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击排除党内异己，斯大林将难听的“告密”合法化。（网络图片）
提要：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为打击排除党内异己，斯大林将难听的“告密”合法化。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
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
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Ｂ.Ｃ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真理报》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
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