天沉甸甸的稻穗叮当作响过，像乐队在演奏丰收舞曲。因为土地全是黑黝黝的油沙土，用手一捏油就会指间溢出来。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万顷田畴再无干旱之虑，纵是老天爷三年不下雨，庄户人家只需在堰坎上放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入阡陌，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清汪汪地映日沉月，美得像幅图画。那时家家有存粮，户户养肥猪，花丛飞蝴蝶，鸡鸭满院落，牛啃路边草，狗吠陌生人，故有“天府之国”的称誉。可是，1959年至1961年这短短三年时间，竟锇死数千人之多，你相信吗？
“大跃进”浮夸之风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大炼钢铁”迫使丁壮有家难回。春不播，夏不耘，秋不收，冬不藏，外加高征购，自然酿成大祸。从1958年末，全国不少城乡相继出现饿死人的事情，高坐北京紫禁城龙椅上的毛泽东时有耳闻。1959年2月，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出得力秘书田家英带领工作组来四川作社会调查。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擅长诗词，是有名的才子，深受毛泽东赏识。此时，他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为了解到“大跃进”后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把点选在新繁县崇义桥。三年前我和他女儿曾志，还谈起这段往事。祟义桥是他外公的老家，何况舅母娘当时仍健在。人熟地熟，工作起来自然方便。他在这里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记下了他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两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的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这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三万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级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了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作假是处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壳太多了。】恍壳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的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激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他秤回的是麦麸面。
田家英，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先后待了六个月，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如实的汇报。可是毛不以为然，反认为他思想右倾，渐次不给予重用，致使田家英后来走上自杀的绝路。
目睹家乡的饥饿
1960年夏，我们“415”劳教筑路支队从云南盐津县转战西昌喜德修筑成昆铁路，因等车我们在成都待了三天。那时我是中队墙报编辑，伪装成一付接受改造的样子，因而获得一天一夜的探亲假。在这短短二十四小时的探亲中，我深深看到了故乡成都饥饿中的惨状。那天我吃罢早餐，寻着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昔日锦城繁荣的景像已不复再见，大街小巷关门闭户，冷冷清清无欢无笑。商店里虽然摆有少许的商品，但全是凭票供应的“聋子耳朵——摆设”，餐厅饭舘也是如此。行人面带困倦的菜色，走路双脚不稳，且两目不停向四面搜寻，看能否有进嘴的东西？上班的人都带着食具，只要一见有人排班站队马上跟进。一次排了很久的长队，待商店开门一看却是卖棺材的，这个笑话在流传了很久。在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忽见有个妇女追赶着一个男人，一边追赶一边叫喊：“逮住他，逮住他，他抢了我的包子。”
我举目望去，一个衣衫缕烂饥饿不堪的男人，气喘吁吁一边拚命跑，一边不停地将抢来的包子往嘴里塞，路边人没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气。当我来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时，却被儿时结拜兄弟的妈妈周母母叫住。她头发全白，拐着一双小脚，满脸笑容，惊喜地问：“润芝（我的小名），你回来了？快进来坐坐。”
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里，忙送来热腾腾的茶水，抱歉似地说：“现在不像过去，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糖啦、饼啦、油啦、肉啦、连花椒、海椒都要票，粮食嘛就那一点点，真拿不出什么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报上说你的那些事，我从来不信，看着你长大的还会有假么？！”她谈起往事没过完，对1957年报上刊上所戴批判我的那些文章全持否定态度，应了“伟人”的英明论断：“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着热茶，环顾四周，突然关切地问：“周伯伯呢？”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结拜弟兄周道炎的父亲。他是个画罩帘子的画师，一生勤奋，靠笔头挣钱，养着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反右前我常来看望他，也顺便打听下结拜兄长的下落。本来这是些孩趣之事，在1956他申请入党还向组织作了交待。他们单位十分认真，曾派人来外调问起这挡事。我当时是记者，听后好笑地说：“这是娃儿办姑姑宴（小孩们的一种游戏）的事，难道是历史问题么？”来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这是对他的负责。”
周母母经我一问，眼圈一下红了，咽硬地说：“死了，上个月初八死的。”朋友父亲去世甚感悲痛，即忙问：“什么病？”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门，耳语地道：“人老，身体不好，粮食不够吃，饿死的。”
我“哦”了声，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们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饱吗？我看你比在报社瘦多了”周母母强忍悲痛，关心起我来。我道：“四十八斤，勉强能活吧。”她放心了，显很高兴说：“这样多呀，比我们多三十斤。”
“你们才十八斤？”我听着惊了。“你以为还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么，从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说是国家遭了灾，为了支援灾区人民，不饿死人，所以要节约四斤出来。”周母母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气咻咻地道：“现在灾区饿不死人了，我们却饿死了。十八斤还是大人，不满十二岁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现在各家各户吃饭都分着吃，各人有各人的定量。你不知道呀润芝，为一颗粮食亲亲伪父子、弟兄，闹得快打破头啊！唉，我毎月要拿出两斤来帮补孙儿，他们是吃长饭的人，不能饿着了。”
“那你呢，够吗？”我为她牺牲自已保全儿孙的精神大为感动。“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死了死了万事了，不能让他们年轻人去饿死哟！”周母母长长吁口气，说到这里突然语调一转，神秘兮兮地道：“遭什么灾啊，听说毛主席把粮食拿到苏联换枪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饿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于身份关系，我不敢啰嗦，慌忙告辞快步往家里走去。家，冷冷的家，没有活力，没有快乐，死死沉沉像个地穴。继母告诉道，妻听说我要回来，一早到幼儿园接孩子去了，家里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见她老了一头，眼睛不再明亮，双颊灰黯少色，身板佝偻，一说话就咳。她伤心向说：“润芝（我的小名），你知道不，你乡下二伯去年底就饿死了？崇义桥高家巷死了不少人，有些家绝户绝种。城里也饿死不少人，前天早晨出门，没有走上两条街就踩到三个死人，唉，我不知死在哪天啊（她老人家第二年就锇死了）？就这点吊命粮你爱人硬要叫我拿两斤出来给琦琦，我还活不活啊？现在农村里什么吃的也没有，胡豆叶、芭蕉头、草根，有的人还吃观音土。那东西吃下去肚皮胀得像面鼓，不几天就会死去。唉，这日子怎么过啊！老百姓私下骂死了，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毒十倍，整人害人饿死老百姓，到它垮台时，我要拿起扠头扫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们一家好惨，鸣鸣……！”我无言以对，劝不是，顺不是，只能沉默。
廖伯康的惨痛回忆
整个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我们四川饿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接记者采访时作了如下的回顾：
“一九六0年十一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廖伯康当时是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一九六0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看，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椅子。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隆到二百三十一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四十九亿斤下降了二百一十八个亿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少收三十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跨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就往外调一百五十七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可他们还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可在这个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送信，胡耀邦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单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宝，还由胡克宝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室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杨尚昆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门，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一九六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监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一九六0年的数字，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一九六一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到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份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二百五十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翻开看了一下，又说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后来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杨尚昆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瘳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瘳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一九六一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不是继续欺上瞒下是什么？，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食是二十一斤，干部只有十九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四至五两原粮（即代壳的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二到三两，折合新秤只有一到二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四千八百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修宝成铁路、成渝铁路时边远地区运不出来的死角粮食，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么搞怎么可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一百元钱去。】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后的第四天，即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二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志、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中。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瘳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邓小平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十七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十七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六二年八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八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重庆市委党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和瘳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瘳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打。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听林也准备把瘳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到厂长。重庆原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了个副经理。（以上引文见《文摘周报》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向中央讲实情》）
这个冤案直到二十年后的1982年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主要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按照毛泽东旨意在行事。1962年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气粗腰硬一点也不承识错误。还有，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瘳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双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东！远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时，李井泉是西南区的大组长，他为虎作伥，助纠为虐，故为毛泽东引为知已。就在四川省饿死人最多时候的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员，掌管云、贵、川三省，后又荣升为中共中央政活局委员，成为书记处惹不起的“红人”。
（未完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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